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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贵州大学的影视文化教育之路

2024-01-08 15:38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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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贵州大学建校120周年回忆录
我与贵州大学的影视文化教育之路
黄俊杰
值此贵州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能以回顾一下我与贵州大学的影视文化教育之路，我感到这是在我一生中莫大的荣幸。
因为我基本上是在贵大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在空前绝后压缩招生人数的1962年，也就是我19岁时考入贵大中文系就读，直到1966年毕业留校任教退休至今。贵大就是我的故乡，贵大师生就是我的乡亲。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物一景以及它们的生生息息、发展变化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都刻下了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的情感记忆。 我与贵州大学的影视文化教育之路
我与贵州大学的影视文化教育之路

我与贵州大学的影视文化教育之路
我与贵州大学的影视文化教育之路
我与贵州大学的影视文化教育之路
我与贵州大学的影视文化教育之路


于我而言最值得回忆的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上世纪80年代中叶），在省政府各有关部门和贵大各级领导亲切关怀、支持和指导下，我得以克服重重困难在自己的“故乡”贵州大学破天荒地率先开设了一门当时全国少有、省内绝无仅有的“电影课”，对此我感到无比地荣幸和欣慰。我不敢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我必须借此机会向各级相关部门和相关的领导、老师乃至于广大的同学们由衷地致以无比崇高的感恩情怀和谢忱！
当然，现在看来已经不足为奇；然则在当时的大小环境下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记得总支书记王天齐同志就说：“黄俊杰是自己去找了一块硬骨头来啃。”教研室主任李惠民老师也不无关怀地说：“我真的为你捏了一把冷汗！”我知道他们都是好心，然而正是这些善意的担心在激励着我。
首先需要突破的就是陈旧的传统观念。且不论在几千年封闭的国度，即便是在先行开放的西方，要突破传统观念将人们视为“杂耍”的电影引进神圣的大学殿堂并不是那么简单易行之事。匈牙利的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颇有感慨并极力呼吁：“我们的许多学院都设有文学系和各门古老艺术的专修课，但是就没有为我们今天的新兴艺术——电影，设立专科。”“艺术的命运和群众的鉴赏是辩证地互为作用的，这是艺术和文化史上的一条定则。”“要使每一本关于艺术史和美学史的教科书最后都加上关于电影艺术的章节；要使电影艺术终于能在我们的大学讲座中、在我们中学的课程表上都占有一席地位；否则，我们这一世纪最重要的艺术现象不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意识里深深地扎下根子。”【1】其实尽管早在1919年前苏联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国立电影大学，1947年布拉格创立了设有电影艺术理论课程的艺术学院；但仍旧是绝无仅有、极为孤立的现象，要到五六十年代西方各大学普遍开设电影艺术课程以后才蔚为大观。然则我党建政的前三十年基本上都是在搞“政治运动”，我国直到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零零星星地有几所大学（比如川大等）开设电影课程。在贵州除了省电影公司的《电影评介》杂志开辟了一个电影知识刊授栏目之外，各大专院校基本上没有电影艺术课程。有鉴于此，当时的全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棐和秘书长罗艺军等著名的电影评论家都不遗余力地上下呼告，开始也是收效甚微。在当时的大专院校开设此课的确实寥寥无几。所以我想到这其次的原因除了观念之外，恐怕跟当时的师资力量和硬软件设备的匮乏大有关系。
我从小喜欢看电影。我出生在早前的专区所在地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镇远城关，近现代的市井文化艺术诸如戏曲、曲艺、通俗文学等对我影响不小。50年代军分区周末的露天电影与民同乐绝对少不了我们这批少年儿童。什么《白毛女》《翠岗红旗》《龙须沟》《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早期国产片以及前苏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攻克柏林》《山地大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共产党员》乃至印度的《两亩地》、法国的《罗马十一点钟》等一大批早期的中外电影都是在这一时期观看的。出于好奇，对电影的拍摄技巧和相关理论也特感兴趣。觉得大学中文系既然有“戏剧文学”，为什么不能有“电影文学”！在贵大中文系教师欢送本系中年教师汪炯华和李燕群夫妇离校赴港的聚会中，我曾私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部分老师（当时尚未恢复学衔，中青年教师均无职称）并向他们请教。没想到像蒋希文这样以传统音韵学著称的老先生都极表赞同，认为只要条件许可，应该开设此课。他对自然语言如何“打入”电脑（他的原话就是“打入”而不是“输入”，可能跟输入不同吧）也发表了一通见解。真没想到啊！复旦大学毕业专攻《诗经》的张启成老师和人大毕业的新闻学专家江泽纯老师也都极其赞赏。说开设此课不仅要看大量的电影，还要阅读大量的理论书籍。他们认为我尚属“少壮派”，抓紧钻研还来得及。江泽纯老师当即给我开了一批电影理论书籍如普多夫金的《论电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爱森斯坦的《蒙太奇在1938》，贝拉巴拉兹的《电影美学》，爱因汉姆的《电影作为艺术》，袁文殊《电影随想录》，夏衍《电影论文集》等，而且在贵大图书馆都能借到。我兴致勃勃地钻研起来。后来知道这些著作已属“昨日黄花”了，但仍旧是入门不可或缺的向导和基础理论。
截止当时，电影诞生还不到一百年，但发展很快，它已经走完了其他艺术从发生、发展到成熟的全过程。所谓传统偏见在当时的中国其实也主要还是在社会上，而在大学的知识分子当中，至少我知道在贵州大学中文系的有识之士当中早已不持偏见了。这是我的“福分”。这也充分表明，当时贵大中文系的学术氛围不仅保留着最古老的传统而且还很有前瞻性。我很激动，也“蠢蠢欲动”。我曾在教务处主办的《教学研究》刊物上发了一篇旨在呼吁电影应该进入庠序殿堂（包括中小学）的论文《影视文化与传统语文》【2】，后获省政府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论文类的优秀科研成果奖。
改革开放以后高校开始恢复学衔制。机遇果然来了，我刚评上讲师不久，中文系号召讲师以上的教师都必须开一门“选修课”，我好高兴，当即报了“电影”。系主任徐达教授非常支持。并批准我先行外出考察和进修。当时在西南片区只有四川大学朱玛教授开了这门课，叫《电影文学》，并编有教材。于是我的第一站就是先行到川大考察学习了一个学期。期间还在峨眉电影制片厂见习了神话故事片《神奇的绿宝石》的拍摄过程，对电影的制作程序总算有了点实感。我把学习心得都通过信件向教研室作了汇报，得到李惠民教授的认可和表扬。我的劲头就更足了。接着机遇又来了，我国唯一的也是当时整个东南亚都是唯一的一所电影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要招收一批电影理论和电影编辑学员。又是在系主任徐达教授的支持下、经由省文联介绍推荐(北京电影学院尚属文化部管辖)、并提交了一篇电影评论文章而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专攻电影理论。整整两个学期，除上午上课外，下午和晚上都在北京电影资料馆系统地观摩了大量的中外名片，特别是外国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纷纭复杂的代表作品。如襁褓时期的法国电影，上世纪20年代欧洲先锋电影，前后不同历史时期的苏联蒙太奇电影，英国记录学派电影，美国新旧好莱坞电影，法国新浪潮和左岸派电影，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新德国电影，香港和台湾电影，日本电影等等不一而足。每天四部，两个学期至少也不下于800部电影。这些珍贵的资料电影不仅在当时条件下很难看到，就是现在的音像商店只怕也是难以寻觅的。确实堪称大开眼界、饱享眼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感性知识。特别是能够听到当时全国电影艺术理论界的许多著名学者和教授的精彩讲课（不是讲座，而是一系列连续的课程讲授）。如全国著名的影评权威钟惦棐先生，著名电影评论家北京电影学院黄式宪教授，科学院的著名电影学专家郑雪来先生，电影文学理论家北京电影学院于倩教授，电影史学家陈荒媒先生，著名电影导演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谢飞教授，著名电影导演北京电影学院郑洞天教授，剧作美学专家北京电影学院王迪教授，北京戏剧学院戏剧理论家谭霈生教授，著名电影翻译家、电影理论家北京电影学院周传基教授，世界电影史学家北京电影学院孔都教授、胡滨教授等都为我们专门开课，系统地传授理论知识。学习固然紧张，但所受教益实实匪浅。当然也还得力于该校丰富的专业藏书与最新资料。当时的西方世界已广泛流行巴赞和克拉考尔的“长镜头理论”和纪实美学，还有所谓的 “后现代电影理论”也开始流行。我着重研读了纪实美学的代表著作即巴赞的《电影是什么》和克拉考尔的《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课堂讨论时，不少同学都偏向以长镜头理论否定“蒙太奇”，我和少数同学却坚持认为，二者各有短长，应该是互补的关系。无论理论或创作实践都是不可偏废的。
我一边进修一边备课。1984年学成归来即于次年下半年在贵大中文系及后来增设的新闻专业较为成功地开出了《影视理论与影视艺术鉴赏》（俗称“影视文学”）。此课后来在全国首届普通高校教育评选活动中获优秀教学成果奖，表述的题目是《新课开设与新手段的初步实施》【3】。
当时的贵大尚未并校，还是一个规模有限的传统的纯文、理的综合性大学，条件极为有限，硬软件设备都极其匮乏。好在校系领导都极为重视，特请电教科负责人史悠老师设法 到省外高校转录了一批北京电影学院储存的中外电影资料片录像磁带，电教科杨瑞云、谢小波、张振华、张国顺等同志每周为教学班放映一个下午的录像。如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一个国家的诞生》，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普多夫金的《母亲》，好莱坞电影《乱世佳人》、《魂断蓝桥》，新德国电影《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现代好莱坞电影《现代启示录》《猎鹿人》，伯格曼现代派电影《野草莓》等。当时根本不可能有时下规模的多媒体教室，好在学生的兴趣特浓故积极性也很高。为了能有一个影院观片的良好效果，同学们便自发地在全校范围内成立了“电影爱好者协会”，并与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取得联系，学校也特批不定期地在本校举办电影周活动，为学生放映具有教学价值的甚至是有争议的时新电影，如《黄土地》《青春祭》《老井》《人鬼情》《芙蓉镇》……一时间竟引起轰动效应，其他院校的学生也都蜂拥而至。以至学校不得不请来学校保卫科人员出面维持秩序。为此也有个别不理解的教职工不无抱怨地说：“贵大怎么变成‘电影学院’了！”因惊动太大，我也曾为此感到不安。
现在回想起来，我终于明白这是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过渡时期难免的短暂现象。我特别感激的是校系领导一直都是十分理解地鼓励我继续坚持下去，教务处设备科还特别为本课教学购置了1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记得当时的教务处处长佘长虹教授曾深入教学第一线与我联系，解决了许多有待解决的细枝末节问题。随着形势的好转，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有了设备齐全的多功能的多媒体教室；兴奋之余我废寝忘食地为本课教学根据自己编写的教材制作了全程课件，增强了本课应有的直观动像视听效果。本课的教学渐渐步入正轨。选修本课的学生逐年增多，以至成了中文系的中文、新闻和文秘三个专业的“必选课”。其他系科或其他学术团体乃至于外校也不时邀请本人举办学术讲座。我也十分乐意这种社会性的义务教学（无报酬）。
在贵州高校中，此课开设最先是贵大，其次是民院（即今贵州民大），接着贵阳师院（即今贵州师大）乃至于专州地区各师专也陆续开设了电影选修课。贵阳地区几个学校的学生相继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电影爱好者协会”，配合省电影公司《电影评介》杂志和省影评学会、省电影家协会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与影评活动。还不时邀请北京的专家学者如周传基、孔都、黄式宪等前来贵州开展学术讲座。以至周传基教授一度感到惊讶，乘坐在从贵阳到花溪的车上半天转不过弯来：“我们怎么会来到这相对闭塞的省份开展电影学术活动和讲课？！……”省影评学会（本人系该会副秘书长）多次在全省范围内主要面对大学生开展影评征文活动，贵大学生的获奖名次无论个人集体均名列前茅（有的集体奖状都交由老科协陈列起来了）。为了鼓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我也曾邀请省影评学会有关领导亲临贵大颁奖；不时还邀请电影学院的教授亲临贵大讲课。
这期间我深深感到，教、学确实是一个互动相长的过程，对我促进很大。因无教材，我只好自编了一套适合学生学习的最新教材《影视美学原创与影视评论写作》（此教材后来正式出版于2002年获全国高校学会影视教育委员会优秀科研成果教材类二等奖），而且在全国性的电影专业刊物如《八一电影》《当代电影》《电影创作》《电影评介》等以及学报上发表有关电影的学术论文和电影评论文章多达一百余篇。其中有若干篇如《关于喜剧电影的幽默情境与艺术真实》《论我国纪实性电视剧的品式》《纪实美学在影视剧中的生成和发展》等被重要学术期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电影电视艺术研究》全文转载，有10来篇作存目处理。有2篇先后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论文类优秀科研成果奖。论评文章多为学界报刊引用。时下能统计到的尤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8日第3版“评论”栏目所登载的论文《文艺创作须有历史文化责任感》引用率为最高。该报同年5月26日“学林”专栏还全文登载了我的自传体文章《我的影视美学教研之路》。在我授课的班级中以影视艺术作为选题撰写毕业论文的所占比例也相对较高，各教学班每学年都不少于10篇左右，而且经过答辩，成绩均为优良。
上世纪90年代我晋升教授进入新千年后，人文学院中文系由李朝龙教授牵头、管科系黎启全教授相协助的美学硕士点正在申报当中，我有幸被吸纳作为影视美学方向导师并积极提供相关申报材料，于2002年申报成功并面向全国招生，本方向开设了《影视美学研究》和《影视文化研究》等专业方向学位课程。本方向招生人数逐年增长，直到退休共招收了影视美学研究生13人，截止2010年本方向已招收影视美学研究生20余人。他们的毕业论文成绩均为优良，为贵州的影视理论研究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档次。这期间本人公开发表的论评文章无论数量质量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除在省政府两次获奖之外，在全国高校学会影视教育委员会也两次获奖。并于2002－2004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荣获奖励晋升工资一级。
研究生毕业后多为省内外高校影视文化类课程的教师（均获副教授以上职称或具备继续招收研究生资格），有的在电视台供职并主持相关栏目采编工作、积聚实践经验加深理论修养而著书立说，有的还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这些对我来说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慰籍。本方向或全校影视美学理论教学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本方向尚有北京传媒大学毕业的教授以及本硕士点毕业的副教授等，再加上哲学系学识渊博的后起之秀，至今还保留着继续招生的资格从未间断。

二
贵州大学自从2002年设立美学硕士点，电影美学终于有了自己的立身之地。但理论研究课程缺乏实践课程的支撑，除了到电视台有限地见实习之外，本科学生和研究生的的影视教学环境和学术氛围仍旧显得孤寂和美中不足。
为改变这一状况，我带领学生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贵州影视剧的创作与拍摄。多次被邀请出席省委宣传部、省文联以及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省电影家协会、省电视剧制作中心等文艺机构组织召开的关于贵州影视剧的研讨会。凡有可能我都带上学生列席参加，让他们也能接触社会开阔眼界。比如2009年2月27日，在省文联和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举办的、关于贵州第一部自主拍摄拥有版权并以绝对优势胜出央视黄金时段播放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杀出绝地》的研讨会上，我作了题为《闪烁着革命历史亮点的贵州红色文化》的首席重点发言。林华、何天洋等研究生也获准发言。得到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军同志的赞许和表扬。他说在其他省份，研究生要参加这样级别的会议一般是很难得的。之后，在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文艺创作专项资金的资助下，贵州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和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组织编选的《坚守与跨越今日文坛》系列丛书也陆续刊登了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大型论评文章。我的《略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电影》（第5辑》，学生何天洋的《后现代语境下主旋律电影叙事策略变化的成因分析》（同上），学生陶然的《论意境在中国电影里的传承与嬗变》（同上）等十余篇。这种补救性的教学环节看似偶然，但对于学生们来说则是获得实惠的十分难能可贵的机会。即便现在已经退休，凡有机会我也还会继续协助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如文化厅组织编写《贵州艺术史》，我即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动员学生承担了撰写“贵州影视艺术史”的任务。何天洋的《贵州电视艺术史》单行本已经正式出版问世，时下我与另一年轻学者的《贵州电影发展史》也正拟出版单行本。
最值得庆幸的是，自从贵州大学并校以后，教学环境与教学条件又有重大提升。由于规模不断扩大，条件不断成熟，加之院系专业学科的日益增多，有关影视文化的课程也在不断地增加。专业分科的细腻化趋势促成了全校有关影视文化方面的课程也逐渐扩大、科目繁多，确实堪称“鸟枪换炮”今非昔比。特别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学科越来越多，影视美学的理论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创新的环境氛围及教学条件。这也充分显示了贵州大学的并校功绩和规模效应。在我所见证的贵大历史中，仅此一斑便足以证明并校后的贵州大学确实具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什么“今不如昔”的九斤老太哲学可以休矣。
比如迄今贵州大学文传学院所开设的影视相关课程除《影视文学》《影视美学》之外尚有《传播学》《传播学史》《大众传播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电视节目制作》《影视人类学》《影视文化概论》《广播电视深度报道实务》《记录片研究》等，其他诸如艺术学院还设有表演、导演、动画、节目主持等相关专业。
近年来在艺术学院增设的戏剧影视学专业即由贵州大学新闻传播学、影视与戏剧学、文艺美学（影视美学）整合而成，是贵州省唯一培养戏剧、电影、广播电视专业人才的教学单位，拥有贵州省该学科实力最强的师资队伍，有着丰厚的科研成果。曾获得文艺美学硕士二级授权点，2006年获新闻学硕士二级授权点，2011年获得艺术学一级硕士授权点。学科整合，近年来形成了影视戏剧表导演、数字媒体传播研究、民族文化视觉传播研究、影视美学、影视媒介社会认知研究、播音与主持、动画、摄影等特色优势学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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