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丁·戈迪默
内丁·戈迪默（1923年11月20日——2014年7月
内丁·戈迪默（1923年11月20日——2014年7月
新浪博客
13日
2014年7月13日，内丁·戈迪默去世，享年90岁。南非总统祖马对这位杰出女性的离世表示哀悼，并盛赞她的杰出成就。
人物简介
戈迪默生来敏感正直，加之南非的动荡现实激发了她的责任感，这使她几乎在受到缪斯女神召唤的同时，便勇敢地投身于南非黑人的解放事业中。纵观戈迪默的创作轨迹，她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与南非的现实密切相关。它们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种族主义的种种罪恶，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生活在南非的黑人与白人的种种苦恼，以及他们为种族歧视制度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戈迪默不仅善于描写受压抑的白人心态、社会的畸形和人性的扭曲，也敢于正面描写黑人战士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正义斗争，歌颂为正义而英勇献身的人们。她以其创作实践证明，在南非，作家的基本姿态“只能是革命的姿态”。
戈迪默优秀的创作风格还为她赢得了国际声誉。[2]从50年代起，她就被评论界称为“一颗最明亮的彗星”；数本优秀短篇小说集的问世则使她赢得“短篇小说大师”的称号。她的短篇小说结构精巧严谨，语言简洁凝重，叙述风格丰富多彩，描写角度多变，加之笔触细腻和善于烘托气氛，使她的优秀短篇作品成为当代世界文学中的出色范例。戈迪默的长篇小说亦令人称道。80年代中已有评论宣称，其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已超乎短篇之上。正是由于戈迪默的创作以其高超的技巧深刻地表现了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她才得以“因为史诗般壮丽的作品使人类获益匪浅”，而荣获199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文学历程
戈迪默的早期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但是1970年问世的长篇小说《贵客》则使评论界对她刮目相看，发现她的创作才能不仅限于短篇小说。
戈迪默将视角放在权力的腐蚀性上，因此她的细致笔触所揭示的便不仅仅是简单的是与非，而是同人性相关的根本问题。《贵客》的价值就在于它通过黑人在建立政权、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出现的激烈冲突，表现了人类实现美好的理想的艰难。
自然资源保护论者
《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74年)是又一部以经典的现代小说技巧写成的优秀长篇。小说情节很简单：白人工业巨子梅林买下了一个方圆400英亩的农场。每逢周末和假日，他就来农场巡视一番。梅林认为他有必要将保护自然资源的观念传授给当地黑人，并不厌其烦地发号施令：不许小孩掏野鸟蛋，不许大人乱扔烟头，甚至不许黑人在他的农场穿行。事实上，在梅林刻意保护所谓的自然资源的同时，他已经同当地的黑人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他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同黑人交往的，因此他成为黑人故土的掠夺者；他以保护土地原有状况的姿态自居，因此成为保护旧秩序、阻碍黑人独立的绊脚石；他无法应付大自然的变化，在暴风雨袭击时不得不逃走，又证明了他原本就是无力去保护自然的。梅林最后的出逃以及不得不将土地交给黑人的结局说明，他的存在和南非的白人政权一样，是违反自然的，不合时宜的。
戈迪默在小说的每一个章节前均引用一段黑人的神话传说，使叙述增加了一层神秘感，同时也大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容。这就使故事从平面的描写变为立体的叙述，而读者则可以从神话与现实、历史与现在等多个层面上去寻求作品的意义，强化了内容的张力。
伯格的女儿
《伯格的女儿》(1979年)是作者受索韦托事件启发而创作出来的一部长篇小说。血淋淋的事件带给作者的思考是深刻而严峻的。伯格的女儿叫罗莎，她的父母因参加反种族歧视的斗争而先后入狱。从14岁时起，罗莎就开始漫长的探监生活，这使她身不由己地卷入了黑人的解放斗争中。她的家庭和经历给予她巨大的影响，使她认识到她不属于欧洲，她必须为黑人服务。但是，罗莎的这一认识并非仅仅显得悲壮和富有诗意，同时也充满着痛苦。正是在描写这种精神的痛苦方面，戈迪默显示了深刻的洞察力。作者通过罗莎的经历说明，白人革命者在参与黑人解放运动时，要同时承受来自白人和黑人两个方面的不理解；而这种不理解又是由这场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是必然的、不可逃避的。因此，白人革命者若要投身这场黑人的革命，必须具有双重的牺牲精神。罗莎勇敢地承受了这一切，因此她能够接受“斗争的领导权必须坚定地掌握在黑人手中”的观点，能够理解对“不幸的是白人有篡夺领导权并作出重要决策的习惯”的批评。可以说，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表现了她对这场革命中白人与黑人关系的深刻思考。
朱利的族人
《朱利的族人》
这是一部基于现实的想象之作。它是悲剧性的，但却不悲观。因为斯梅尔斯的三个孩子很快就对村中的现实产生了认同感，和黑人孩子相处和睦。这不仅同成年白人的举止形成强烈反差，同时也饱含寓意。南非确实是充满了病症的国家，对许多人来说，它的现实也许是不堪忍受的。但是，再严峻的现实也无法压倒人类的未来。南非未来的希望就存在于孩子们身上。戈迪默的许多短篇都是极其出色的。她的早期短篇写得精巧、细腻，已经显露了“惊人的才华”。后期的短篇则以日趋成熟的技巧和冷峻深刻的思想而广受赞誉。
士兵的拥抱
《士兵的拥抱》
获得荣誉
诺贝尔文学奖
戈迪默1991年以作品《七月的人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是“她以强烈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周围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其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不过，也有人批评她是“以政治观念得奖，而非以作品见长”。对此，她表示：“对我而言，我是一名作家，这是我存身立命的根本。”
受奖演说
太初有言
言与神同在，意谓神言，亦即那创世的言语。可是经过人类文化若干世纪的演进，“言语”染上了其它含义，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拥有言语已逐渐同义于极权、声誉、令人敬畏有时危险的信念、在电视上露面讲话享有黄金时刻、既具有侃侃而谈的天赋也不乏喋喋饶舌的才能等等。言语飞越太空，从卫星上反射回来，如今比以往更接近那被认为是其所采自的天国。对于我和我的同行来说，它最重要的形变却发生在很久以前，在它初次被刻画到一块石板上或描摹到莎草纸上之时；在它从声音具形为可视物，从被聆听物化为被阅读的一系列符号，然后成为手稿之时，在它穿越时间从羊皮纸旅行到古登堡之时。这乃是作家的创世纪，是将她或他写入存在的故事。
奇怪的是，这是一个双重过程，同时造就着作家及其要成为人类文化媒介中一变体的目的。它既是一个个体存在发生与发展的发育过程，也是依照那个体的性质分别对就其发育过程所作探索的适应过程。因为我们作家就是为此任务而被逐渐造就的。犹如波尔吉斯的短篇小说《上帝的手迹》中与美洲虎关在一起的囚徒——他借着一天仅一度照入的光线，试图从那生灵毛皮上的斑纹解读存在的意义，我们穷毕生精力企图通过言语释译我们在各种社会、我们身为其中一分子的世界中所汲取的书本知识。正是在此意义上，在此无法解决、不可言说的参与关系之中，写作永远且同时是对自我和世界的探索，对个体和集体存在的探索。
存在于此
人类，作为唯一具有自省能力的动物，且因此令人烦恼的较高级能力而受到祝福或诅咒，总是想要知道为什么。这并不仅仅是有关我们究竟为什么在这里的本体论大问题，对此各种宗教和哲学都曾在不同时代对不同人们试图作出确定的回答，现今科学则试探性地尝试各种令人目眩的片断解释，而我们也许像恐龙一样，即将在我们存在若干千年之后灭绝，根本来不及发展起必要的理解力以整体地理解它们。自从人们变得自觉，他们也寻求对诸如生殖、死亡、季节循环、大地、海洋、风与星星、太阳与月亮、丰收与灾害等普遍现象的解释。作家的祖先、口头故事讲述者们以神话开始摸索和整理这些神秘事物，利用日常生活因素——可观察的现实——和想象力——投射入隐蔽事物的能力——编造着故事。
罗朗·巴尔特问：“神话的特点是什么?”又答曰：“把一个意义转化成形式。”神话是以此方式斡旋于已知和未知之间的故事。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巧妙地把神话非神话化为一种介乎童话和侦探故事之间的体裁。存在于此，我们并不知“是谁干的。”但是，即便找不出答案，某种令人满意的东西还是能够发明出来的。神话就是神秘事物加幻想产物——诸神，人格化的兽类和鸟类、妖怪。幻形生物等——它们为神秘事物安置某种出于想象的解释。人类和他们的伙伴生灵是故事的实体，但是，如尼科斯·卡赞查基斯曾经所写道的，“艺术不是肉体的再现而是创造肉体之动力的表现。”
现在有许多被证明了的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从某些答案中又有新的有关存在的问题生出。因此，神话体裁从未完全被抛弃过，尽管我们倾向于把它看作古董。如果说它在某些社会中早已降格成儿童睡前故事，那么在世界上那些受森林和沙漠保护，与国际大文化隔离的部分地区，它仍然活着，继续提供着作为个体与存在之间一种斡旋体系的艺术。它还从太空飞旋返回——一个化身为蝙蝠侠及其同伙的伊卡路斯，绝不堕入失败之汪洋去对付生活的万有引力。然而，这些新神话与其说力求启发和提供某种答案，不如说是为了消遣，给不再想面对哪怕是偶遇的对于其生存之恐怖的答案的人们提供一条幻想的逃避之路。(也许正是对于人类现已拥有摧毁他们整个星球的手段的肯定认识，对于他们自己巳以此方式变成了诸神，可怕地承担着他们自身延续存在的责任的恐惧，使得漫画书和电影神话成了逃避现实之作。)存在的动力仍在。它们是不同于当代通俗神话制造者的作家在今天仍然关涉的东西，一如古代形式的神话所曾尝试关涉的。
作家们如何对待这种关涉并继续对之进行实验曾经是现在仍是，也许比从前更其是，文学研究者们的课题。与可感知现实及此范围之外的——不可感知现实——之本质有关的作家是所有这类研究的基础，
2014年7月13日，内丁·戈迪默去世，享年90岁。南非总统祖马对这位杰出女性的离世表示哀悼，并盛赞她的杰出成就。
人物简介
戈迪默生来敏感正直，加之南非的动荡现实激发了她的责任感，这使她几乎在受到缪斯女神召唤的同时，便勇敢地投身于南非黑人的解放事业中。纵观戈迪默的创作轨迹，她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与南非的现实密切相关。它们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种族主义的种种罪恶，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生活在南非的黑人与白人的种种苦恼，以及他们为种族歧视制度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戈迪默不仅善于描写受压抑的白人心态、社会的畸形和人性的扭曲，也敢于正面描写黑人战士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正义斗争，歌颂为正义而英勇献身的人们。她以其创作实践证明，在南非，作家的基本姿态“只能是革命的姿态”。
戈迪默优秀的创作风格还为她赢得了国际声誉。[2]从50年代起，她就被评论界称为“一颗最明亮的彗星”；数本优秀短篇小说集的问世则使她赢得“短篇小说大师”的称号。她的短篇小说结构精巧严谨，语言简洁凝重，叙述风格丰富多彩，描写角度多变，加之笔触细腻和善于烘托气氛，使她的优秀短篇作品成为当代世界文学中的出色范例。戈迪默的长篇小说亦令人称道。80年代中已有评论宣称，其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已超乎短篇之上。正是由于戈迪默的创作以其高超的技巧深刻地表现了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她才得以“因为史诗般壮丽的作品使人类获益匪浅”，而荣获199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文学历程
戈迪默的早期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但是1970年问世的长篇小说《贵客》则使评论界对她刮目相看，发现她的创作才能不仅限于短篇小说。
戈迪默将视角放在权力的腐蚀性上，因此她的细致笔触所揭示的便不仅仅是简单的是与非，而是同人性相关的根本问题。《贵客》的价值就在于它通过黑人在建立政权、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出现的激烈冲突，表现了人类实现美好的理想的艰难。
自然资源保护论者
《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74年)是又一部以经典的现代小说技巧写成的优秀长篇。小说情节很简单：白人工业巨子梅林买下了一个方圆400英亩的农场。每逢周末和假日，他就来农场巡视一番。梅林认为他有必要将保护自然资源的观念传授给当地黑人，并不厌其烦地发号施令：不许小孩掏野鸟蛋，不许大人乱扔烟头，甚至不许黑人在他的农场穿行。事实上，在梅林刻意保护所谓的自然资源的同时，他已经同当地的黑人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他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同黑人交往的，因此他成为黑人故土的掠夺者；他以保护土地原有状况的姿态自居，因此成为保护旧秩序、阻碍黑人独立的绊脚石；他无法应付大自然的变化，在暴风雨袭击时不得不逃走，又证明了他原本就是无力去保护自然的。梅林最后的出逃以及不得不将土地交给黑人的结局说明，他的存在和南非的白人政权一样，是违反自然的，不合时宜的。
戈迪默在小说的每一个章节前均引用一段黑人的神话传说，使叙述增加了一层神秘感，同时也大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容。这就使故事从平面的描写变为立体的叙述，而读者则可以从神话与现实、历史与现在等多个层面上去寻求作品的意义，强化了内容的张力。
伯格的女儿
《伯格的女儿》(1979年)是作者受索韦托事件启发而创作出来的一部长篇小说。血淋淋的事件带给作者的思考是深刻而严峻的。伯格的女儿叫罗莎，她的父母因参加反种族歧视的斗争而先后入狱。从14岁时起，罗莎就开始漫长的探监生活，这使她身不由己地卷入了黑人的解放斗争中。她的家庭和经历给予她巨大的影响，使她认识到她不属于欧洲，她必须为黑人服务。但是，罗莎的这一认识并非仅仅显得悲壮和富有诗意，同时也充满着痛苦。正是在描写这种精神的痛苦方面，戈迪默显示了深刻的洞察力。作者通过罗莎的经历说明，白人革命者在参与黑人解放运动时，要同时承受来自白人和黑人两个方面的不理解；而这种不理解又是由这场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是必然的、不可逃避的。因此，白人革命者若要投身这场黑人的革命，必须具有双重的牺牲精神。罗莎勇敢地承受了这一切，因此她能够接受“斗争的领导权必须坚定地掌握在黑人手中”的观点，能够理解对“不幸的是白人有篡夺领导权并作出重要决策的习惯”的批评。可以说，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表现了她对这场革命中白人与黑人关系的深刻思考。
朱利的族人
《朱利的族人》
这是一部基于现实的想象之作。它是悲剧性的，但却不悲观。因为斯梅尔斯的三个孩子很快就对村中的现实产生了认同感，和黑人孩子相处和睦。这不仅同成年白人的举止形成强烈反差，同时也饱含寓意。南非确实是充满了病症的国家，对许多人来说，它的现实也许是不堪忍受的。但是，再严峻的现实也无法压倒人类的未来。南非未来的希望就存在于孩子们身上。戈迪默的许多短篇都是极其出色的。她的早期短篇写得精巧、细腻，已经显露了“惊人的才华”。后期的短篇则以日趋成熟的技巧和冷峻深刻的思想而广受赞誉。
士兵的拥抱
《士兵的拥抱》
获得荣誉
诺贝尔文学奖
戈迪默1991年以作品《七月的人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是“她以强烈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周围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其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不过，也有人批评她是“以政治观念得奖，而非以作品见长”。对此，她表示：“对我而言，我是一名作家，这是我存身立命的根本。”
受奖演说
太初有言
言与神同在，意谓神言，亦即那创世的言语。可是经过人类文化若干世纪的演进，“言语”染上了其它含义，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拥有言语已逐渐同义于极权、声誉、令人敬畏有时危险的信念、在电视上露面讲话享有黄金时刻、既具有侃侃而谈的天赋也不乏喋喋饶舌的才能等等。言语飞越太空，从卫星上反射回来，如今比以往更接近那被认为是其所采自的天国。对于我和我的同行来说，它最重要的形变却发生在很久以前，在它初次被刻画到一块石板上或描摹到莎草纸上之时；在它从声音具形为可视物，从被聆听物化为被阅读的一系列符号，然后成为手稿之时，在它穿越时间从羊皮纸旅行到古登堡之时。这乃是作家的创世纪，是将她或他写入存在的故事。
奇怪的是，这是一个双重过程，同时造就着作家及其要成为人类文化媒介中一变体的目的。它既是一个个体存在发生与发展的发育过程，也是依照那个体的性质分别对就其发育过程所作探索的适应过程。因为我们作家就是为此任务而被逐渐造就的。犹如波尔吉斯的短篇小说《上帝的手迹》中与美洲虎关在一起的囚徒——他借着一天仅一度照入的光线，试图从那生灵毛皮上的斑纹解读存在的意义，我们穷毕生精力企图通过言语释译我们在各种社会、我们身为其中一分子的世界中所汲取的书本知识。正是在此意义上，在此无法解决、不可言说的参与关系之中，写作永远且同时是对自我和世界的探索，对个体和集体存在的探索。
存在于此
人类，作为唯一具有自省能力的动物，且因此令人烦恼的较高级能力而受到祝福或诅咒，总是想要知道为什么。这并不仅仅是有关我们究竟为什么在这里的本体论大问题，对此各种宗教和哲学都曾在不同时代对不同人们试图作出确定的回答，现今科学则试探性地尝试各种令人目眩的片断解释，而我们也许像恐龙一样，即将在我们存在若干千年之后灭绝，根本来不及发展起必要的理解力以整体地理解它们。自从人们变得自觉，他们也寻求对诸如生殖、死亡、季节循环、大地、海洋、风与星星、太阳与月亮、丰收与灾害等普遍现象的解释。作家的祖先、口头故事讲述者们以神话开始摸索和整理这些神秘事物，利用日常生活因素——可观察的现实——和想象力——投射入隐蔽事物的能力——编造着故事。
罗朗·巴尔特问：“神话的特点是什么?”又答曰：“把一个意义转化成形式。”神话是以此方式斡旋于已知和未知之间的故事。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巧妙地把神话非神话化为一种介乎童话和侦探故事之间的体裁。存在于此，我们并不知“是谁干的。”但是，即便找不出答案，某种令人满意的东西还是能够发明出来的。神话就是神秘事物加幻想产物——诸神，人格化的兽类和鸟类、妖怪。幻形生物等——它们为神秘事物安置某种出于想象的解释。人类和他们的伙伴生灵是故事的实体，但是，如尼科斯·卡赞查基斯曾经所写道的，“艺术不是肉体的再现而是创造肉体之动力的表现。”
现在有许多被证明了的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从某些答案中又有新的有关存在的问题生出。因此，神话体裁从未完全被抛弃过，尽管我们倾向于把它看作古董。如果说它在某些社会中早已降格成儿童睡前故事，那么在世界上那些受森林和沙漠保护，与国际大文化隔离的部分地区，它仍然活着，继续提供着作为个体与存在之间一种斡旋体系的艺术。它还从太空飞旋返回——一个化身为蝙蝠侠及其同伙的伊卡路斯，绝不堕入失败之汪洋去对付生活的万有引力。然而，这些新神话与其说力求启发和提供某种答案，不如说是为了消遣，给不再想面对哪怕是偶遇的对于其生存之恐怖的答案的人们提供一条幻想的逃避之路。(也许正是对于人类现已拥有摧毁他们整个星球的手段的肯定认识，对于他们自己巳以此方式变成了诸神，可怕地承担着他们自身延续存在的责任的恐惧，使得漫画书和电影神话成了逃避现实之作。)存在的动力仍在。它们是不同于当代通俗神话制造者的作家在今天仍然关涉的东西，一如古代形式的神话所曾尝试关涉的。
作家们如何对待这种关涉并继续对之进行实验曾经是现在仍是，也许比从前更其是，文学研究者们的课题。与可感知现实及此范围之外的——不可感知现实——之本质有关的作家是所有这类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