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病倒了,求医、买药。药锅搭在炉子上，随着火苗的不断蹿动，药锅发出了滋滋的响声。不一会，冒出的药味在整个房间弥漫着，这种浓郁的中药味勾起了我许多回忆......
听母亲讲，我出生时身体很弱，过了百脑门还没有合严。有一天三姨来我家窜门，见了我好不喜欢，伸手要抱我，母亲便把我递给三姨。三姨没有生养过孩子，也不会抱小婴儿的。她抱我时太过用力，我顺势从她肩膀上滑下，头部磕在石头上，瞬间划开了一道口子。姥姥急中生智拽了一块破棉絮用火点着，按住伤口，再也没有缝合，撕心裂肺地哭叫后，就那样自愈了。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不知是学习用脑过度还是小时候“脑震荡后遗症”所致，好好的就出现了头晕症状。
头晕时，天旋地转。每天一睁开眼，整个窑洞在旋转
，闭着眼，又感觉在夜空中微微晃动。躺着不行，靠被子坐着也不行，一会要坐，一会要躺。吃饭时也要面前放一个小凳，碗筷放在上面，然后让人扶起侧面进食。这些都是要家里人“伺候”的。头晕是不能见穿花纹衣服的，家里人一律不许穿带格子、条形图案的衣服。每年夏天再热的天，我们家不能挂竹帘，母亲便扯了布帘挂上。
眩晕最长的一次从第一年的冬天，晕到第二年夏天，那时我刚在高4班上了一个学期，不得已休了学，第二年跟着高7班上学至毕业。
为了给我治病，父母但凡打听到哪里有医生就领我去
哪里看，找遍县城里所有会看病的人，又去隰县、临汾直至上省城。县医院的大夫、兽医院的大夫、药材公司懂医的、赤脚医生都看过，还有那些巫婆神汉也成了家里的常客。
买回的中药大多是母亲给我熬。
那会睡的土炕，炕后头盘一盘炉子，做饭取暖就靠这原始的土办法。在这个炉子上熬药，要找一快薄石板把炉口盖小然后才能搭药锅。说起喝中药，真是五味杂陈。浓郁的药味熏的够呛，再加上药液苦的反胃。一开始喝药，用勺舀一勺药喝一口糖水，时间长了味觉可能麻木了，一大碗药一饮而尽，也不要温水涮口了！治病还有开中药方子的。各路中医大夫大显神通，有的剂量大，有的剂量小。药引子有的要枣，有的要姜，有的要古巴糖，有的要锅底黒，还有的要大街上修驴踢的拼下的硬片子。离奇古怪，五花八门。
父亲每月供应的十几斤细粮本来就不够一大家人生活，有点好吃的，要么是给我吃，要么就是招待了医生。找了许多大夫，做了各项检查，头晕的原因仍然找不到。有“美尼尔氏”说，有“额窦炎”说，还有“营养不良”说。
喝过活蛇胆，打过鸡血，注射过B12，喝过母亲从蒲县东岳庙“祈”回的“神药”。各种洋办法，土方子使用过，拔火罐，点“瓜瓜”牛鬼蛇神驱赶过，头晕症状还是没有好转。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后，北京等大城市组建了农村医疗队。1970年3月解放军总医院第19医疗队，来大宁巡回诊疗，对医生有着特殊敏感神经的母亲已经觉察到了。她拉着我一路小跑，在熙熙攘攘、围的水泄不通的医院挤到前面挂了号。给我治病的那个军医是针灸大夫，他听完母亲叙说后，从一个黑色皮夹子里取出粗细不一、长短不一的针来，在我的百合、印堂、风池分别扎了又扎，最后在我的鼻孔两边的迎香穴埋了两个短针，告诉我这叫“埋针”，需要一星期后再拔。
头晕起来，面色苍白，病恹恹的，走路不敢挺直腰，多会也是弯着腰慢慢挪蹭，活脱脱一个“东亚病夫”。再加上鼻孔两边贴着两块包针的胶布，在大街上曾听有人说：“这孩子是个神经病。”听见此话我又气又恼，爱说啥说啥吧，成了这个窝囊样还怕人家议论。
姊妹六个，我是老大却是父母最大的累赘。父亲微薄的工资要养活我们一大家子，本来就捉襟见肘，而花费在我的医药费上就占了一半的支出。除了我卧床不起外，家里还有70多岁的姥姥需要照护。生活方面我们两个是享受特殊待遇的，某种程度我比姥姥吃的还好。
后来，我的病“过五关，斩六将”不知道谁用什么法子摆置好了。痊愈了，19岁那年参加了工作，当初还担心“神经”影响我找不到对象，好在我妻子慧眼识“珠”，我们“珠”联璧合，永结同心，日子过的红红火火、和和睦睦！
我的身体恢复了，弟弟因打针让腿部落下了残疾。母亲又踏上了漫漫求医路......面对家里的困境，母亲身心俱疲。母亲的血压高了，最突出的表现是牙缝经常性的出血。与其说她舍不得给自己看病，不如说她顾不及考虑自己。母亲积劳成疾，56岁那年，突发心肌梗塞就走了！我没有伺候她一天，没有给她熬过一次药，这是留在我心里永远的痛！
至此，我只能变孝心为爱心，给妻子熬药，祝她早日康复，从此无病无灾。
2022年1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