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散文）
2020-05-01 09:39阅读：
不会游泳的人
想趁水不注意
游到河那边去
——自言自语
1.
二十世纪末，川西北群山深处的断裂带，随日升日落、季节和农事辗转的断裂带，祖祖辈辈跟庄稼生死相依的断裂带，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根据地。生活循环往复，日子循环往复，看似千篇一律，毫无变化。那时，我已经明了：一个人的脑袋和嘴，能把个体从混淆的人群里面区分开来。脑袋通过思想，嘴通过语言，而不是凭靠它吃下的食物。“叫唤的鸟儿不长肉”，母亲总是如此意味深长地教育我少说话、多做事，不在人前胡说八道，尤其是家里的事。仿佛，我是家里的一面围墙，随时可能把一个家的败落和耻辱曝露在外，让人一览无余；后来到镇上学校念书，我学到一种更为简洁的书面表述：“祸从口出。”再后来，遇见自我，遇见诗歌，遇见散文，遇见小说，遇见杰克•伦敦，遇见凯鲁亚克，遇见堂吉诃德，遇见海明威，遇见库切，遇见勒克莱齐奥，遇见艾丽斯•门罗，遇见歌德，遇见赫塔•米勒，这个深刻而勇敢的罗马尼亚女人，一针见血似的指出：“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人的眼睛。”
是的，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人的眼睛。如同前几天，多难的四川盆地某个边远地带，一场突发的森林大火意外卷走三十个年轻的生命，这句充满智识和陌生脸孔的话语，也在我的眼睛里久久燃烧。止不住泪流。
岁月漫漫，我习惯让自己躺在面包之外，一遍遍陷入回忆，在往事中刷新最初忽略的真实，咀嚼它们，巩固它们，而我就是它们留下的全部。当然，人，永远去不了的地方就是过去。回忆，不是为了抵达，而是为了梳理。
已在断裂带的空气中化作齑粉的那些年，虽涉世尚浅，但我已经通过历练，熟练掌握了一套非常顽固且相对靠谱的经验。大人们总是教我，见了人就要打招
呼，在断裂带，打招呼，就是“喊人”。喊人不仅是一种贯穿古今的礼貌行为，也会得到奖赏。喊人，意味着把形形色色的人区分开来，固定在记忆的岩层之中。家长们的言传身教像工厂流水线上的模具，塑造着我的潜意识，嘴是一种工具，让我以为，世界上会喊人的小孩才是好孩子，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在类似的塑造过程逐渐变得聪明起来。事实上，我不想成为好孩子，否则，不会隔三差五地挨揍，和院子里的几个小伙伴浓缩成村里人尤其是附近一些邻居的眼中钉、肉中刺。不过，千真万确，大多时候，我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孩子，嘴巴甜，会喊人，也喜欢喊人。总而言之，如此矛盾交织，都是为了我的小算盘。我总是能够尝到些甜头，几颗水果糖，一袋奶油饼干，一截甘蔗，至少也能得到一个免费的笑脸，或者诸如“这孩子嘴巴甜”、“这孩子真懂事”之类的表扬。只是，这些行为，和母亲口口声声的“叫唤的鸟儿不长肉”似乎有些矛盾。没有分清说话和喧闹本身的区别，我的嘴因此常常陷入两难境地。
“久走夜路总要碰到鬼”，断裂带的这句老话，和人们常说的“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意思差不多。有一次，村里一个说话慢条斯理的放牛人，教会我一种别样的称呼。他指点迷津似地告诉我，看见村里某某的时候，喊他几声“嫖客”，准会有糖吃。跟说话慢吞吞的放牛人一样，他口中的某某，也是个放牛人，一个村的，同外公一个字辈。“孩子的头脑就像是捕蝇纸，不论给他们什么都会粘住。”多年以后，我在加拿大小说家艾丽丝•门罗一篇小说里读到这句话。毫无疑问，那时候，我的头脑就是一张捕蝇纸。我想的是，记住了“嫖客”，就不愁没有糖吃。外婆家是村里人上山放牛必经之地，为了吃到糖，我坐在外婆家竹影婆娑的院子里等了一天又一天，终于等到某某。大老远，“脑袋不知长哪儿去了”的我扯着嗓子一连串“嫖客”脱口而出。意想不到的是，“嫖客”的脸，一下子刷白，一下子又变得通红。他恶狠狠地瞪了我几眼，没给我糖吃，而是头也不回骂骂咧咧丝线般走远了。他真的走远了。据说，这个善良又爱面子的放牛老汉，因此怄气，回到家里，足足躺了一个星期。糖没吃到不说，父亲倒是用黄荆条子请我吃了许多小孩犯错或者闯祸后才会吃上的“坐墩肉”。我用“嫖客”招呼放牛老汉，人家走远了；我吃“坐墩肉”，是因为对放牛老汉使用了有毒的语言。我走远了。
除了请我吃“坐墩肉”，父亲还三番五次地问我：“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
蚂蚁经常搬家，脑袋却不会。我觉得父亲的问题有些奇怪，并且，明显不是出于礼貌的提醒、关心，而是质疑。于是我很认真很认真地看了看父亲的眼睛，又摸了摸自己的脑袋，看看它还在不在。
“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有时出现在挨打之前，有时出现在挨打之后。有时，是经由母亲之口说出。母亲说出和父亲的话，我一点不感到惊讶，有一次，我正好撞见他们两个紧紧抱成一团，站在弥散着油烟味的灶屋中央，在那盏只有十多瓦的灯泡暗淡的眼皮子底下接吻。我想，父亲跟母亲接吻的时候，把这个问题也传染给了母亲。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
后来，这个问题，像在我的脑袋里面扎根一样，如影随形。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天气，我能随时看见这句话打开抽屉那般打开父亲阴郁而锋利的嘴唇，有着浓烈烟酒味的嘴唇，跑到面前，提醒我夹着尾巴做人。在家里，我莫名其妙地害怕父亲，害怕他像老鼠害怕猫。并且，常常陷入莫名其妙的困惑与恐惧，感觉自己并非活在空气的栅栏里，而是活在父亲的否定句中，如同断裂带那些死后肉和骨头会整个儿化成水流走的野生鱼，活在家门前那条潺潺流淌的河水的皮肤下面。
实话实说，我不知道我的脑袋长哪儿去了。我清楚的是，我已经无法忍受继续在家里呆下去。我彻底厌倦了这种日复一日、枯燥至极的时光。我想逃离，想变成鱼，沿着家门前的大河顺流而下。那些年，我不止一次在河边遇见渴望变成鱼的女人，它们变成鱼的方式异常简单明了——她们用死。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一个阴冷的日子，当乡亲父老把被大伯揍得遍体鳞伤的伯娘从河边拉回岸边的时刻，大伯仍在一边幸灾乐祸地吆喝：“大河没盖盖子！”好像巴不得伯娘死给我们看。
在断裂带，“大河没盖盖子”并非纯客观表述，而是一种诅咒，只是相对委婉。对于外人，本地人可能更愿意用赤裸裸的“去死吧”表达内心世界，而对于家人，“大河没盖盖子”的使用频率似乎更高，仿佛，这就是冰与火，是语言的微妙之处，像一列穿过死亡的火车，满载冷漠。
“大河没盖盖子”和“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又仿佛一脉相承。至少，缔造这些嘴唇的当事人的血液是相似的。多年来，这些令我不寒而栗的话语，并没有化作空气，而是肉一样长进了我的身体。我一直带着它们。我也想对它们说：“大河没盖盖子”和“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
…………
那一年，距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时间又过了一个多月，来到我大学开学的日子。
母亲陪我一起坐着绿皮火车到成都就读的学校报道。她不是不放心我，而是不放心我荷包里那些沉甸甸的学费。
绿皮火车在母亲的脸上呼啸着，跟我一个多月前的经历重叠在一起。而窗外被速度扯碎的风景，有一种不能抚摸的遗憾。
在绿皮火车靠近车窗的位置，母亲告诉我：“你不知道，你写诗得了那台笔记本电脑，把你父亲高兴坏了，娃儿似的抱在怀里在村里转了一圈，见人都说这是你写诗的奖品。”
和六月份第一次坐绿皮火车类似，我头一次知道父亲，在为我骄傲，为他的儿子骄傲，为他留在血液里的那个他骄傲。淤积在我心头多年的耿耿于怀，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内敛的父亲使我意识到，人可以默默无闻地活着。
在火车上，命运如此动情，我因此痛下决心，扔掉了身上还有大半包没抽的红塔山，真心实意地暗暗发誓，今后努力学习好好生活，再也不要“这样堕落”。而多年以后，我依然烟不离手，并且大言不惭：“腊肉和新鲜肉，谁保存得更久？”
那一天，在陪我去成都报道的绿皮火车上，母亲忘记了她过去的言辞：“叫唤的鸟儿不长肉。”一路上，她都在不停跟我说话，说了很多很多，仿佛要把整个绿皮火车填满。
母亲讲述了一段和我们都有关的往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母亲尚是黄花大闺女，为了与当时还在东北某部队里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父亲“串联”，趁外婆不注意，一分不少地偷走了家里四百多块钱——这是当时家里的全部积蓄，一个人私奔了，她跑到江油，买好车票坐上一列火车，去了东北。
“把你外婆气惨了，我那时候胆子大呢！”
母亲一边说，一边望着窗外的平原，像望着自己那时的胆子。顿了顿，她有些尴尬地跟我坦白：“我从东北坐火车回来的时候，肚子里的你，已经一个多月了。”
比我想象中还要源远流长的绿皮火车在我的脸上呼啸着，我的回忆跟母亲的回忆重叠在一起。我没有说话，我的眼睛已经落在窗子外面，我看见了广阔而又陌生的平原，看见了更远处起起伏伏的绿色丘陵。思想。沉默。
两年后，立秋后的一天清晨，父亲从断裂带老家门前高高的核桃树上打核桃时意外坠落，在医院昏迷整整一个星期，最终，舍下了他的呼吸，不再坚持。此后每年，最终没有被我们狠心砍掉的核桃树在父亲的死亡上面，依然枝繁叶茂，依然结出许多核桃，如同，那些依然在绿皮火车上远行或者归来的乡亲父老。
世事如烟，一个遥远的声音随绿皮火车呼啸而来：“过去的一个个瞬间，如果我在当时就已参透，便不会鲜明而又焕然一新地穿过我的当下。”
我已经多年没有坐过绿皮火车。但绿皮火车上还有很多的人，很多的脸，很多的语言，很多的相遇，很多的故事。因为，时光一直在生长，就像绿皮火车一直在往前跑。我们片刻不留。我唯一想要知道的是，绿皮火车，在那长长的旅途中，在那总是给风景留下些许不经意划伤的旅途中，是否也带着我儿时在断裂带学游泳的那种“趁水不注意”的天真？就像眼下，我以为自己早已抵达了远方，其实，只是穿过了一段回忆。
2019年4月7日完稿
刊于《人民文学》2019年第10期“新浪潮栏目”，《散文海外版》2020年第2期“特别推荐”栏目头条转载，《散文选刊》2020年第3期“心灵史”栏目头条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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