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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对先生不太了解。1986年12月全国政协编辑出版了先生撰写的《风雨漫漫四十年》一书，第一时间就得到此书，也是随便翻翻而已，过去收集的资料，也因工作繁忙、孩子小，没有时间和精力整理，存放起来。我是从2009年开始整理这些资料，并注意收集新的资料，随着国家历史档案解禁和对外开放，我们从大量历史档案、文史资料、文献资料、民国间报刊等，逐步对先生有了了解和认识，敬佩之心油然而起，觉得收集整理资料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有责任把先生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宣传出去。为了配合学校这次校庆，主要介绍先生重视教育，注重人才培养，关心支持河大一些事。先生先后创办过铁门小学、民生煤矿小学、嵩岳中学、黄河职业水利学院（名称改变多次）、西北中学等，对河大更是情有独钟。当1912年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创办时，先生速派其弟张钊于1913年春参加考试，之后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深造，1918年春，经毕业考试合格后即赴英国留学。其间，先生因公或私，多次到学校看望。或问情，或解难，乐善好施。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于1923年3月改建为中州大学后，先生编辑的《历代军事分类诗选》，由秘书赠中州大学图书馆两函。1933年春，先生的长子张广勋考入河大，１９３７年毕业，送其赴德国留学（１９４９年赴台湾，任台北陆军装甲兵司令）。
无论先生在河南从政还是后来旅居西安等地，对河大的关心、帮助和支持是一如既往，对河大有着深厚的感情。从以下先生与河大几任校长的过从窥见一般。
河大的医学院创办于1928年。当1930年张仲鲁首次任河大校长时，因经费紧张，采取裁科并系办法，将医科裁去，1930年6月先生暂代河南省政府主席，应医学院师生的请求，经过先生与校方领导协调和沟通，才将医学院恢复，为后来河大医学院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8年春，抗日战事南移，当时的河大校长刘季洪组织师生及时疏散南迁，为一劳永逸，刘校长主张将河南大学迁至四川万县。先生则主张河大即是省立学校，仍应留在河南境内，这样可以就近培养本省青年。鉴于当时日寇侵犯河南，先生建议将河大迁往豫西山中。刘校长感到学校前途艰难万分，个人不能承担此重任，不得以向省政府辞职。
1938年10月王广庆临危受命接任河大校长（据有关资料介绍，是张钫极力推荐），每当学校经济拮据时，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总请先生帮忙，先生多次以创办的观音堂民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1922年春天创办）的收入拨给学校，以作使用。在孟志昊、张友仁撰写的《王广庆先生传略》一文写到：“王广庆接任校长后，为集中办好学校，即带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以及校本部从鸡公山来到镇平，与先行搬来的农学院、医学院会合，借住官舍、寺庙，并租用一部分民房，安顿上课。在国难当头，财政窘迫，教育经费失去保证的情况下，王广庆竭力争取河南省主席程潜以及张钫等人的支持，保证了学校经费如数拨给（有文字记载按战前年24万元如数拨给），使学校教学、科研工作和数千名师生眷属的生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得以维持。”
1945年夏天，田培林时任河大校长。当时河大师生已迁宝鸡石羊庙，田校长认为该地偏僻而下狭小，师生教学有诸多不便，乃至西安与张先生商量，拟请其陪同见第一战区区长胡宗南，央求在西安代觅校址。先生说：“胡将军军务繁忙，且对西安房舍不甚清楚，余系西安城隍，地面熟悉，余可陪汝四处查看，倘若发现可以利用建筑，由余一人承担”。于是先生陪田校长多日走遍西安城内外，中午常在道旁露店以牛肉烩饼充饥。终未发现可容有所大学处所，后以日本迅即投降而作罢。
1946年6月，教育部下令将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1929年3月张钫先生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时创办）合并到河南大学。黄专成立护校委员会，反对并校，并散发告各界人士书及声明，组成反对并校请愿团到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行政院水利委员会、河南省参议员、河南省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等致电教育部反对并校。先生多次接见请愿代表，并致信教育部力陈理由阻止并校，毕竟此校是先生一手创办，对黄专也有着深深的厚爱。1946年4月黄河水专校长刘德润辞职，教育部委派田培林兼任水专校长，6月，田校长根据教育部命令负责将水专并入河大，由于遭到水专广大师生及河南各界人士的极力反对，并处于僵持状况。田校长为此于某夜走谒先生，并分析水专合并河南大学的得失说：“你是河南人的大家长，你爱护水专，同样也爱护河南大学，两所学校都和你有深厚的关系。你愿见水专教授成为大学教授呢？或仍为专科教授？你愿水专学生成为大学学生呢！或仍为专科学生？河南水利建设人才水准提高呢？或仍墨守现状”。先生断然的说：“伯苍，你说的对极了，没有人能像你分析的这样透彻，我绝对支持水专并入河大，你放心去做吧。”（台湾李守礼教授文章以及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志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志》中都提到此事）。是年9月，水专并入河大，成为河大新建工学院的水利系，部分水专师生到河大报到，一场风波就此解决。
还据有关资料介绍，曾任河大校长的张鸿烈在1930年6月张钫暂代河南省政府主席时，担任过张钫秘书长近2个多月。
从以上可看出先生的威望和地位，河大的几任校长们都非常敬重先生，学校遇到大的前途命运的问题，总与先生商量，听取并尊重先生的意见。
此外先生与河大的一些知名学者教授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据张治国文章记载：在30年代，张钫不断到河南大学演讲，曾代国文课（没有考证）和著名教授范文澜、高享、郭绍虞、姜亮夫等过从甚多。每每河大经济困难，张钫或责令有关部门拨给公款，或自己慷慨解囊。从1912年到1948年，张钫对预校以及河大备为关心，赤诚相见，有求必应，从无拒绝，大事小事，有口皆碑，足见张钫将军对河大的贡献和高风亮节！。
在孟志昊回忆文章中，我们得知，曾为河大著名学者教授姜亮夫撰写了张伯英墓志铭，对先生一生给与高度评价。孟志昊1983年、1984年两次赴杭州大学拜谒姜教授，商谈撰写张钫墓志铭事。姜教授已是82岁高龄，因为身体原因，规定来访者每次谈话以10分钟为限。特别情况，不得超过20分钟，而对孟志昊例外，怕影响姜教授休息，孟志昊虽经多次告别，总以为50年不见面，固留畅叙，话没个断头。1984年夏天，杭州酷暑，全国之首。姜教授不顾眼睛极度近视和炎热天气，非常认真，几经修改，完成张钫墓志铭撰写。之后孟志昊将张钫墓志铭制作锦屏，在1986年6月20日先生诞辰100周年及骨灰安葬仪式上敬献。
很巧的是，张钫父亲张子温的墓志铭是国学大师章太炎撰写，而姜亮夫则是章太炎的门生，撰写了张钫墓志铭。真是有缘。
1938年2月国民政府任张钫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当时院长为陈调元），之后先生寓居西安。在八年抗战期间，先生身体力行，竭尽全力给予河大支持。1945年，日寇入侵，再次威胁到流亡于荆紫关的河南大学，为了免遭战火，河大立即着手西迁陕西的工作。由于先生对河大西迁陕西的极为关照，使学校的图书、仪器等物品得以存放西安河南会馆。许多担任迁移工作的人员，也受到了悉心照顾和妥善安排。从而保证了西迁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河南大学校史》一书（217页）记载：“在学校由荆紫关向陕西搬迁时，师生将尚存的图书和仪器清理、登记、打包，妥善运到西安火车站。为了保护学校财产不受损失，新任图书馆馆长、教育系副主任李秉德主动提出自己拿钱顾人看守，直至这些教学设备运到河南会馆”。
为了使河大师生顺利到达西安，先生亲自到西安龙驹寨（豫陕要道）进行安排。据白文田老师回忆：当我们到达龙驹寨时，张伯英由西安到龙驹寨，对我和赵新吾训导长说：“仲鲁有电报给我，你们到西安，先住在西北中学（伯英先生创办的学校），我来时已让他们停课两周，让河大暂住。沿途各县我也打了电话，叫他们为路过的师生安排食宿”。西北中学（现为西安六中）是先生抗战期间为安置河南逃陕难民儿童于1943年8月创办。初创时，办学经费十分困难，先生除了自己带头捐助一部分外，还向在西安河南籍的富商募捐，为了筹措办学资金，先生还亲自回河南邀请豫剧名角常香玉、崔蓝田到西安义演。先生当时既是中州会馆理事会理事长，同乡会会长，也是西北中学理事会董事长兼校长。当时西北中学、中州会馆（也称河南会馆）成了中转站，在自身经费紧张情况下，先后接待安排了大量师生，因历史原因无法统计安排的具体人数以及费用。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但是它毕竟能够栖身，基本温饱能够解决，为师生继续迁移，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学生有课上，不耽误学业，创造了条件，功不可没。一时安排不了，先生也积极协调，千方百计解决师生们的困难。
据河大学生梁祖翼回忆：“河大师生1944年中秋节赶到商县，后经蓝田，顺利到达了目的地西安。这么大的城市，却没有我们的安身之地。怎么办？先找我们的家—河南同乡会，经它介绍我们先住在西关一所旧兵营内。借了一些生活费，借了一个大行军锅和一些必要的炊具，吃住的问题解决了。我找过张钫，郭芳五，他们都很同情我们的困难，批条子到同乡会找具体人解决。”
据河大学生李守礼回忆，“河南会馆当时是西安一家大报的社址，几位同学挤卧在印刷机旁边，晚上机器声和同学们的酣睡声相呼应，由于长途跋涉劳累太久，没有人有失眠的感觉。”
据河大文学院文史系任访秋老师回忆，他们到了西安，“学校早已派人在河南人办的西北中学给我们安排了落脚得地方”。
据河大医学院张静吾院长回忆：“我参加西安河南同乡会开会，讨论招待食宿问题。……伯英先生即与陕西省府和胡宗南电话商量，食宿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学生到达西安时，伯英先生还亲自指挥学生到吃住的地方，当时我也在场。经过这件事，我很佩服这位所谓的豫陕两省绅士，他既有两省威望，又爱护青年学生，遇事又能勇敢负责，胸襟广阔豁达，真不愧为辛亥革命时陕豫两省主将之一。”
马锡瑞撰写的《爱国民主人士张和宣》一中记载：“一九四五年三月，日军侵犯内乡，和宣由内乡返陕西，路过商州、龙驹寨，见河南难民病饥道旁，十分凄惨。到西安后即同张伯英商量，向河南旅陕殷商富户进行劝募。他历数了沿途所见逃难人民的流离惨状，结果劝募得洋五万，救济了流亡难民和青年学生。”
据河大老师白文田回忆，“我和河大训导长赵新吾带领学生到龙驹寨的第二天晚间，张伯英先生由西安到龙驹寨，对我和赵训导说：‘你们要向中央银行借钱，我可出名担保。’当时我写了以他的名义借款的介绍信，他叫副官盖上章，我写了盖有河大校印的200万元借条，连夜送给中央银行的吴景超经理，他答应次日付款。”
先生曾自谓：“生平有快事二：在西安电话致警局，请以余名转告全市居民，每户漏夜蒸馍六斤，拂晓送站救济难民，均能如时送到，此其一。又在龙驹寨一小乡镇，筹款数百万，救济逃难学生，并令其临时结队西上，余则乘车前行，请沿途预备食宿，幸使数百万流离青年安抵西京，此其二。”
河大师生迁到宝鸡后，每次请求要款，先生大都从河南同乡会募捐中拨给，如一时资金不足，到社会上活动，总是想方设法予以解决。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河大师生无不欣喜若狂。阔别家乡多年的师生归心似箭，但是西安到开封有千里之遥，没有迁移费，何谈容易？时任校长田培林到西安冰窖巷张公馆请求帮助，先生进行了积极的努力。据河大文史系学生李守礼（后到台湾任教授）回忆，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成立了善后救济总署，时任行政院河南善后救济分署署长马杰，由渝赴开封就任，道经西安，拜候张钫先生，先生乃请其以豫省善后救济金资助河南在陕学生。马杰曰“陕西非余工作区，发放救济金将来无法报销。”先生曰：“救济要以人籍贯为对象，而不该以地区作标准，汝发放后报销若发生困难，余会代汝向孔庸之院长解释”。由此从河南省善后救济分属争取到了一笔经费，使河南大学的学生得以在1945年10月底，从宝鸡迁回开封，结束了八年的流亡生活。
河大整整流亡八年中，虽然学校的教学、科研环境被破坏净尽，但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却仍在进行，招收新生、送毕业生依然办理，并且“努力维持着战前的教学水平”。科研工作也取得重要成果，尤其农业研究成绩辉煌（在《河南大学忆往》和《河南大学校史》书中都有详细记载）。这是在不正常的环境中取得的不平常的奇迹。追溯历史，我们知道奇迹的获得，首先是由于河大的广大师生发扬了艰苦奋斗，通力合作、精诚团结、众志成城的“铁塔精神”，同时也得力于张钫对河大的鼎力扶持。
先生热心教育，重视青年学生的培养，尤其是对于豫籍学生，不遗余力。据孟志昊回忆：王广庆、张志平、傅岩三个人出洋学习（在新安县志也有记载）费用是先生把民元他赴京路过洛阳适值毅军兵炸被劫，事后袁世凯、姜桂题赔他损失的款子，拿出一大部分，慨给这三个青年。白芷洁是先生家佃户的孩子，学费完全由先生供给。白河南大学毕业后，在陕西省王曲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当过教官，后来到河南省教育厅任职，未几，资送美国考查，回国后任香港一学院教授。孟志昊本人家境贫困，考上了开封高级师范，张钫先生几次给钱，资助读书，并写信给新安县长，“叫教育局长石书翰从教育费节余项下抽出100元津贴我上学”。后来孟志昊考上河南大学，每年能得到教育厅150元的贷金。到毕业的那年，列入学校公费生，留为河南大学研究生。
河大学生李守礼曾在文章中有一段话说：“民国三十二年秋，我就读河南大学文史系，听教授们说：伯英先生算是河南绅士中，对河南教育最热心的一位了”。
先生对河大的关心是方方面面。1933年11月6日河南大学校刊图书馆启示：张伯英先生惠赠：鲁严所学集、张子温先生、剿赤特刊、变诗选、历代军事分类诗选、中州集略。先生1924年资助并参与《新安县志》的编纂，1939年正式出版后，通过王广庆转赠河大图书馆。
先生视陕西为其第二故乡，亦素为关中父老所尊敬爱戴。但河南为其桑梓故里，河南人尊其为“河南人的大家长”，河南人的困难，先生必须关切，自然不能袖手旁观。抗战八年，对河南逃陕难民以及流亡师生的支持都不是政府行为，完全是凭着对河南人民的感情，自发利用其在政界军界包括文化界的威望，接应豫省难胞，安置流亡师生，发动西北移民，都成了先生义不容辞的责任。黄专师生流亡到西安时，他也亲去看望抚慰学生，安排食宿。在王华农撰写文章中记载：河南私立中学师生听说日寇西进，纷纷逃往陕西，到了西安，流落异乡，食住都成问题，先生闻悉此情，对流亡师生深表关怀。协助河南省教育厅去陕人员及河南同乡会向各方进行联系，为师生们安排住所，发给口粮。并对师生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咱们河南在抗战期间，有三个多：“一是出军粮多，二是出壮丁多，三是青年从军多，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有好多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参加了青年军，去打日本。河南人对抗战的贡献是很大的。现在，河南大部分都沦陷了，你们这么多教员学生跑到西安来，一个月三斗八升半的口粮，还是我这个参议院副院长拿老牌子给要来的。 …… 现在正和各方面联系，想办法，对到西安来的一些学校进行安置，希望大家放心。 …… 最后，我还要说一句，你们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河南人，要为河南作贡献。”
抗战胜利后，先生还作了大量善后工作。1946年4月11日为救助安置在陕河南难民，先生写给开封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马景森（即马杰）署长（河南罗山人，美国阿海阿省立大学毕业，博士），两封亲笔信，提出了详细的安置意见，该信字体优美，情真意切，感人至深。1946年7月河南省组成灾情哭诉团，由曾任河大校长张鸿烈为团长的一行10人赴南京上海等地请愿。在王瘦梅的回忆文章文中写到:“我们在上海的活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张钫，不但需要他筹谋、指导，还要利用他的影响与多方面接触。在一些重大活动中，他还亲自出马。张钫住在复兴南路虞洽卿公馆，我们曾多次到那里同他商讨，研究行动计划。经过频繁的联系和私下接触，终于取得了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在上海实力人物杜月笙的支持下，浦东同乡会同意我们在他的八楼会议大厅举行豫灾哭诉团招待会。”这次哭诉团南下请愿，最终使国民政府同意减免河南部分田赋和军粮，基本达到请愿目的。
张钊，河南新安县人（张钫之弟），1918年春赴英国留学。
张广勋，河南新安县人（张钫长子），德国军事学院。
张广舆，字仲鲁，河南巩县人，美国金城柯路拉度矿务大学，1918年出国，1923年回国。
田培林，字伯苍，河南襄县人，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1935年出国，1939年回国。
冯友兰，字芝兰，河南唐河人，美国哥伦比亚研究院哲学博士，1919年出国，1923年回国。
张鸿烈，字幼山，河南固始人，美国伊利诺大学毕业，硕士，1913年出国，1919年回国。
马
朱光彩，字华昉，河南淅川人，德国学习理工，博士，土木专业，1925年出国。
王广庆，字宏先，河南新安县人，日本东京私立政治学校政经科毕业，1913年出国，1916年回国（张钫资助）。
张志平，河南新安县人，日本，学习法政专业（张钫资助）。
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