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曹禺创作风格转变过程探悉
2007-12-03 20:58阅读：
中国话剧的产生和发展同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因为话剧本身就是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五四”时期，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引进和吸收很大程度上引导了中国艺术的转变。曹禺作为中国话剧的泰斗，所创剧作既是中国话剧的瑰宝，同时也是世界戏剧长廊中的竟品。他的成功和一生创作风格上的变化，很大程度上都是对西方文化学习和对外国戏剧借鉴的结果。他自己曾表示，“古今中外的大师们呕心沥血写下的文章，真是学习的好范本。”“从欧里庇得斯那里，我企图学习他那观察现实的本领以及他的写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对于莎士比亚，我接近的较晚，到大学才开始读。然后碰到的就是欧尼尔…然后，就接触了契柯夫…”[1]可见，阅读外国剧作家的作品并努力从中汲取有益处的营养，对曹禺以后的创作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他的话剧中有着明显的西方作家影响的痕迹，主要的风格转变路线为“古希腊悲剧—易卜生—奥尼尔—契柯夫—莎士比亚”。
一． 古希腊悲剧的影响
还在曹禺读大学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对希腊悲剧的极大兴趣，他的《雷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构思并完成的。在希腊悲剧中普遍存在着突出的命运观，在希腊悲剧作家眼中，人的悲剧是由不可知的命运造成的，是非人力所能左右的。这一点在《雷雨》中有着明显的展示。在《雷雨》中，世界的冷酷、人的盲目挣扎、爱情走向乱伦等因素都表现了某种命运悲剧的因素。蘩漪将周萍当作救命稻草死抓不放；侍萍为周家养育二子却终被赶出家门；周萍对父亲专制和冷酷的痛恨，在父亲、继母——情人之间忍受道德煎熬；尤其是四凤重蹈母亲的复辙，都体现了这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性。早在《雷雨》刚刚发表不久，批评家刘希渭就曾撰文指出，“作者隐隐中有没有受到两出戏的暗示？一是希腊尤瑞彼得司的Hippolutus，一是法官拉辛的Phidre,二者用的全是同一故事：后母爱上前妻的儿子。”[2]可见曹禺早期对古希腊悲剧的学习和借鉴是多么明显。但是，曹禺并没有停留在对古希腊悲剧的简单模仿，而是根据自己对现实社会的思索和探究以及对文学的独特体悟有创造性和超越性地进行借鉴。尽管曹禺在《雷雨·序》中所提到的“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同古希腊悲剧的美学精神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创作中却不自觉地赋予了戏剧以现实内涵。《雷雨》中的“罢工”和对封建家族的讨伐就是此例。希腊悲剧同中国现实社会的融合
既赋予《雷雨》美学与现实的双重意义，又表现出独特的文化色彩和创作个性。所以，曹禺对古希腊悲剧的学习是吸纳了现代精神的学习，是成功的再创作。
二． 易卜生剧作的影响
随着曹禺创作的进步，他的剧作开始显示出朝易卜生转变的倾向，这种倾向既体现在结构上，也体现在精神实质上。从结构上看，《日出》《北京人》都属于团块式结构，这是由易卜生首先引入到戏剧创作中的，主要特点是戏剧结构严禁，情节集中，主题突出，时间场景变化不大等。尽管曹禺自己说《日出》的创作是要找出异于《雷雨》“太像戏“的路，但是除了第三幕，主要人物仍集中在陈白露身上。《北京人》中的愫芳也是同样，动作性强，情绪的内在张力替代了外在动作的张力。另外，从结构上看，《日出》和《北京人》都继承了易卜生对现实人生真实性的关切，在观念上都超越了艺术舞台与人生舞台的界限。而在戏剧精神上，曹禺也继承了易卜生的衣钵。易卜生的戏剧是现代性的，以“现实”和“人”为起点，以新的伦理道德为文化思考的内核，这些都在曹禺的戏剧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不管是《雷雨》还是《日出》《北京人》，都有着明确的现实意义，即对封建家族和腐朽没落旧制度的批判，也有着对现实的“人”的表现和思考，在蘩漪和陈白露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出曹禺受“五四”思潮的影响后对人的解放的关注。所以，我们可以概括，在曹禺早期的剧作中，贯穿着这样的一条思路，即通过伦理批判与道德抗议而表达一种“摧毁黑暗社会，让人成为人”的高昂基调。这种对旧道德的批判与建设新伦理道德的理想追求，显示了曹禺同易卜生之间深刻的思想共鸣。
三． 奥尼尔剧作的影响
有人认为曹禺更像是中国的奥尼尔，因为两人情况更为相似：他们都学习过古希腊悲剧和易卜生，都富于激情，都善于写悲剧，都喜欢表现人物的命运，都热衷于新的样式和技巧。的确如此，从曹禺的《日出》《原野》来看，二者不管在戏剧形式上还是表现内容上都有很大共同之处。表现主义的创作手法对于激情洋溢的曹禺来说非常有益于他对人的情绪和内心的描写，《日出》中陈白露和翠喜那种受蹂躏的内在的痛苦心理和情绪就同奥尼尔《安娜·克利斯蒂》中的安娜极为相似。而《原野》中俯拾皆是的象征手法更是受到了奥尼尔《琼斯皇》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原野”意象也一直被研究者关注。不仅如此，《原野》中诡秘的人物形象和环境设置也是受奥尼尔影响的结果，仇虎丑陋的外表下燃烧着复仇的火，焦母乖戾的性格和夸张的听觉等等都是出于剧情的需要设置的对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有意追求。另外，在对悲剧形式和精神的书写上，二者也极为相似。比如《雷雨》《北京人》就同《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一样是写家庭悲剧，而《日出》中陈白露的悲剧也和《毛猿》中杨克的悲剧有很多共通之处，等等。现实是人类生存的依托和基础，现实的悲剧的人生的苦难是作家们思考的共同母题。同时，现实与梦幻的对立冲突和历史的必然、命运的主宰等则显示出悲剧性的背反。二者对小人物内心痛苦和精神痛苦的深度表达都是曲尽其神的，在他们的悲剧中，我们可以得到一样的主题：人不应该是命运面前可怜是受害者，而应是斗争着的可悲可叹可敬可爱的行进者。这才是二者最大的共同点。
四． 契柯夫剧作的影响。
无论是希腊悲剧还是易卜生的剧作，都很重视戏剧的集中性和动作性，都要求有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和跌宕的情节，但是这些剧中的中心故事却是生活中少有的，人物性格也太过强烈，用曹禺的话说就是“太像戏”。所以，随着剧作家的不断进步，曹禺的创作在中期呈现出向契柯夫转变的倾向，即向“生活化戏剧”转化，曹禺自己曾说，“这出伟大的戏剧（指契柯夫《三姊妹》，笔者注）里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活人，不见一般惊心动魄的场面…我想再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个低劣的学徒。”[3]在《日出》中，通过对交际花陈白露的描写剖视被压迫者的痛苦与悲惨就已经初见契柯夫的风格，《北京人》中所体现出的生活化开始完善，到了《家》中，这种生活化已经非常明显且成熟了。《北京人》的节奏平静舒缓，处理上也流畅自然，经过有精心设置的矛盾并直接表现出来，但致使这些矛盾的情绪却是柔和的、远离政治的。在《家》中没有电闪雷鸣，也不见剑拔弩张，而是在沉闷的气氛中描绘人们的挣扎，这种别具震撼力的艺术效果恰恰是契柯夫戏剧的成就。《家》的改编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同曹禺这种生活化戏剧的转向分不开，因为在作家中期的创作中发现，真正的悲剧应该来自于生活和人民中间，而不是来自那些杜撰的“太像戏”的人物身上，只有普通人、平凡人的人生命运和精神磨难才能历久地感动读者和观众。正是契柯夫式的平淡琐碎生活的背景深处紧张的矛盾冲突和平静节奏给观众带来的心理反应和广阔的思维空间，使曹禺中期的的创作再攀高峰，成就非凡。
五． 莎士比亚剧作的影响
如果说曹禺从希腊悲剧中学到了悲剧精神，从易卜生那里学到了团块式结构，从奥尼尔身上学到了表现主义戏剧手法，从契柯夫处学到了生活化创作模式，那么最终奥尼尔选择了向莎士比亚学习。从激情到复杂，从技巧到生活，后期的曹禺还是不自觉地朝莎士比亚回归了。他选择了莎翁那种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分的人道精神和无边的想象力。这些特点在曹禺几部重要的剧作中都能有所体现，但最有代表性的却是他改编自巴金先生的《家》。《家》对于原著的改编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和他本人之前的创作有很大差别。如果说《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作品要么是同封建文化对抗的，要么就是描绘人的社会中的复杂情绪，那么《家》则大相径庭地选择了对人的青春的歌颂和赞扬。这同巴金原作的精神是不一样的。曹禺认为“无论如何，生命是美丽的”，所以他积极地相莎士比亚学习，学习他对宇宙和人的歌颂。《家》中虽然也存在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但更重要的却还是对人物情感的细腻刻画，晶莹纯真的瑞珏，情感丰富的觉新等都不同于作家以往塑造的人物。曹禺这样写既突出人物对美丽人性的追求，又写出了人的灵魂的净化和美的极致。对美好事物的赞美是《家》同莎翁戏剧最大的共同处，除此，在技巧上，曹禺对莎士比亚也有所借鉴，比如“对比”的使用，《家》中浓墨写到了两个事物，即梅花和杜鹃，这两者既增强了剧作的诗意效果，又自然地将剧中人物分开对比，即纯与浊的对比，真与伪的对比，静与闹的对比等。曹禺认为“没有对比就没有戏剧”，他笔下的对比强烈地渲染了《家》的对青春和美的赞颂，这是同莎士比亚作品所相通的。曹禺的作品中，《家》是最具美学价值的一个，也是最能体现作家诗人化特征的一个，这些都是和莎翁分不开的。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伟大的作家作品都不是孤立产生的，曹禺的伟大和非凡的成就正是依靠对西方优秀剧作家和作品的学习和借鉴而完成的。从古希腊悲剧到现代戏剧再到回归生活世界的本真戏剧，最后曹禺回到了古典的美的戏剧。这样的转变过程是外来影响和内驱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正是不断的转变、追求和超越使得曹禺在很短时间里取得巨大进步，为中国和世界戏剧贡献了灿烂的作品。可惜的是，建国以后的曹禺由于种种原因，停止了之前的求索，拘囿于狭小的空间内写出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都相对低劣的作品。这是曹禺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