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的社会和谐思想
2007-04-16 20:58阅读：
(孟子存挡)
内容提要：孟子以“人和”为中心价值观，提出了一个系统的“仁政”型社会和谐理论，这一社会和谐理论以经济和谐为基础，以道德和谐为核心，以上下和谐为主干，以善政善教为两翼。孟子的社会和谐思想理论是中国古代社会和谐理论的代表，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
孟子作为中国古代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在价值观上尊从孔子的“和为贵”的理念，并据此提出了著名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的论断。孟子不仅在价值观上高扬“人和”，而且还首次系统提出了建立“人和”社会即和谐社会的政治理论，这就是他的王道仁政理论。据此，我们今天探讨孟子的社会和谐思想理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启迪。
一、经济和谐是基础
我们知道，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倡“仁”，仁就是要求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谐关系。然而孔子根本上是从“克己复礼”的道德教化角度去构建仁的人际关系的。到了孟子，他首次把仁上升到“政”的高度，提出了“仁政”理念。从“仁”到“仁政”是一个理论和政治上的飞跃。将“仁”提升到“政”的层面，意味着仁已是一种根本性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略，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理想和制度安排。因而，孟子就如何构建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理想的仁的和谐关系时，就超越了孔子的局限，开始从更广阔和现实的“政”的层面去开辟实现途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重视物质利益在“仁政”中的基础地位。孟子是中国古代最清醒地看到物质经济因素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作为整个社会生活基础的杰出思想家之一。孟子认为，要实现以人际和谐为实质的仁政，首先就必须有一个和谐的经济基础，没有一个和谐的经济基础，一个人人友爱和谐的仁政王道的统治秩序就不可能出现。因此，孟子非常重视构建人与人之间在物质利益和经济生活上的和谐关系，并把它看作是王道政治的第一步、仁政的第一环。那么，和谐的经济基础是怎样的呢?它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应该说，孟子的经济和谐思想很丰富，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制民之产，使之不饥不寒。孟子认为，一个人际和谐社会稳定的王道仁政，首先
必须使每一个普通老百姓拥有一份能供养全家所需的生活资料、能满足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
的“恒产”，所谓“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而“苟无恒心，牌俺蓿薏晃选薄?《滕文公上》)没有起码的生活保障，没有维持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人们无以为生，于是，什么样的犯罪犯法的事情都会去做，这样，人际的和谐、社会的稳定就势必落空。因此，让人人都有一份“恒产”，让家家都能过上一种温饱的生活，这是仁政和王道的首要环节和基础工程。“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而驱而之善”。(《梁惠王上》)让每家每户都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让人人都能生存下去，然后就有了促进社会和谐的“善”的基础和可能。否则，百姓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此惟救死而不赡，奚暇治礼仪哉?”从普遍性上说，人们只能先救死活命，然后才讲道德礼仪。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说，人们无温饱，社会便无礼仪，便无秩序，从而也便无和谐。
第二、井田之制，平均物产。孟子认为，制民之产只是第一步，让百姓过上基本温饱的生活只是基础，要现实地形成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局势，还必须进一步地平均地产、平均物质资料，使人们拥有平衡的生存手段和生活状况。这就是说，人们首先要生存，其次还要求平等地生存。在孟子看来，只有让老百姓拥有大致平等的经济状况，拥有大致平均的物质财富，过上大致平衡的日常生活，人们相互之间才能形成一种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否则，如果让老百姓之间形成巨大的财富和生活上的分化反差，必然会使老百姓之间因为贫富贵贱的客观悬殊而造成相互之间的隔阂甚至仇恨，从而造成社会的分化对立，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不和谐。因此，让老百姓拥有大致的经济生活状况非常重要。那么，如何实现这种和谐化的均平生活呢?孟子明智地看到了只有运用经济化方法，并且是制度化的经济手段才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于是，孟子提出了要普及推广井田制。在孟子看来，井田制可使八户人家在共同齐心耕种一份公田的基础上，又各自拥有一份大致相等的田地，而这种在均衡背景下的有分有合的生存方式最容易使大家相互之间形成一种友协和谐的人际关系，构建一个典型的和谐社会：“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则百姓亲睦”。(《滕文公上》)否则，不实行生产生活资料均平化的井田制，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失序。所以，孟子把以社会和谐为归的“仁政”的首要工作设定为划定各家各户的均平化的井田经界：“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田不均，〓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同上)经济上“不均”，必然导致生活上的“不平”，从而导致各种无序混乱的人和事的产生，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人际的不和谐。
第三、发政施仁，必先关心“穷民”。在孟子的经济和谐思想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和可贵的观点，这就是高度重视和关心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孟子从“平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出发，认为要使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和谐相处的目标达成，首先有赖于统治阶级和强势群体对社会底层百姓和弱势群体在物质生活上的关心和抚恤。一个“仁政”化的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就是要以“保民”、“推恩”为原则去积极主动地关怀和帮助弱势群体，就是要对那些孤弱无助者援以助手，使他们也能有起码的生活保障，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鳏、寡、独、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梁惠王下》)一个仁政化的社会统治，决不能忽视、歧视弱势群体及其生存状况，“仁政”是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否则，只顾自己过着富裕奢华的生活，而对穷苦无助者不管不顾，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贫病交加中挣扎死去，甚至还要肆意盘剥，那就是一种“率兽而食人”的禽兽行为。这样的统治也就失去了起码的仁政道义性，失去了“民心”合法性，它必然导致老百姓和弱势群体群起而攻之，最终导致统治的崩溃。这样，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就都将是空话。
最后、通功易事，百业俱兴。在孟子丰富深刻的经济和谐思想中，还包含着一个独特的
和谐观，即行业和产业发展的和谐论。这一思想在孔子那里没有，在后来的儒家思想家那里
也殊少可见。孟子的这一思想也可视为协调发展原则或均衡生存原则。这一思想观点强调在
现实社会里，要实现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就内在要求行业之间、职业之间、产业之间的发
展必须是均衡协调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必然包括着各行各业之间的和谐，
没有各行各业之间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也必然是不可能的。孟子认为这是“天下之通义”，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孟子多次强调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不同产业的均衡发展对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性，认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滕文公上》)，要求充分认识到“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必要性，认识到社会上有“或劳心，或劳力”的分工的合理性。要反对那种“尊”一业“轻”一业的思想行为。认为在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要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协调发展、和谐“皆悦”，而一旦做到协调平衡发展，则必使“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朝矣；……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市矣；……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天下之农，皆悦而耕于其野也；……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滕文公下》)即只有行业和产业的协调发展，才有各行各业人们的安居乐业，才能满足整个社会各个群体的生活需求，才有整个社会的和谐生存。孟子对这一“天下之通义”的认识，充分表明孟子的社会和谐理论是建立在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基础之上的。
二、道德和谐是核心
孟子把物质经济和生活条件视为和谐化的王道仁政的基础，但并没有把经济因素视为通
往和谐社会的唯一大道。实际上，在孟子看来，经济因素对构建和谐社会只是打下了一个必
不可少的重要的物质基础，但物质经济的因素只是实现理想王道统治的一个基本前提和首要
环节，而和谐社会的构建更为实质性的工程还在于进行道德建设。道德建设是建设理想的和
谐社会的王道政治的核心。这是因为，作为王道政治的和谐社会，其本质在于社会人际之间
的和谐关系，而社会人际之间的和谐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以人与人之间的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团结友协为内容的道德关系，这样一种道德关系并不会直接必然从物质经济因素中引伸出来。孟子所大力倡导的王道政治的实质就是他的“仁政”，就是一种以仁义道德为根本治国
方略的德治统治。所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仁政是实现天下平安和谐、达到治理国
家的根本治道。因为在孟子看来，人们只有基于仁义道德，才能形成一种真正友爱和协的人
际关系，才能形成一种彻底融洽和谐的社会状态。否则，人们以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与物质享受为第一目标和最高选择，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人人不择手段地争名夺利，必然会导致人际之间的冲突对抗，从而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这就是当梁惠王请教时，孟子不客气地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作答的原因。仁，就是要人人对他人充满仁慈友好的爱心；义，就是要人人做正当合理的符合各自身份的事。人人依仁据义，社会必然和谐有序。“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所以，孟子的社会和谐论本质上是一种仁义和谐论。仁义是走向和谐社会的主干道。
孟子以仁义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法则，其基本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推恩法。这一方法是从孔子关于仁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积极义而来，这一推恩法也即推爱法，其典型的表述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做人者人恒敬之”。(《离篓下》)这种推恩法或推爱法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就在于积极地将仁爱推己及人，以仁爱自己家人的姿态去爱待他人。人人都孝敬自己的长辈，人人都关爱自己的下辈，人人都敬爱周围的他人，由此而来，由内而外，由此及彼，人人也去积极地尊敬和关爱周围的老人、孩子和他人，这样，整个社会就必然和谐一体，就必然会呈现出一幅稳定有序的治景，就可“天下可运于掌”。第二、同人法。这一方法由推恩法演化而来。孟子的仁义和谐论非常强调这一原则，孟子认为，“大舜有大焉，善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公孙丑上》)这就是说，古圣的舜，之所以为圣人，之所以为圣君，在他的治理下，国家呈现出和谐兴旺的景象，家家安居乐业，就在于他善于人同，即高度重视并善于与百姓们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孟子非常懂得，一个和谐社会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成员能够和谐相处，而这种和谐相处本质上建立在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自觉地把自己的苦乐与其他成员的苦乐统一起来，他力倡“与人乐乐”，“与众乐乐”，反对“独乐乐”和“与少乐乐”。高兴，大家一起高兴；快乐，大家一起快乐；悲伤，大家一起悲伤；痛苦，大家一起痛苦。在这种感情的一体化过程中，社会的和谐自然就形成了。相反，如果人人自私自利，尽想着把痛苦留给人家，自己独享快乐，那这个社会必然是一个人际关系冷淡相向、仇恨相对的社会，决不会是一个人人和谐融洽的社会。当然，孟子这里的同人法与前面的推恩法一样，其仁爱礼敬与同乐同苦的一体化内涵都是建立在等差级别的基础上的。其不同的等级阶层的人们相互之间所给予的敬爱苦乐的性质数量是不一样的。这正如孟子所说：“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尽心上》)这一观点恰恰体现了古代传统和谐理论相对于现代和谐理论的时代局限性。尽管如此，孟子上述推恩法与同人法毕竟是以敬爱同乐作为平治天下之道，而敬爱同乐毫无疑问是走向和谐的必由之路。因为和谐的本质就是人人之间互敬互爱并同苦同乐的关系与状态。
三、上下和谐是主干
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一个和谐的社会状态，在中国传统宗法等级制社会中，归根到底
取决于上下级的和谐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实质上是构建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和谐关系，而
要使社会成员之间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关键要在纵向的上下等级之间形成和谐关系。由于
传统的臣民社会中，权利和义务一分为二，上级拥有权力，而不必尽义务；下级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上级惯于发号施令、专横跋扈，下级惯于言听计从、服服帖帖。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格局和统治秩序，就决定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上”的思想言行直接决定着和谐社会的构建状况。作为有远见的古代思想家，孟子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孟子的社会和谐理论中，有相当的内容涉及到了上下级和谐关系的构建上。在这方面，盂子主要阐述了三个观点：第一、君王是实现仁政统治，建构和谐社会的中心。由于在古代社会中，君临天下，君王居于金字塔形权力结构的顶端，因此，自上而下的构建顺序，决定了能否确立统治秩序，能否建构和谐社会，首先取决于君王一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任在一定意义上系于君王一身。这就是孟子说的“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天下定矣。君子平其政……焉得人人而济之?”(《离娄下》)第二、君王重视民心、与民同乐是实现君民和谐的关键。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人际和谐，在传统社会里最重要的人际和谐无疑是君民之间的和谐。而君民之间的和谐根本上是指君王赢得民心获得民意，从而使统治获得认同和稳定的过程。在孟子看来，在平定天下、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民”构成了社会主体，他们的意志和力量形成为不可撼动的基础。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心民意就是那浩浩荡荡的水，它具有载覆君王统治之舟的神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盂子发出了“民为贵……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尽心上》)的经典声音。民心民意是赢得天下、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滕文公下》)在这里，虽然表面上君王依然是能否“得失丘民”，能否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但客观上已经将百姓的意志视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那么，如何去“得乎丘民”呢?孟子认为，归根到底是做到与民同心同德，也就是想百姓之所想，行百姓之所欲，乐百姓之所乐，忧百姓之所忧。所谓“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不欲勿施尔也”，做到一切“与百姓同之”。而君王一旦能够做到与百姓同乐同忧，那百姓也一样必然乐意与你同乐同忧，这不就是最重要的人际和谐吗?这不就是理想的和谐社会吗?这不就是儒家理想的“仁政”统治吗?所以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第三、君仁臣忠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在维护统治秩序、维系国家稳定、推进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孟子认为，除了建构上述人际和谐之外，还必须构建另外一重人际和谐，这就是君王与各级官吏之间的和谐关系。由于传统社会实行人治，也就是为政以人，而为政以人的人在古代的传统社会指的是君王及各级官吏。他们是为政的主体，是实现统治管理的主体。为政以人就内在包含着社会治理状况的好坏、统治秩序的治乱本质取决于统治者的为政之人，即统治阶级。为政以人的统治管理路线就决定了，在传统社会中，要稳定统治秩序、建设和谐社会，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必须在君王与各级官吏之间建立起和谐一体的关系。君臣之间的和谐、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将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那么，又如何构建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呢?孟子对此提出了富于建设性甚至带有某种民主性的观点，即“君子莫大于与人为善”(《公孙丑上》)，也就是要求君臣双方相互都能友善地对待对方。由于君在上，因此，孟子特别要求在君臣关系上，首先要君王做到友好地对待臣下，要求君王能够尊重爱护作为属下的各级官吏。只有君王友好地对待臣下，作为臣下的各级官吏才会忠心耿耿地服务于君王，君臣之间才能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否则，君王对待臣下一味地专横跋扈、气指颐使，视为猪狗，使为工具，那臣下的各级官吏也必将慢待君王，甚至仇恨君王，这样，君臣的和谐关系也就成了泡影。而君臣关系失和，那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这就是孟子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事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当然，孟子这里虽然强调君王和臣属之间相互与人为善，并不意味着君王与官吏之间要建立一种政治上平等的关系，而只是要求在天生不平等的君臣间涂上一层仁爱的色彩，以求建立一种相对和谐的君臣关系和统治秩序。
四、善政善教是两翼
在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措施上，孟子主张善政与善教相并重，即把善政与善教视为构建和谐社会、实行有效统治的两种基本国策。所谓“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两者有机结合，就能扎扎实实地构建起理想的和谐社会。换言之，统治者要构建和谐社会，一是要重视善政。而善政就是仁政，就是一种以“仁民而爱物”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政治统治。善政所直接指向的是使老百姓通过增收和减压过上一种相对温饱富足的生活。孟子的具体想法是：“易其田畴，薄其赋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尽心上》)和谐社会本质上就是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仁”的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相“仁”相爱，而不是相仇相恨；使人人成为友善的“仁者”，而不是成为残忍自私的独夫。而“仁者无不爱也”，通过善政，使人人皆成“仁者”，使人与人的关系充满“无不爱”的融和氛围，那稳定和谐的社会统治秩序不就很好地形成了么?因此，孟子这里深刻地揭示了善政或仁政是人人成为友善的“仁者”，使社会成为“无不爱”的和谐社会的直接途径和深刻基础。二是强调须加强善教。高度重视善政或仁政作用，并不意味着孟子不重视道德教育在塑造理想的“仁者”人格，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恰恰相反，作为一个儒家思想家，他是德治理论的力倡者，因此在理论逻辑上他非常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据此，他总是在强调善政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给予善教以相同的重视。孟子在阐述仁政的过程中总是在提出一系列给予老百姓物质生活的保障措施后，紧接着提出对百姓的善教。认为在使百姓“养生丧死无憾”、“黎民不饥不寒”后，就必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这实际上就是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只有两个文明建设相结合，才能有效构建起一个稳定而和谐的社会统治秩序。孟子从善政和善教对人群所起作用具有不同特点及其而来的不同效果，认为善教的作用更具彻底性和持久性。所谓“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同上)也就是说，在善政下，老百姓获得了丰足的财富，因而对善政怀有一种敬畏之情，而在善教下，老百姓形成了一种仁爱的道德观，因而对善教怀有一种喜爱之心。老百姓对善政之敬畏来自于外在的财富，财富失，则老百姓对善政之敬畏也可能随之而失；而老百姓对善教之喜爱来自于内在的道德心，它不会因外在的物质生活或物质财富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具有深刻性和牢固性。
在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措施上，和善政与善教相并重的措施紧密相连，孟子还提出了另
一个重要举措，也可以说是实现国家统治、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略，即他提出的著名论断：“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滕文公下》)孟子这里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要平治天下、稳定国家、和谐社会必须有机地把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是两种基本的治国方略，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和谐社会。只是单一地运用道德善教手段，或者单一地采用严刑峻法，都不足以实现有效的治理。孟子的这一论断充分说明即使儒家高度重视道德的作用，但同时也没有忽视法制的作用，儒家不是绝对的道德决定论。它说明孟子已经深刻地把握了国家治理和统治的本质和规律。
以上几个方面构成孟子社会和谐思想理论的主要内容，很显然，这些内容已经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系统的社会和谐理论，它已涉及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各个基本层面和内容。孟子的社会和谐理论，虽然在当时诸雄争霸、天下大乱的时代，带有一定的“迂”的性质；但在维护正常统治秩序的时代，无疑具有诸多的真理性，即使在今天来看，依然可以发现很多有价值的因素。虽然其中存在着诸多与我们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一致的地方，如缺少民主法治的内容，主张等级尊卑等，但我们在否定其过时的思想内容的同时，还是可以从其丰富的和谐思想理论中获得不少有益的启迪的。第一、孟子提出和谐经济是和谐社会基础的思想观点今天依然应该是一个基本原则。孟子实质上主张的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和谐协调地发展广大老百姓的物质经济生活，必须从根本的制度层面让每个老百姓拥有相应平衡和谐的“恒产”，有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有协调发展的产业行业，必须高度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等思想，都是我们今天依然需要遵循的。我们今天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就是直接表现为与这些思想原则的不一致性。第二、孟子提出建设“人和”社会必须把经济和谐与道德和谐有机结合起来的观点也是我们在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可以借鉴的重要思想。和谐社会本质上体现为人与人的友好善意、合作互助的关系，是一种道德关系。没有一种人与人的道德和谐，就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而至多只能是一个稳定社会。因此，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围绕“诚信友爱”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公民道德建设。第三、孟子关于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民心民意的基础性作用，必须高度重视自上而下的各级官员的表率作用，必须“乐民之所乐、忧民之所忧”的观念也是我们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所必须着力弘扬的。今天我们面临的诸多干群关系问题正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如何解决?孟子的上述思想应该是一种有益的理性选择。第四、孟子关于建设“人和”的和谐社会在基本手段上必须有效实现善政与善教的统一，实现善治与法治的统一，两者不可偏废，必须相辅相成的思想也依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方略与手段。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今天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其每一步的成败得失根本上取决于这种结合统一的好坏。总而言之，孟子上述丰富深刻的社会和谐理论，无疑将构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和谐思想的十分重要的内容，将构成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份十分宝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好好珍视。
原作者：董根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