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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城河流水潺潺，自六广门侧面流入贵阳城，与中华北路、中华中路、中华南路大致同向，贯穿全城，在大南门与次南门之间注入南明河。
贯城河穿城而过，一路有沙河桥、普陀桥、化龙桥、苏家桥、北门桥、狮子桥、贯珠桥、六洞桥等横跨其上，这些桥都是中式传统的有石头栏杆的拱洞桥。还有一些连接两岸小街小巷的小桥，大部分无栏杆，无拱形桥洞，也许没有正式名称或被人遗忘，附近居民都统称之为“平桥”。
贯城河只能算一条小河，河道宽度一般三十来米，水不深，三十厘米上下，但常年不断。河边常有妇女们在水边石墩前浣洗，用棒捶捶打铺在石头上的衣物，也常有小孩在河水中嬉戏。
贯城河也有涨水的时候，尤其是化龙桥以下，那里河道较窄较深，是岩石河床。有的地方还乱石嶙峋，而且有一定落差。大雨过后，河水奔腾而下，击石拍岸，涛声轰鸣，很有些气势。化龙桥是贯城河上最高的桥，比下游不远平坦地段的苏家桥高得多。记得1952年有一次夜里暴雨使河水猛涨，苏家桥被淹没，水平面已上涨高达苏家桥边一家供销合作社的天花板。记得第二天一早我们去看热闹时，这家商店的商品不少还浸泡在水中，一片狼藉。
1952年，立于贯城河北门桥北侧的民国桐梓系军阀，省主席周西成的铜像被拆除，原址改建为街心喷泉，原“铜像台”名称从此被“喷水池”替代。几乎同时，对贯城河的改造开始进行。从沙河桥以下，在原来的自然河床正中挖出下水道，上面盖上水泥板，工程一直延伸到六洞桥直达贯城河流入南明河的河口，这在当时算是很了不起的工程了。喷水池附近的苏家桥至北门桥那一段，河道比较平坦宽阔，市政部门还在北门桥下筑过低坝，形成一个水深半米多的小水库模样的水域。许多小孩还去那里游泳戏水，大部分都赤身裸体，贵阳话叫做“打光胯（音kà）洗澡”。北门桥桥上满是看热闹、逗笑的人。
自从进行了这项改造后几年，不知什么原因，在市民们的不知不觉中，贯城河水逐渐减少，甚至干涸，也许是通过下水道流走了。我们到南明河去玩耍有了捷径，从苏家桥下到河道上的水泥板“大道”上，一路畅通无阻地直奔南明河。河里大多时也会有少量流水，然而已经不再清澈，往往发黑发臭，北门桥下那道低坝拦成的水域成了藏垢纳污的地方。也就这样，几年间，洗衣的妇女和嬉戏的儿童从贯城河上消失了。
在这第一次改造的十多年后，贯城河河道两岸之间开始浇灌上厚厚的钢筋水泥，上面变成道路、停车场、商场；贯城河盖上了严实的盖子，彻底成了不见天日的“下水道”。接下来，河面上的桥梁也从人们的视线中逐步消失了。近20年来，来往于昔日桥梁上的行人和驾车者也许根本不知道，脚下的道路与一般平坦大道没有什么不同，曾经叫作普陀桥、化龙桥、苏家桥、北门桥、狮子桥……，更不知那榭桥下面曾有过的潺潺流水。
说到贯城河的河水和它的变迁，也顺便提一下它周边曾经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水井。
六十年前，贵阳虽然已经有了自来水（开始时叫作机器水），但用得起自来水的人家户很少。陕西路一条街就只有江西籍颜料商梅岭先的梅家大院里有自来水，显得很阔气。大多数人家吃、用的都是井水。贯城河沿岸的水井不少：在铜像台周边，四川巷、三才巷有四眼井、四方井；三民东路有上元井。上元井较大，因一旁有三官殿，这口水井就俗称为“三官殿”，一般人甚至忘记了它的原名。陕西路、三民东路一带的人家都用“三官殿”的井水；铜像台往三民西路一侧有薛家井、龙井、沙井、月亮井，大十字有黑羊井，再往下游去，六洞桥东边有小井坎，等等。
有人专门挑井水卖，基本是定向定点供应雇主，间或也沿街叫卖，供应“临客”。记得好像是两三百块钱（1950年代初期的币制，等于其后新币制的两三分钱）一挑。
水井的水通常都是清亮的，偶尔遇到大雨暴雨过后，井水也有稍微浑浊的时候；这时人们就放点明矾在水缸里，用明矾的吸附作用把水澄清。那年月，水桶和水缸是家家必备的器具。
1953年前后，市政府开始在城内建立自来水站——市民简称其为“水站”，每条街都有。市民开始就近到“水站”挑水，除了水井附近的居民，井水逐渐被自来水取代。自来水初时一分钱（有“水站”时已经进行了币制改革）可买两个水牌，一个水牌可买一挑水，规定一挑水为80斤。由于各家水桶不一样大，于是自来水厂在较大的水桶上用红漆或其他标记划一道杠，标明这是80斤水限规定到达到的高度。
十多年后，自来水逐渐进入普通家庭，“水站”也完成了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贯城河上，六十年前的乡镇遗风
贯城河曾经是贵阳城的中轴线。那时，南明河还是南面城区与郊区的界河。市西河基本在郊外，从二桥方向经头桥往大西门外流过，在次南门文明路注入南明河，一直未进入市区。不过，自抗战以来逐步扩大的城区已经开始向这两条河的对岸扩展。大南门外过南明桥的新华路，与中华路同宽，建筑也比较新式，是主干街道中华路的延伸，从它命名为“新华”即可看出。头桥到大西门的那一段市西河沿岸，抗战后也逐渐开始有些人气了。市西河香炉桥北岸，做小买卖的不少，也有一些从事“商车”（旧时如是称汽车运输行业）行业的；南岸的小街俗称湖北街，因抗战逃难来的湖北人在此聚居而得名。
以现在的眼光看，六十年前的贵阳还是一个带有乡村色彩的大市镇，即使作为城市中轴线的贯城河两岸也是这样。
贯城河以至中华路一带都没有什么高楼。大十字中山西路过狮子桥百来米，有一栋四层砖木结构的楼房（今改建为工商银行一办事处），正面仿美国高层建筑样式，窗户和外墙用竖形条装饰，侧面楼墙上有“贵州大楼”四个大字，算是当时最具现代化色彩的建筑了。市内建筑，包括商店、政府机关的房屋，大都比较破旧。至于“城边”老环城路一带，尤其是老东门、新东门、六广门、威清门，茅草房不少，直到1970年代以后才逐渐绝迹。这些地段，还有不少菜地，甚至水田。我家1950年代初住陕西路38号，房后就是菜园。如果家里的茅坑粪便已满，尚待挑着粪桶，沿街叫唤“柴换粪”（空粪桶盖上放着一两把柴禾）的农民来清理时，我们会到后门外的菜园粪坑去方便，——一般有院落的住户都有自家的简陋茅房茅坑。
说到茅房茅坑，没有自家茅坑的人家就要去公共厕所了。六十年前公厕很少，市民称之为“官茅厮“（“厕”古音“斯s”，贵阳方言保留了古音），谑称“毛公馆”。——“毛公馆”是桐梓系军阀毛光翔的私家宅楼，位于中华北路近六广门处。我家住的那一片居民区，贯城河从化龙桥到苏家桥一带，只有苏家桥边上的一所不大的“官茅厮”。1950年代建立环管站以后，城内的粪便主要由环管站的大粪车来处理。大粪车来时，除了清理公共厕所外，挑粪工人要到各家各户的茅坑掏粪，挑出来倒入粪车。此时满街不免臭气熏天，大家只能忍受，也习以为常。
贯城河流入南明河的河口对岸是贵阳一中。那段南明河，河水十分清澈。从杨柳湾（今河滨公园一带）到一中，两岸柳树成荫，还有高高的水车在流水推动下嘎嘎转动。一中校园边，住着几家称为“打渔仔”的渔民，他们在水上脚踏细长的小船，非常熟练地用光脚板把船内的水不断往外拍打（这种渔船船内要适当进水，使捕得的鱼能放在水里存活，但水又不能进得过多，故用脚把过多的水拍打到船外去）。船舷上蹲着两、三只黑色的鱼鹰，贵阳话叫作“水老鸹（音wà）”即鱼鹰。鱼鹰不时扎入水中，十拿九稳会叼出半尺左右的鱼来。“水老鸹”长长的颈子上拴有结套，吞不下鱼；“打渔仔”便从它嘴中取出鱼儿放入船中；喂给“水老鸹”小鱼或其他食物作奖赏。
1950年代初期，一中与市区之间没有桥梁，交通靠都司路民族巷、蟾宫巷边沿河的一个小“码头”（今一中桥上游百来米）的摆渡连接。“码头”上有一只系在缆索上的木船，可容十人左右，有专人负责拉扯缆索运送乘客。这个“摆渡”可能是一中的“校船”，或者是市政公益设施，任何人都可登船免费过渡。
贯城河两岸，特别是普陀桥到化龙桥一段，小手工作坊不少。黔灵东路与四川巷路口的化龙桥边，有一家王姓人家开的染坊。染坊门口放着好几个比我们小孩高得多的大木桶染缸，里面盛满叫作“蓝靛”的染料；门前空地上，竖立着几根粗大的竹竿，晒晾着染好的蓝黑色长布条。染布时需要加热染料，这时会有浓烈刺鼻的染料味弥漫。前些时去黎平肇兴参观原生态染坊，进寨子不久，还未见染坊，就有一种似曾熟悉的气味飘来，我猛然回忆起六十年前化龙桥上的那家染坊；大概是规模不大的原因吧，肇兴染坊的气味比当年化龙桥染坊的气味清淡得多，但绝对是同一种气味。我还记得，我八、九岁时得过“猴儿包”（腮腺炎），外祖父曾去化龙桥染坊要了一点“靛脚”（染料的沉淀物）给我敷在腮帮上，弄得半边脸包“蓝霞蓝映”的。这是当时治疗“猴儿包”常用而且管用的土方。
从化龙桥往下走，若是晴天，水流又小的时候，苏家桥一带的河滩上经常架着竹木质的“绞车”（笔者当时年幼，不知道它的正名）在绞棉线，据说作坊老板姓兰而得名“兰棉线”。而化龙桥再往上游走，还有几家“硝”皮作坊，也在那一带架起一些绷子，撑开一张张硝好的牛皮羊皮暴晒，河边会飘散着有些特别的臭味。
贯城河两岸会馆、寺庙宫祠、教堂及学校的变迁
六十年前，贯城河沿岸还有不少会馆或会馆旧址。如化龙桥下四川巷的四川会馆，陕西路的陕西会馆，太平路的江西会馆、市府路的湖北会馆，贯城河流入南明河处南侧的两广会馆等等。
1950年代初期，由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会馆已经式微。我家那时就住在陕西会馆旁，这个会馆大院内的墙壁上四个白色圆圈上书写的“秦晋小学”四个大字虽然还在，但很冷清，给我的印象是已经人去楼空了。会馆办的学校属于“私立”性质，听说秦晋小学前些时还有一两个班，但每班也不过几个学生。不久，陕西会馆馆址被市政府卫生局征用，周边的人都改称这里为“卫生局”，以后成了市卫生局的环管站。大院里停放、进出的是三四辆用美国小道奇、雪佛兰等旧卡车改装的 “渣渣车”和“大粪车”。 已经停办的秦晋小学后来并入离它仅仅几户之隔的江南会馆内的湛华小学（我弟弟就读于这所学校，这所小学的学生还佩戴金属制的“湛华小学”的校徽），湛华小学也改名为群力小学。
1952年以后，原来的会馆学校都由政府接管，不再是“私立”学校，也改了名称，以街道命名。上面提到群力小学改名为陕西路小学，四川会馆的“宏雅小学”（以纪念清代四川洪雅籍贵州巡抚曾璧光命名）改为“成都路小学”，江西会馆的“豫章小学”（江西南昌一带古称豫章郡）改为“太平路小学”，湖北同乡会的“楚材小学”改为“市府路小学”，两广会馆的“两广中学”改为贵阳三中。
老贵阳城虽然不大，但城内也曾寺庙宫祠林立。民国时期许多寺庙宫祠就被政府接收改作学堂校舍，如黔灵东路上的黔灵小学原来是檀香寺，这类学校属于公办，当时叫作“市立”，黔灵小学就是“市立”小学。
1951年秋我从楚材小学转学到该校时，里面还有菩萨，进我们那间教室必须从一尊高举钢鞭、脚踏蛟龙、面目威严可怖的菩萨前经过。校园里还住着两个尼姑，存放在教室边一张供桌下的黑漆棺木据说是老尼姑为后事准备的。我每次走过那尊菩萨和棺木时，总是战战兢兢的，特别对那口棺木，从不敢正视。
三民东路上的惠民小学，用的是三官殿旧址，里面存留的菩萨比黔灵小学还多。贯城河沿岸由寺庙宫祠改作学校校园的，还有六广门的市北小学、育英小学、龙井小学、志道小学，等等；这几所学校分别用的是轩辕宫、圆通寺、文庙、皇经阁的旧址。
沿贯城河自北而南，还有不少教堂。普陀桥到化龙桥的贯城河东岸，陕西路北端所接的是和平路，有贵阳城最大的天主教教堂——北堂。和平路北段，虎门巷到普陀路口，一切似乎都与教会有关，——俯临周边，高高矗立的教堂钟塔，“路德诊所”屋顶上的十字架，街边小小理发店里墙壁上挂的彩色宗教画，路上偶尔可遇见身著黑袍，并肩低头而行的修女……。
从和平路南行，过陕西路就是富水北路，正对慈善巷东口，有个福音堂，比天主堂小得多，建筑也很简陋；它侧面的小巷因它得名叫福音巷。记得一次外祖父带我弟弟去大华电影院（后改名“新华电影院”、“儿童电影院”）看电影回来，路过福音堂。有一牧师站在门前劝请我外祖父进去听布道，盛情切切，外祖父推脱不过，还真进去听了一场。只不过他严重耳背，我弟弟也才五、六岁，他们根本不知道上面的人在说些什么。回家来后说起这事，一时成为笑谈。50年代后期这个福音堂就没有了，房屋改为一所纺织作坊的车间，教堂钟声和颂歌声被纺纱机的轧响代替。
过大十字狮子桥，中山西路的河西路路口对面，是先知堂。这个教堂也不大，但与福音堂比较，建筑精巧洋气些，侧面有一条狭窄的死胡同，名为“先知巷”。
贯城河流入南明河处有天主教南堂，是贵阳城内仅次于北堂的大教堂；教堂前的那条路叫博爱路，与北堂的和平路呼应，宣示其教义。
教会也办有学校，天主教北堂办的小学叫正道小学，中学叫程万中学。正道小学同会馆学校一样，1952年后由政府接管，改名为和平路小学；程万中学停办较早，原来分本部和女中部。女中部在虎门巷内一个不大的院子里，本部在普陀路与和平路的路口。我1955年就读新成立的贵阳第七中学，校园就是程万中学的旧址。那教学楼门窗的风格有教产格调，特别是那小小的礼堂，别有风味；显然是过去作礼拜和布道用的。由于校园与北堂仅一墙之隔，我们上课有时会听见从教堂那边传来舒缓肃穆的歌声。
1957年秋，贵阳七中搬迁到成都路的新校区，这是原来新四川会馆的馆址，也就是今天的七中校址（大门在1970年代后改在中华北路上），而原来的和平路老校区一度被称为“老七中”。
1952年以后，完成了对私立学校的改造，原来五花八门的校名也重新统一命名。中学一律按数字顺序排列：一中、二中、三中、四中、五中。民国留下来的女中算是例外（文革后也改为“号码”中学，不再只收女生）；小学则按所在街道街区命名。沿贯城河两岸，有市北小学、和平路小学、成都路小学、黔灵小学、陕西路小学、太平路小学、省府路小学、河东路小学、市府路小学、都司路小学、汇灵巷小学……显现着统一集中的计划性，显现着社会的转型。
社会的转型，时代的发展，六十年一个甲子在历史上仅仅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我们亲历的这个甲子，社会发展呈“加速度”，带着乡镇风情的贵阳老城和它的贯城河在城市化的迅猛进程中消逝了。
贯城河穿城而过，一路有沙河桥、普陀桥、化龙桥、苏家桥、北门桥、狮子桥、贯珠桥、六洞桥等横跨其上，这些桥都是中式传统的有石头栏杆的拱洞桥。还有一些连接两岸小街小巷的小桥，大部分无栏杆，无拱形桥洞，也许没有正式名称或被人遗忘，附近居民都统称之为“平桥”。
贯城河只能算一条小河，河道宽度一般三十来米，水不深，三十厘米上下，但常年不断。河边常有妇女们在水边石墩前浣洗，用棒捶捶打铺在石头上的衣物，也常有小孩在河水中嬉戏。
贯城河也有涨水的时候，尤其是化龙桥以下，那里河道较窄较深，是岩石河床。有的地方还乱石嶙峋，而且有一定落差。大雨过后，河水奔腾而下，击石拍岸，涛声轰鸣，很有些气势。化龙桥是贯城河上最高的桥，比下游不远平坦地段的苏家桥高得多。记得1952年有一次夜里暴雨使河水猛涨，苏家桥被淹没，水平面已上涨高达苏家桥边一家供销合作社的天花板。记得第二天一早我们去看热闹时，这家商店的商品不少还浸泡在水中，一片狼藉。
1952年，立于贯城河北门桥北侧的民国桐梓系军阀，省主席周西成的铜像被拆除，原址改建为街心喷泉，原“铜像台”名称从此被“喷水池”替代。几乎同时，对贯城河的改造开始进行。从沙河桥以下，在原来的自然河床正中挖出下水道，上面盖上水泥板，工程一直延伸到六洞桥直达贯城河流入南明河的河口，这在当时算是很了不起的工程了。喷水池附近的苏家桥至北门桥那一段，河道比较平坦宽阔，市政部门还在北门桥下筑过低坝，形成一个水深半米多的小水库模样的水域。许多小孩还去那里游泳戏水，大部分都赤身裸体，贵阳话叫做“打光胯（音kà）洗澡”。北门桥桥上满是看热闹、逗笑的人。
自从进行了这项改造后几年，不知什么原因，在市民们的不知不觉中，贯城河水逐渐减少，甚至干涸，也许是通过下水道流走了。我们到南明河去玩耍有了捷径，从苏家桥下到河道上的水泥板“大道”上，一路畅通无阻地直奔南明河。河里大多时也会有少量流水，然而已经不再清澈，往往发黑发臭，北门桥下那道低坝拦成的水域成了藏垢纳污的地方。也就这样，几年间，洗衣的妇女和嬉戏的儿童从贯城河上消失了。
在这第一次改造的十多年后，贯城河河道两岸之间开始浇灌上厚厚的钢筋水泥，上面变成道路、停车场、商场；贯城河盖上了严实的盖子，彻底成了不见天日的“下水道”。接下来，河面上的桥梁也从人们的视线中逐步消失了。近20年来，来往于昔日桥梁上的行人和驾车者也许根本不知道，脚下的道路与一般平坦大道没有什么不同，曾经叫作普陀桥、化龙桥、苏家桥、北门桥、狮子桥……，更不知那榭桥下面曾有过的潺潺流水。
说到贯城河的河水和它的变迁，也顺便提一下它周边曾经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水井。
六十年前，贵阳虽然已经有了自来水（开始时叫作机器水），但用得起自来水的人家户很少。陕西路一条街就只有江西籍颜料商梅岭先的梅家大院里有自来水，显得很阔气。大多数人家吃、用的都是井水。贯城河沿岸的水井不少：在铜像台周边，四川巷、三才巷有四眼井、四方井；三民东路有上元井。上元井较大，因一旁有三官殿，这口水井就俗称为“三官殿”，一般人甚至忘记了它的原名。陕西路、三民东路一带的人家都用“三官殿”的井水；铜像台往三民西路一侧有薛家井、龙井、沙井、月亮井，大十字有黑羊井，再往下游去，六洞桥东边有小井坎，等等。
有人专门挑井水卖，基本是定向定点供应雇主，间或也沿街叫卖，供应“临客”。记得好像是两三百块钱（1950年代初期的币制，等于其后新币制的两三分钱）一挑。
水井的水通常都是清亮的，偶尔遇到大雨暴雨过后，井水也有稍微浑浊的时候；这时人们就放点明矾在水缸里，用明矾的吸附作用把水澄清。那年月，水桶和水缸是家家必备的器具。
1953年前后，市政府开始在城内建立自来水站——市民简称其为“水站”，每条街都有。市民开始就近到“水站”挑水，除了水井附近的居民，井水逐渐被自来水取代。自来水初时一分钱（有“水站”时已经进行了币制改革）可买两个水牌，一个水牌可买一挑水，规定一挑水为80斤。由于各家水桶不一样大，于是自来水厂在较大的水桶上用红漆或其他标记划一道杠，标明这是80斤水限规定到达到的高度。
十多年后，自来水逐渐进入普通家庭，“水站”也完成了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贯城河上，六十年前的乡镇遗风
贯城河曾经是贵阳城的中轴线。那时，南明河还是南面城区与郊区的界河。市西河基本在郊外，从二桥方向经头桥往大西门外流过，在次南门文明路注入南明河，一直未进入市区。不过，自抗战以来逐步扩大的城区已经开始向这两条河的对岸扩展。大南门外过南明桥的新华路，与中华路同宽，建筑也比较新式，是主干街道中华路的延伸，从它命名为“新华”即可看出。头桥到大西门的那一段市西河沿岸，抗战后也逐渐开始有些人气了。市西河香炉桥北岸，做小买卖的不少，也有一些从事“商车”（旧时如是称汽车运输行业）行业的；南岸的小街俗称湖北街，因抗战逃难来的湖北人在此聚居而得名。
以现在的眼光看，六十年前的贵阳还是一个带有乡村色彩的大市镇，即使作为城市中轴线的贯城河两岸也是这样。
贯城河以至中华路一带都没有什么高楼。大十字中山西路过狮子桥百来米，有一栋四层砖木结构的楼房（今改建为工商银行一办事处），正面仿美国高层建筑样式，窗户和外墙用竖形条装饰，侧面楼墙上有“贵州大楼”四个大字，算是当时最具现代化色彩的建筑了。市内建筑，包括商店、政府机关的房屋，大都比较破旧。至于“城边”老环城路一带，尤其是老东门、新东门、六广门、威清门，茅草房不少，直到1970年代以后才逐渐绝迹。这些地段，还有不少菜地，甚至水田。我家1950年代初住陕西路38号，房后就是菜园。如果家里的茅坑粪便已满，尚待挑着粪桶，沿街叫唤“柴换粪”（空粪桶盖上放着一两把柴禾）的农民来清理时，我们会到后门外的菜园粪坑去方便，——一般有院落的住户都有自家的简陋茅房茅坑。
说到茅房茅坑，没有自家茅坑的人家就要去公共厕所了。六十年前公厕很少，市民称之为“官茅厮“（“厕”古音“斯s”，贵阳方言保留了古音），谑称“毛公馆”。——“毛公馆”是桐梓系军阀毛光翔的私家宅楼，位于中华北路近六广门处。我家住的那一片居民区，贯城河从化龙桥到苏家桥一带，只有苏家桥边上的一所不大的“官茅厮”。1950年代建立环管站以后，城内的粪便主要由环管站的大粪车来处理。大粪车来时，除了清理公共厕所外，挑粪工人要到各家各户的茅坑掏粪，挑出来倒入粪车。此时满街不免臭气熏天，大家只能忍受，也习以为常。
贯城河流入南明河的河口对岸是贵阳一中。那段南明河，河水十分清澈。从杨柳湾（今河滨公园一带）到一中，两岸柳树成荫，还有高高的水车在流水推动下嘎嘎转动。一中校园边，住着几家称为“打渔仔”的渔民，他们在水上脚踏细长的小船，非常熟练地用光脚板把船内的水不断往外拍打（这种渔船船内要适当进水，使捕得的鱼能放在水里存活，但水又不能进得过多，故用脚把过多的水拍打到船外去）。船舷上蹲着两、三只黑色的鱼鹰，贵阳话叫作“水老鸹（音wà）”即鱼鹰。鱼鹰不时扎入水中，十拿九稳会叼出半尺左右的鱼来。“水老鸹”长长的颈子上拴有结套，吞不下鱼；“打渔仔”便从它嘴中取出鱼儿放入船中；喂给“水老鸹”小鱼或其他食物作奖赏。
1950年代初期，一中与市区之间没有桥梁，交通靠都司路民族巷、蟾宫巷边沿河的一个小“码头”（今一中桥上游百来米）的摆渡连接。“码头”上有一只系在缆索上的木船，可容十人左右，有专人负责拉扯缆索运送乘客。这个“摆渡”可能是一中的“校船”，或者是市政公益设施，任何人都可登船免费过渡。
贯城河两岸，特别是普陀桥到化龙桥一段，小手工作坊不少。黔灵东路与四川巷路口的化龙桥边，有一家王姓人家开的染坊。染坊门口放着好几个比我们小孩高得多的大木桶染缸，里面盛满叫作“蓝靛”的染料；门前空地上，竖立着几根粗大的竹竿，晒晾着染好的蓝黑色长布条。染布时需要加热染料，这时会有浓烈刺鼻的染料味弥漫。前些时去黎平肇兴参观原生态染坊，进寨子不久，还未见染坊，就有一种似曾熟悉的气味飘来，我猛然回忆起六十年前化龙桥上的那家染坊；大概是规模不大的原因吧，肇兴染坊的气味比当年化龙桥染坊的气味清淡得多，但绝对是同一种气味。我还记得，我八、九岁时得过“猴儿包”（腮腺炎），外祖父曾去化龙桥染坊要了一点“靛脚”（染料的沉淀物）给我敷在腮帮上，弄得半边脸包“蓝霞蓝映”的。这是当时治疗“猴儿包”常用而且管用的土方。
从化龙桥往下走，若是晴天，水流又小的时候，苏家桥一带的河滩上经常架着竹木质的“绞车”（笔者当时年幼，不知道它的正名）在绞棉线，据说作坊老板姓兰而得名“兰棉线”。而化龙桥再往上游走，还有几家“硝”皮作坊，也在那一带架起一些绷子，撑开一张张硝好的牛皮羊皮暴晒，河边会飘散着有些特别的臭味。
贯城河两岸会馆、寺庙宫祠、教堂及学校的变迁
六十年前，贯城河沿岸还有不少会馆或会馆旧址。如化龙桥下四川巷的四川会馆，陕西路的陕西会馆，太平路的江西会馆、市府路的湖北会馆，贯城河流入南明河处南侧的两广会馆等等。
1950年代初期，由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会馆已经式微。我家那时就住在陕西会馆旁，这个会馆大院内的墙壁上四个白色圆圈上书写的“秦晋小学”四个大字虽然还在，但很冷清，给我的印象是已经人去楼空了。会馆办的学校属于“私立”性质，听说秦晋小学前些时还有一两个班，但每班也不过几个学生。不久，陕西会馆馆址被市政府卫生局征用，周边的人都改称这里为“卫生局”，以后成了市卫生局的环管站。大院里停放、进出的是三四辆用美国小道奇、雪佛兰等旧卡车改装的 “渣渣车”和“大粪车”。 已经停办的秦晋小学后来并入离它仅仅几户之隔的江南会馆内的湛华小学（我弟弟就读于这所学校，这所小学的学生还佩戴金属制的“湛华小学”的校徽），湛华小学也改名为群力小学。
1952年以后，原来的会馆学校都由政府接管，不再是“私立”学校，也改了名称，以街道命名。上面提到群力小学改名为陕西路小学，四川会馆的“宏雅小学”（以纪念清代四川洪雅籍贵州巡抚曾璧光命名）改为“成都路小学”，江西会馆的“豫章小学”（江西南昌一带古称豫章郡）改为“太平路小学”，湖北同乡会的“楚材小学”改为“市府路小学”，两广会馆的“两广中学”改为贵阳三中。
老贵阳城虽然不大，但城内也曾寺庙宫祠林立。民国时期许多寺庙宫祠就被政府接收改作学堂校舍，如黔灵东路上的黔灵小学原来是檀香寺，这类学校属于公办，当时叫作“市立”，黔灵小学就是“市立”小学。
1951年秋我从楚材小学转学到该校时，里面还有菩萨，进我们那间教室必须从一尊高举钢鞭、脚踏蛟龙、面目威严可怖的菩萨前经过。校园里还住着两个尼姑，存放在教室边一张供桌下的黑漆棺木据说是老尼姑为后事准备的。我每次走过那尊菩萨和棺木时，总是战战兢兢的，特别对那口棺木，从不敢正视。
三民东路上的惠民小学，用的是三官殿旧址，里面存留的菩萨比黔灵小学还多。贯城河沿岸由寺庙宫祠改作学校校园的，还有六广门的市北小学、育英小学、龙井小学、志道小学，等等；这几所学校分别用的是轩辕宫、圆通寺、文庙、皇经阁的旧址。
沿贯城河自北而南，还有不少教堂。普陀桥到化龙桥的贯城河东岸，陕西路北端所接的是和平路，有贵阳城最大的天主教教堂——北堂。和平路北段，虎门巷到普陀路口，一切似乎都与教会有关，——俯临周边，高高矗立的教堂钟塔，“路德诊所”屋顶上的十字架，街边小小理发店里墙壁上挂的彩色宗教画，路上偶尔可遇见身著黑袍，并肩低头而行的修女……。
从和平路南行，过陕西路就是富水北路，正对慈善巷东口，有个福音堂，比天主堂小得多，建筑也很简陋；它侧面的小巷因它得名叫福音巷。记得一次外祖父带我弟弟去大华电影院（后改名“新华电影院”、“儿童电影院”）看电影回来，路过福音堂。有一牧师站在门前劝请我外祖父进去听布道，盛情切切，外祖父推脱不过，还真进去听了一场。只不过他严重耳背，我弟弟也才五、六岁，他们根本不知道上面的人在说些什么。回家来后说起这事，一时成为笑谈。50年代后期这个福音堂就没有了，房屋改为一所纺织作坊的车间，教堂钟声和颂歌声被纺纱机的轧响代替。
过大十字狮子桥，中山西路的河西路路口对面，是先知堂。这个教堂也不大，但与福音堂比较，建筑精巧洋气些，侧面有一条狭窄的死胡同，名为“先知巷”。
贯城河流入南明河处有天主教南堂，是贵阳城内仅次于北堂的大教堂；教堂前的那条路叫博爱路，与北堂的和平路呼应，宣示其教义。
教会也办有学校，天主教北堂办的小学叫正道小学，中学叫程万中学。正道小学同会馆学校一样，1952年后由政府接管，改名为和平路小学；程万中学停办较早，原来分本部和女中部。女中部在虎门巷内一个不大的院子里，本部在普陀路与和平路的路口。我1955年就读新成立的贵阳第七中学，校园就是程万中学的旧址。那教学楼门窗的风格有教产格调，特别是那小小的礼堂，别有风味；显然是过去作礼拜和布道用的。由于校园与北堂仅一墙之隔，我们上课有时会听见从教堂那边传来舒缓肃穆的歌声。
1957年秋，贵阳七中搬迁到成都路的新校区，这是原来新四川会馆的馆址，也就是今天的七中校址（大门在1970年代后改在中华北路上），而原来的和平路老校区一度被称为“老七中”。
1952年以后，完成了对私立学校的改造，原来五花八门的校名也重新统一命名。中学一律按数字顺序排列：一中、二中、三中、四中、五中。民国留下来的女中算是例外（文革后也改为“号码”中学，不再只收女生）；小学则按所在街道街区命名。沿贯城河两岸，有市北小学、和平路小学、成都路小学、黔灵小学、陕西路小学、太平路小学、省府路小学、河东路小学、市府路小学、都司路小学、汇灵巷小学……显现着统一集中的计划性，显现着社会的转型。
社会的转型，时代的发展，六十年一个甲子在历史上仅仅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我们亲历的这个甲子，社会发展呈“加速度”，带着乡镇风情的贵阳老城和它的贯城河在城市化的迅猛进程中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