论关汉卿戏剧中的女性形象
2007-04-02 00:12阅读：
论关汉卿戏剧中的女性形象
及其对杂剧的贡献
摘要：关汉卿一生写了六十多种杂剧,在现存的十八种杂剧中,大多数作品反映了妇女的悲惨遭遇,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在她们身上,倾注着作者的喜怒哀乐,对她们的身世遭遇寄于无限的同情,深切的关注。关汉卿杂剧是元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它站在人生意识的高度，揭示刚毅坚强、不屈不挠是人生旅途中必要之精神，鼓励人们在抗争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命运，强调人定胜天、变革现实的意识；它颂扬人类的美好情感和崇高美德。
[关键词] 关汉卿;人物形象;悲剧;喜剧;
关汉卿杂剧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多为女性,而且有悲剧有喜剧。但是无论悲剧还是喜剧,在其中的女性人物身上都闪烁着斗争与反抗精神的光辉。无论是冤屈感天动地的窦娥,还是勇敢机智的赵盼儿,美丽聪慧的谭记儿,全都寄寓了底层人民的理想,同时也鼓舞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底层人民反抗强暴,争取公理的斗志。窦娥,是大家所熟悉的悲剧人物形象。她深受封建压迫,是个苦难深重的妇女,在她的性格当中,既有善良温顺的一面,又有性情刚烈的一面。她七岁因为抵债被迫做了童养媳,成亲不久又死了丈夫。她对生活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相信天命,遵守礼教,这就是封建社会被压迫妇女的典型性格,可以说此时的窦娥是以逆来顺受的态度来对待生活的。当张驴儿强占窦娥的阴谋不能得逞后,他便把窦娥推上公堂。张驴儿贿赂太守桃杌,在严刑拷打之下,打破了窦娥的幻想,残酷的现实使她觉醒,她的反抗精神和斗争性格也逐渐发展起来。她不仅把矛头指向桃杌这样的贪官污吏,也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社会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天地。窦娥指天骂地,实际上是对黑暗的封建社会发出了强烈的控诉和抗议,是对封建统治秩序的批判与否定。喊出千千万万受压迫者的心声。窦娥临行前立下的三桩誓愿也是一种反抗的方式,在昏庸的官吏面前,她有口难言,只好借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负屈含冤的无辜。她的冤屈不能为官吏所明,却能感天动地,三桩誓愿的实现,证明她的冤屈,也对黑暗的统治进行了强烈的抗议与挑战,表现了窦娥的强烈反抗性格。在第四折戏中,作者又要安排窦娥的鬼魂出现,向窦天章诉说冤屈,窦娥活着不畏强暴,死后仍不放弃斗争,据理力争,终于冤案得到平反
昭雪,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在窦娥的身上,寄寓了人民的理想,闪耀着反抗的理想光辉,从而使这一女性形象至今光彩不灭,永昭人间。
关汉卿的另一出戏《救风尘》则是以喜剧形式大团圆结局出现的。剧中的女主角是赵盼儿,是一个机智、聪慧具有侠肝义胆的女性形象,她用妓院中卖笑调情的手段去解救沦落于风尘之中的姐妹,这个妓女,凭着她的机智、勇敢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富家子弟周舍是风月场中的老手,他看上了汴梁城里的一个歌妓宋引章,用哄骗的手段将宋引章引入他的圈套,准备娶她回家。不想,宋引章早已答应嫁给书生安秀实,安秀实无奈,只得向宋的结
拜姐妹赵盼儿求救。此时的宋引章已被周舍的甜言蜜语和虚伪的奉承迷住了,执意要嫁给周舍,赵盼儿苦苦相劝无效。周舍把宋引章娶回郑州,一进门先打她五十杀威棒,以后更是朝打暮骂,几乎要把她折磨死。她只好捎信向赵盼儿求救。赵盼儿得信之后,没有因宋的不听劝说而耿耿于怀,而是认为姐妹之间的情义高于一切,打扮得漂漂亮亮,备好衣服行李赶往郑州去救宋引章。赵盼儿找到周舍,施出风月手段,讨得了周舍的欢心,迫使周舍休了宋引章。宋引章拿到周舍的休书找到赵盼儿,两人马上赶路回汴京。周舍找不到赵盼儿,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一路追赶而去,夺回了休书,不过那是赵盼儿事先准备好的假休书。周舍恼羞成怒,拉着她们去告官,赵盼儿拿出周舍亲笔写的休书,最后郑州太守判周舍杖六十,宋引章仍归安秀实为妻。赵盼儿的形象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作为一个妓女,她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长期的风尘生活,使她对那些衣冠子弟的内心和本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她也曾想弃妓从良,但所有富家子弟跟他们都是虚情假意,逢场做戏,对此,她的认识比较深刻。所以当她听说宋要嫁周舍时,她曾鼎力相劝,当宋有困难向她求救时,她挺身而出。不顾个人的安危向周舍进行挑战。作为一个妓女,她无钱无势,她所拥有的只是美丽和机智。在她的周密计划之下,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在斗争中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主动出击,节节胜利。而有钱有势的富家子弟周舍只能钻入她的圈套,被她牵着鼻子走。卑贱的小人物通过斗争取得胜利,对于当时同处于封建社会最底层的人民起而抗争,无疑具有鼓舞作用。其中,作者的倾向性显而易见。赵盼儿这种斗争精神,可以说是关汉卿笔下女性人物的共同特征,虽然反抗的方式不一,反抗的程度不同,但在关汉卿所创造的女性人物形象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另一出杂剧《望江亭》也塑造了一个敢于斗争敢于反抗恶势力,为了自己美满幸福的婚姻而赴汤蹈火的谭记儿形象。
谭记儿是在谭州做官的白士中的夫人。她聪明、美丽,为此被权豪势要杨衙内看上,杨衙内奏知皇帝,说白士中贪花恋酒,不理公事,骗取了皇帝的金牌势剑,欲取白士中的首级,趁机霸占谭记儿。白士中听到此消息,一筹莫展,而做为弱女子的谭记儿却订下计策,来解救丈夫。在一个中秋之夜,杨衙内在去谭州的途中同亲随侍候饮酒。忽然来了一个卖鱼的女子张二嫂,给他献上一尾金鲤鱼,并要亲自为衙内切脍。杨见此女子美丽异常,色心大动,和她一起饮起酒来。酒酣耳热之中许她要娶她做第二个夫人。酒席之间张二嫂和杨一起对对子、填词,更讨得了衙内的欢心,趁着他们酒醉之中,张借口要用杨的势剑,又要了金牌说去打戒指,连文书都骗到手,趁着他们都睡着时,悄悄的乘船走了。杨一行来到谭州捉白士中,可他拿不出势剑金牌,无奈,杨只好向白求和说:'如今你的罪过我也饶了你,你也饶了我吧!又一件,只说你有个好夫人,请出来见一面。'等他见到夫人时才惚然大悟,那卖鱼的张二嫂就是谭记儿乔装改扮的。此时皇帝也知杨奏不实,派人到谭州撤了杨的职,白士中,谭记儿夫妇得到了解救。通过以上三个女性人物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关汉卿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不是单纯地悲悯她们的不幸遭遇,而是重视她们的觉醒和觉醒之后的斗争,并对她进行热情的肯定和歌颂。从不屈不挠的窦娥,到机智勇敢的赵盼儿,以至美丽机变的谭记儿,她们都不是作者虚构的幻影,而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实实在在的人。她们虽然处在社会的底层,处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地位,却敢于同压迫者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凭着生活中磨炼出来的机智、灵活的个性,直到取得斗争的胜利。在构成这些女性群像的现实主义基础上,作者采用了浪漫主义的写作方法,使她们的形象栩栩如生,而且具有广泛的、深刻的社会意义,成为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漩涡中被压迫者的精神面貌的最真实、最本质的反映。
关汉卿是我国一位卓越的戏曲作家。确确实实，他的杂剧在反抗封建权势和封建道统，张扬人民意志和民主精神方面，是具有典范意义的。不过，这并非关汉卿杂剧的全部，从另一个角度探索，关汉卿杂剧还具有更深层的意蕴。换句话说，关汉卿杂剧的更重要的一个贡献，是在表现上述主题的同时，能站在人生意识的高度，揭示刚毅坚强、不屈不挠是人生旅途中必要之精神。鼓励人们在抗争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命运，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极力强调人定胜天、变革现实的意识。
首先，从关汉卿杂剧的情节结构来看。翻开关汉卿的杂剧，我们便可看到忠臣义士、官绅士民、书生妓女、才子佳人……等人物形象，形形色色，呼之欲出。然而，不难发现，剧中的主人公，大都是一名抗争者，他们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并且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最后马到功成，以胜利告终。比如《窦娥冤》中负屈衔冤的窦娥，为平反昭雪，她不断地与市井无赖张驴儿斗，与昏庸官吏桃杌太守斗，与天地鬼神斗，被斩首后，其阴魂还要申诉冤屈，最终达到“万剐了乔才”，把“屈死的於伏罪名儿改”的目的。《救风尘》中侠肝义胆的赵盼儿，一心要救姐妹宋引章出火坑，以风月手段与恶少周舍斗争周旋，来来回回四个回合，终于使周舍落得个“尖担两头脱”，鸡飞蛋又打，结果她是大获全胜而归。此外，其余各篇的主人公，或是幸福生活和爱情自由的执著追求者，如杜蕊娘《金线池》、王瑞兰《拜月亭》、谢天香《谢天香》中的妓女谢天香，虽没有惊天动地的语言，也没有英勇壮烈的拼搏，有时甚至显出一些自卑情结。但是，她追求的唯一的人生目标从来未曾动摇：“怎生勾除籍不做娼，弃贱得为良”，“做个自在人”，或是抵御外侮，为国效节的忠臣义士，如关羽《单刀会》，或是惩恶扬善与恶势力作坚决斗争的勇敢之辈，如谭记儿《望江亭》、玉母《蝴蝶梦》……还有千方百计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弱女子──燕燕《调风月》等等，他们最后都不同程度地达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甚至被认为是“突出地宣扬了封建孝道和‘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思想”[1]的《陈母教子》，也十分强调了剧中主人公陈母严厉教子，一丝不苟，坚韧不拔，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她所有的儿子皆如愿中了状元。
从关汉卿杂剧的这种构架特征来看，并非是无意识的。德国剧作家弗莱塔克说过：“戏剧的任何一个巨大的效果，其最终原因并不在于观众消极接受印象的需要，而是在于观众心里不断要求创造制作的强烈愿望。戏剧诗人迫使观众进行再创造。人物、痛苦和命运的整个世界，观众必须在自己心里复活；一方面观众情绪高度紧张地接受印象，同时另一方面又在进行着最强烈、最迅速的创造性活动。”[2]而要达到这样强烈的剧场效果，使观众感到剧情真实，并与他们的生活相粘接是很重要的。从关汉卿杂剧的情节题材来看，含有很多偶然性。比如《窦娥冤》中，窦娥是非常不幸的，虽说封建社会中，被压迫者惨遭不幸是共同的，但是，窦娥7岁做童养媳，19岁丧夫、又遭张驴儿逼婚这些经历，又是有着个别性的。而关羽单刀去赴会，更是常人难遇的事。所以，如果说关汉卿提供的这些题材，仅仅是让观众、读者客观地去看一个负屈衔冤的女子的昭雪过程，或者欣赏关大王的大勇大智的行为，这是十分不够的。我们知道，任何题材的作品，它的艺术价值在于是否有人生的依托。从关汉卿杂剧的构架来看，无论是写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的喜剧，还是叙窦娥冤情感天动地的悲剧；无论是关大王单刀赴会这类历史题材，还是诈妮子调风月这些金元现实题材；无论是表现英雄豪气，还是叙说儿女柔情，其目的可以说不仅仅在把作品中的人和事纳入人生的轨道，呈现于观众和读者面前，而更着意在偶然中，揭示其必然性，着意从个别的人和事之中超越出来，在总体上品尝人生况味：人生道路荆棘丛生，困难重重，只要不折不挠，奋力追求，就有达到光辉终点的希望。其中强调人在不同的生活道路上必须具备一种向上的力量和精神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从总是以胜利为结局这个模式来看，在正义这个前提下，有了这种精神，弱可以羸强，少能够胜多（在关汉卿杂剧中，邪恶势力的代表，无论玩弄什么手段，毫无例外的都以失败告终）。诚然，这种具有亮色的结局，或者是大团圆结局，与我国古代戏剧情感圆转模式等传统、规律有关。但是，这种结局安排，对于有意宣扬刚毅顽强、不屈不挠精神的关汉卿杂剧来说，不能不承认它有一种展示前程、鼓励奋斗的独特意味。
其次，从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来看。在人物刻画方面，关汉卿是颇具成就的。他的杂剧中各类人物形象，千姿百态。但较集中地塑造了一批被压迫妇女的形象（在关汉卿的14本戏中，有11本是以妇女为主角的），“如善良刚强的窦娥、泼辣老练的赵盼儿、有胆有识的谭记儿、温柔多情的王瑞兰、娇憨倔强的燕燕、坚韧沉着的王母，无不跃然纸上。”[3]关汉卿生活的时代、是阶级、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时代，老百姓生灵涂炭，被压迫人民忍辱负重。但是，关汉卿没有把重点放在反映人民的深重灾难，表现社会低层那些孱弱女子的凄凄惨惨戚戚，而是“更热衷于选择一些坚毅倔强、敢作敢为，能忍辱负重、甚至略带几分粗野泼辣的女性作为剧中的正面人物”[4]，其中，作者鼓励抗争的创作倾向，十分清楚。另外，关汉卿在塑造人物之时，既能突破人物性格单一化的模式，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复杂性，又能突出她们多种性格特征中的基本特征。以《窦娥冤》为例，窦娥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一名劳动妇女，她具有善良、正直、勇敢、坚贞等多方面的性格。她对丈夫的坚贞，对婆婆的善良、孝顺等等，表现出来都是十分凄恻感人的，但从全剧的主要内容──窦娥与恶势力的斗争来看，这个悲剧给观众的感受不完全是眼泪，更多地传达了被压迫者血泪的控诉，愤怒的抗议。尤其是在高潮部分的第三折，让临刑前的窦娥呵天骂地而上，向代表着封建社会根本秩序的天地鬼神发出一连串质问，狠狠地抨击了“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不公正社会，并对天立下三桩“无头愿”，逼令天地改变常态来昭示自己的冤屈，使天地为之变色，阴风为之怒吼……她凛凛然不可屈的气概倾倒了千百万读者、观众，勇敢反抗的精神发出了熠熠夺目的光芒。与此同时，人定胜天，变革现实的意识也得到了具体体现。再如《拜月亭》中的王瑞兰，是个腼腆羞涩、温柔文静的大家闺秀。平日里“听得绰的说个女婿”，便“悄地低了咽颈，红了面皮”，但面临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和执行者──父亲生拆她与蒋世隆的婚姻时，她多次痛斥父亲是狠爹爹，并把父亲比作“猛虎狞狼”、“蝮蝎顽蛇”。当她父亲给她另择新婿时，她公开抗议：“他则图今生贵，岂问咱夙世缘，违着孩儿心，只要遂他家愿”，“俺狠毒爷强匹配我成姻眷，……”怒不可遏，毫不留情。真是“柔软莫过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5]。最终她还是羸得了胜利，与世隆团圆成婚，尽管这种婚姻是通过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的调整而成就的。杜蕊娘、赵盼儿、王母、谭记儿、燕燕、刘倩英等这些女主人公，她们都分别具有正直善良、温柔纯真、热情豪爽、舍己为人等多方面的性格特征。而她们在不同的矛盾冲突中，又都表现出这么一个共同的特点──坚强、反抗、不屈不挠。在《蝴蝶梦》中，我们看到王母不仅自己刚毅顽强，还吩咐儿子即使到了阴间也要“把那杀人贼推下望乡台”，并以金、铁、石作为儿子的名字。令包公都慨叹：“庶民人家取这等刚硬名字！”这些情节虽然细小，作者的意图却一目了然。假如说剧中写女主人公具有刚烈性格，最终都达到奋斗的目的是属于对这种性格的正面肯定的话，那么，宋引章面对周舍的欺凌，不知所措，而遭受“朝打暮骂”这类描写，则从反面指出人的刚毅反抗性格的重要性。由上可见，坚强、反抗、不屈不挠正是关汉卿赋予他笔下妇女性格的一个核心内容。他所塑造的这些具有丰富复杂性格的妇女，大都以坚强、反抗、不屈不挠作为性格的主导方面。关汉卿如此极力强调女性的坚强刚毅、不屈不挠，而不是多愁善感、温顺柔弱，这本身就说明了关汉卿杂剧不仅是元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更是一只嘹亮的号角，始终激励着人们奋斗前进。
此外，其他作品都有这两方面的特征，如《杜蕊娘》描写的是妓女杜蕊娘与秀才韩辅臣之间的爱情。一个是“今日个漾人头厮摔。含热血厮喷，非辅臣不嫁；一个是誓与蕊娘“生则同衾，死则同穴”，非蕊娘不娶。情真意痴，十分相爱。《望江亭》则通过谭记儿救丈夫智夺势剑金牌的过程，体现终成眷属后爱的坚定执著和无私奉献。关汉卿这些爱情题材作品，除了给我们描述才子佳人的动人故事外，上述两个特征显示其更大意义在于引导接受者去感受人类爱情专一的美好情感和历史趋向。乐善好施，舍己救人，是人类美德的另一方面。这方面的描写，在关汉卿杂剧中比比皆是。具有侠义色彩的风尘女子赵盼儿，一听说同行姐妹宋引章要嫁恶少周舍，便马上提醒她不要被“这子弟情肠甜似蜜”所迷惑。苦口婆心，好心相劝，完全是担心宋引章出了火炕，又进苦海。由此已见赵盼儿主动替他人着想的友善之情了。更可贵的是，宋引章嫁给周舍后，遭受毒打，看看至死。赵盼儿又不计前嫌，担风冒险，挺身相助。自始至终都以拯救自己的阶级姐妹为己任。王母的三个孩子因替父报仇，打死仇人而被关进死牢。王母每次给他们送饭，都是前妻的两个儿子优先。但判决必须有一个人偿命时，她则豪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亲生子王三：“第三个哥哥休言语，你偿命正合去”。王三果然该死吗？应该说他与两个哥哥有着同等的求生机会。王母无情吗？她也因想到“十月怀耽，乳哺三年”而泪落涟涟。在极度的矛盾痛苦中，最后她还是作出了弃子救人的决定。不管她动机如何，她行为的结果是大贤大德的。窦娥在这方面就表现得更加突出了。在审案过程中，窦娥被打得皮开肉绽、魄散魂飞也没屈服，可一听官吏以打她婆婆相威胁时，就情愿招了。可见她并非畏惧酷刑，而是担心婆婆受苦。而且她对“招”的后果是很清楚的，她对婆婆说：“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为了他人的平安，毅然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天地能不为此感动吗？……托尔斯泰说过，一个人看上去很平常，等到严酷的命运来敲他的门，一种伟大的力量──人类的美的力量，就在他的心里汹涌起来。关汉卿杂剧中这些生活在社会低层的寻常人物，虽然所处时代不同，遭际境遇不同，行为方式也不同，但作者却让他们共同具有舍己为人的英雄壮举。由他们的壮举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人类的美的力量。显然，关汉卿在他的杂剧中就是要讴歌这种“美的力量”。他将助人急难、舍己救人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及人类的高尚品质，大量地熔铸于作品人物形象之中，使观众、读者在观赏剧情的同时，得到美的力量的鼓舞，连乍看上去情节滑稽可笑的《谢天香》，只要细细读来，也可发现尽管钱大尹常置谢天香的痛苦心情于不顾，甚至有些恶作剧。但他千方百计“完璧归赵”，最后使天香与柳耆卿欢乐团圆之为，同样呈现出笃于友情、助人为乐的光彩。
由上可见，关汉卿杂剧无论写哪一方面题材，总是把歌颂正面人物的高尚品德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无论歌颂人类哪一方面的美德，又总是将其代表人物置于尖锐的戏剧冲突（经常是伦理冲突）中去塑造。这正切合了中国人以道德标准衡量一切的传统民族心理，适应了中国人追求道德美的民族审美趣味。因而，关汉卿杂剧如此集中地表现具有中国民族性的道德美，不仅“使道德美本身显出戏剧性效果”，同时，对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引起了观众高度的情感共鸣，起到了教育、鼓舞人们的作用。
关汉卿杂剧这两个方面的贡献是相对独立，有所侧重的，如果说肯定被压迫者的不屈、反抗是强调力量之伟大的行为鼓励的话，那么，歌颂高尚美德则是突出品格之高贵的内心善美的要求。其实，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互相统一的。因为，无论是反映人类社会实践中力量之伟大，还是品格之高贵，都令接受者产生一种崇高感，使作品体现出崇高之美。我们知道，崇高感是指审美主体在崇高的审美对象的感染、刺激下，产生的惊赞、敬畏、庄严、豪迈的情感反应，同时激起奋发向上的精神而得到的审美感受。由此不难看出，关汉卿杂剧不管是反映人物内在的善美品德，还是表现人物外在的无穷力量，显示人生的真正社会价值，激发人们奋发向上的情感，是一个重要目的。这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元代，乃至今天，其价值及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对关汉卿杂剧这些贡献应该给予重视。
参考文献：
[1] 《关汉卿戏剧集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2] 转引自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63页。
[3][4] 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下），第66、58页。
[5] 无名氏：《陈州粜米》，见臧晋叔《元曲选》，第一册，第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