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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后期营建的北京天坛，是中国众多祭祀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北京天坛地处故宫正南偏东，始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与紫禁城同时建成，名天地坛，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祈谷之地。皇帝既然自称是天之子，“老天”的居所自然要大过“天子”，因此天坛的占地面积为273公顷，比故宫大得多。天坛以圆形与蓝色象征天，主体建筑都以深蓝琉璃瓦敷顶，而每年度的祭天大典开始前，皇帝更要到丹陛桥东侧专设的具服台临时将黄袍换成蓝袍，以向上天演示他虔诚的敬畏和顶礼膜拜。天坛的坛墙南方北圆，象征天圆地方。主要建筑祈年殿、皇穹宇、圜丘，都建造在南北纵轴上。圜丘坛在南，祈谷坛在北。明朝初年，天与地合并一起祭祀。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改为天地分祀，在天坛建圜丘坛，专用来祭天，另在北郊建方泽坛祭地。清廷入关后，一切仍按明朝旧制。乾隆时期，国力富强，天坛也大兴土木。再经光绪帝重修改建后，才形成现在天坛公园的格局。
圜丘坛又称祭天台、拜天台、祭台，是一座露天的三层圆形石坛，为皇帝冬至祭天的地方，建于明嘉靖九年，每年冬至在台上举行“祭天大典”。圜丘坛内主要建筑有圜丘坛、皇穹宇等，圜丘的尺度和构件的数量集中并反复使用“九”这个数字，以象征“天”和强调与“天”的联系。站在圜丘坛中央的天心石上，虽小声说话，却显得十分洪亮。因此每当皇帝在这里祭天，其洪亮声音，就如同上天神谕一般，加上祭礼时那庄严的气氛，更具神秘效果。尽管如此，在这神圣肃穆的地方，无论是自称“天子”的帝皇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都会真切感到天地之伟大、自己之渺小，不由自主地敬天畏地。这叫人不得不赞叹建筑设计手法的绝妙与高超。
丹陛桥是一条贯通南北、串联中轴线上建筑的宽广甬路，以白石筑成。丹陛桥北连祈谷坛，南接圜丘坛，长360米，宽29.4米，南低北高。 路面中为“神道”，左为“御道”，右为“王道”。表现出了“天”的至高无上，以及帝王将相在这一关系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祈谷坛内主要建筑有祈年殿、皇乾殿、祈年门等。祈年殿，体态雄伟，构架精巧，内部空间层层升高向中心聚拢，外部台基屋檐圆形层层收缩上举，既造成强烈的向上动感，又使人感到端庄、稳重，使人步入坛内如踏祥云登临天界。祈年殿高38.2米，直径24.2米，是天坛的主要建筑。祈年殿以圆形、以蓝色象征天，殿中央四柱叫通天柱，代表四季；中层十二根金柱，代表十二个月；外层十二根檐柱，代表十二时辰；中外层相加共二十四根柱代表二十四节气；三层相加二十八根，代表二十八星宿；加柱顶八根童柱，代表三十六天罡；宝顶下雷公柱，代表皇帝一统天下。站在祈年殿大门往南望去，只见那条笔直的甬道，往南伸去，一路上门廊重重，越远越小，极目无尽，给人一种从天上下来的感觉。
为了显示对天神的敬重，在祭祀前，通常需要斋戒。斋宫就是皇帝来天坛祈谷、祈天前斋戒沐浴的地方，所以斋宫其实就是一座小皇宫。神圣的场所也有屈辱的岁月，八国联军曾把司令部设在斋宫。
天坛在选位、规划、设计以及礼仪和祭祀乐舞等方面，都是依据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等学说，成功的把古人对“天”的认识、“天人关系”以及对上苍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至。内坛位于外坛的南北中轴线以东，而圜丘坛和祈年殿又位于内坛中轴线的东面，极大地增加西侧的空旷程度，使人们从西边的正门进入天坛后，就能获得开阔的视野，以感受到上天的伟大和自身的渺小。祈年殿和皇穹宇都使用了圆形攒尖顶，它们外部的台基和屋檐层层收缩上举，也体现出一种与天接近的感觉。
天坛从总体到局部，均是古建佳作、工艺精品，极具艺术价值，是华夏民族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思想文化的遗迹和载体，是物化了的古代哲学思想，有着较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更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走出天坛，我不禁问自己：祭天和祈谷仪式是先人愚昧的表现吗？不是，绝对不是。如果真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因为我们对自然和宇宙的理解太肤浅的缘故。祭天和祈谷，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是对先祖的一种怀念，是对农业文明在人类永续繁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肯定，也是对每个人终极归宿的一种预定。人只是自然的儿子，而不是自然的主宰，不管在生地位如何、财富如何，死后都将化为尘土，回归自然。所以，对待自然，我们要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要顺应她，而不是征服她；是适应她，而不是改造她。
同时，也油然想到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关系。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对自然的破坏和掠夺的基础上的，必然会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因此，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最终必将导致自然生态的毁灭，也必将导致人类的毁灭。而农耕文明的一切都是可知的，从播种到收获，从四季轮换到循环往复，都是缓慢的、稳定的、不做突破的。中华文明是高度发展的农耕文明。没有哪一种文化像中华文化这样深耕于自然，将天地人紧密地联系起来，将人体构成、自然元素、天上星辰联系起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了《周易》、《中庸》等等与生活方式、生态结构有关的文化。正是这样一种循环而稳定的思维定式，使中国发展了几千年而不去破坏自然，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因此，工业文明是一种冲动与鲁莽，而农业文明却是一种成熟与精明。人类要永恒发展，必然要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
北京天坛地处故宫正南偏东，始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与紫禁城同时建成，名天地坛，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祈谷之地。皇帝既然自称是天之子，“老天”的居所自然要大过“天子”，因此天坛的占地面积为273公顷，比故宫大得多。天坛以圆形与蓝色象征天，主体建筑都以深蓝琉璃瓦敷顶，而每年度的祭天大典开始前，皇帝更要到丹陛桥东侧专设的具服台临时将黄袍换成蓝袍，以向上天演示他虔诚的敬畏和顶礼膜拜。天坛的坛墙南方北圆，象征天圆地方。主要建筑祈年殿、皇穹宇、圜丘，都建造在南北纵轴上。圜丘坛在南，祈谷坛在北。明朝初年，天与地合并一起祭祀。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改为天地分祀，在天坛建圜丘坛，专用来祭天，另在北郊建方泽坛祭地。清廷入关后，一切仍按明朝旧制。乾隆时期，国力富强，天坛也大兴土木。再经光绪帝重修改建后，才形成现在天坛公园的格局。
圜丘坛又称祭天台、拜天台、祭台，是一座露天的三层圆形石坛，为皇帝冬至祭天的地方，建于明嘉靖九年，每年冬至在台上举行“祭天大典”。圜丘坛内主要建筑有圜丘坛、皇穹宇等，圜丘的尺度和构件的数量集中并反复使用“九”这个数字，以象征“天”和强调与“天”的联系。站在圜丘坛中央的天心石上，虽小声说话，却显得十分洪亮。因此每当皇帝在这里祭天，其洪亮声音，就如同上天神谕一般，加上祭礼时那庄严的气氛，更具神秘效果。尽管如此，在这神圣肃穆的地方，无论是自称“天子”的帝皇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都会真切感到天地之伟大、自己之渺小，不由自主地敬天畏地。这叫人不得不赞叹建筑设计手法的绝妙与高超。
丹陛桥是一条贯通南北、串联中轴线上建筑的宽广甬路，以白石筑成。丹陛桥北连祈谷坛，南接圜丘坛，长360米，宽29.4米，南低北高。 路面中为“神道”，左为“御道”，右为“王道”。表现出了“天”的至高无上，以及帝王将相在这一关系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祈谷坛内主要建筑有祈年殿、皇乾殿、祈年门等。祈年殿，体态雄伟，构架精巧，内部空间层层升高向中心聚拢，外部台基屋檐圆形层层收缩上举，既造成强烈的向上动感，又使人感到端庄、稳重，使人步入坛内如踏祥云登临天界。祈年殿高38.2米，直径24.2米，是天坛的主要建筑。祈年殿以圆形、以蓝色象征天，殿中央四柱叫通天柱，代表四季；中层十二根金柱，代表十二个月；外层十二根檐柱，代表十二时辰；中外层相加共二十四根柱代表二十四节气；三层相加二十八根，代表二十八星宿；加柱顶八根童柱，代表三十六天罡；宝顶下雷公柱，代表皇帝一统天下。站在祈年殿大门往南望去，只见那条笔直的甬道，往南伸去，一路上门廊重重，越远越小，极目无尽，给人一种从天上下来的感觉。
为了显示对天神的敬重，在祭祀前，通常需要斋戒。斋宫就是皇帝来天坛祈谷、祈天前斋戒沐浴的地方，所以斋宫其实就是一座小皇宫。神圣的场所也有屈辱的岁月，八国联军曾把司令部设在斋宫。
天坛在选位、规划、设计以及礼仪和祭祀乐舞等方面，都是依据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等学说，成功的把古人对“天”的认识、“天人关系”以及对上苍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至。内坛位于外坛的南北中轴线以东，而圜丘坛和祈年殿又位于内坛中轴线的东面，极大地增加西侧的空旷程度，使人们从西边的正门进入天坛后，就能获得开阔的视野，以感受到上天的伟大和自身的渺小。祈年殿和皇穹宇都使用了圆形攒尖顶，它们外部的台基和屋檐层层收缩上举，也体现出一种与天接近的感觉。
天坛从总体到局部，均是古建佳作、工艺精品，极具艺术价值，是华夏民族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思想文化的遗迹和载体，是物化了的古代哲学思想，有着较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更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走出天坛，我不禁问自己：祭天和祈谷仪式是先人愚昧的表现吗？不是，绝对不是。如果真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因为我们对自然和宇宙的理解太肤浅的缘故。祭天和祈谷，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是对先祖的一种怀念，是对农业文明在人类永续繁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肯定，也是对每个人终极归宿的一种预定。人只是自然的儿子，而不是自然的主宰，不管在生地位如何、财富如何，死后都将化为尘土，回归自然。所以，对待自然，我们要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要顺应她，而不是征服她；是适应她，而不是改造她。
同时，也油然想到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关系。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对自然的破坏和掠夺的基础上的，必然会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因此，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最终必将导致自然生态的毁灭，也必将导致人类的毁灭。而农耕文明的一切都是可知的，从播种到收获，从四季轮换到循环往复，都是缓慢的、稳定的、不做突破的。中华文明是高度发展的农耕文明。没有哪一种文化像中华文化这样深耕于自然，将天地人紧密地联系起来，将人体构成、自然元素、天上星辰联系起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了《周易》、《中庸》等等与生活方式、生态结构有关的文化。正是这样一种循环而稳定的思维定式，使中国发展了几千年而不去破坏自然，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因此，工业文明是一种冲动与鲁莽，而农业文明却是一种成熟与精明。人类要永恒发展，必然要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