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一项新研究发现:在分子水平上,人体对所有的快乐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它会对不同种类的快乐作出不同反应,从而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有益或有害的影响。
7月底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月刊发表了北卡罗来纳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心理学教授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领导的课题组研究结果。结果发现:由“崇高目标”带来的幸福感可能会在分子水平上增进人体健康,而“单纯的自我满足”则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尽管人们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感受到某种快乐感。
弗雷德里克森在论文里写道:“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对快乐的两种基本形式进行区分:一种是享乐主义形式的快乐,它代表着个人的愉快体验;”也就是前面说的以酒为浆,以妄为常,游戏人生。“另一种则是更深刻的‘幸福论’(幸福论主张通过由理性支配的积极生活而获得幸福)形式的快乐”。也就是许三多说的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情。“这超越了单纯的自我满足,它来源于朝着崇高目标和重要意义而奋斗。”
如果所有的快乐都是一样的,那么无论人是因为“享乐主义”还是“幸福论”形式产生的快乐,其基因表达的模式都应该是一样的。但现在研究人员却发现,情况绝非如此。弗雷德里克森说:“以前,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这两种形式的快乐不仅会减少压力和沮丧情绪,还会增进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但我们获得的信息却有些不同。”
他们的研究表明:由“幸福论”形式产生的快乐(即做有意义的事情产生的快乐),实际上会大幅减少同压力相关的CTRA基因的表达。相反,“享乐主义”的快乐则会大大增加CTRA基因的表达。研究人员对这两种快乐的基因分析显示,纯粹的“享乐主义”快乐实际上是要付出代价的。
具体而言,那些有着高水平实现的幸福感(eudaimonic well-being,由深切地感受生活的目标和意义而获得的一种快乐)的人们,他们的免疫细胞中显示非常有利的基因表达谱:其炎症基因呈低水平表达,抗病毒及抗体基因则强有力地表达。而那些享乐型幸福感(hedonic
well-being,由于满足自身欲望而获得的一种快乐)的人,实际上刚好相反。他们拥有不利的表达谱:其炎症基因高水平表达,而抗病毒和抗体基因则呈低水平表达。
7月底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月刊发表了北卡罗来纳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心理学教授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领导的课题组研究结果。结果发现:由“崇高目标”带来的幸福感可能会在分子水平上增进人体健康,而“单纯的自我满足”则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尽管人们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感受到某种快乐感。
弗雷德里克森在论文里写道:“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对快乐的两种基本形式进行区分:一种是享乐主义形式的快乐,它代表着个人的愉快体验;”也就是前面说的以酒为浆,以妄为常,游戏人生。“另一种则是更深刻的‘幸福论’(幸福论主张通过由理性支配的积极生活而获得幸福)形式的快乐”。也就是许三多说的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情。“这超越了单纯的自我满足,它来源于朝着崇高目标和重要意义而奋斗。”
如果所有的快乐都是一样的,那么无论人是因为“享乐主义”还是“幸福论”形式产生的快乐,其基因表达的模式都应该是一样的。但现在研究人员却发现,情况绝非如此。弗雷德里克森说:“以前,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这两种形式的快乐不仅会减少压力和沮丧情绪,还会增进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但我们获得的信息却有些不同。”
他们的研究表明:由“幸福论”形式产生的快乐(即做有意义的事情产生的快乐),实际上会大幅减少同压力相关的CTRA基因的表达。相反,“享乐主义”的快乐则会大大增加CTRA基因的表达。研究人员对这两种快乐的基因分析显示,纯粹的“享乐主义”快乐实际上是要付出代价的。
具体而言,那些有着高水平实现的幸福感(eudaimon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