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哀歌——论郑珍的现实主义诗风
2010-07-08 21:50阅读：
历史的哀歌
——论郑珍的现实主义诗风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阐述的对象是郑珍诗歌的现实主义诗风。主要是通过分析郑珍现实主义诗风的形成的原因和现实主义在诗中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现实主义诗风形成的原因包括两方面，即诗论主张和历史因素。现实主义主要体现在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对腐败政府官员的指责及在对历史事件的记录等题材方面的。
郑珍（1806—1864），字子尹，晚号柴翁，遵义沙滩人（今遵义县境），道光十七年丁酉举人。著作有《巢经巢诗集》、《巢经巢经说》、《仪礼私笺》、《轮舆私笺》，《凫氏为钟图说》、《亲属记》、《说文逸字》、《附录》、《
说文新附考》、《汉简笺正》、以及《深衣考》、《老子注》、《辑论语三十七家注》、《说文大旨》、《说文谐音》、《转注考》、《释名证读》、《说隶》等。国学大师钱仲联道：“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经训一菑畲，破此南天荒。”
[①]对郑珍的文学（诗歌）成就评价颇高。但是，目前学界对郑珍诗歌的现实主义诗风阐述甚少，一些论文虽有所涉及，但是却不够系统、全面。限于篇幅，所以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对郑珍现实主义诗风的揭示。
一
郑珍关于诗论的主张的观点见诸于文字的甚少，但是从这些现存的蛛丝马迹中亦可管窥他的诗歌理论主张。其中《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一文最能体现他对诗学的观点。其诗为：
我诚不能诗，而颇知诗意。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
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赡乃相济。
李杜与王孟，才分各有似。羊质与虎皮，虽巧肖仍伪。
从来立言人，绝非随俗士。君看人品花，枝干必先异。
又看蜂酿蜜，万蕊同一味。文质诚彬彬，作诗固余事。
人才古难得，自惜勿中弃。我衰复多病，肮脏不宜世。
归去异山川，何时见若辈。念至思我言，有得且常寄。
郑珍这首诗作于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诗人当时系权（代理）黎平府古州厅（今榕江县）训导（学官）兼掌榕城书院。当时派来代替他作训导的学官将要到任，这是诗人将归故乡时与他的学生告别时关于诗学的主要观点。“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诗歌创作是借古人创造的文字，讲自己想要说的心里话，即是表达真我。也就是说，作诗必须要抒写自己的心志和衷曲，表现自己对生活的自我的真实的见解和感悟。即是反对模拟古人，食古不化，而提倡表达真我。诗人所强调也即“立言先知有我，命义不必由人。”（清乾隆·李调元）诗人继而又提出“多读书”才能“学赡”，“养其气”才能“气正”，“气正”然后才能“有我”。那么“气正”是指什么呢？又如何“养”呢？诗人说“才不养不大，气不养不胜。养才在于多学，养气在于力行……”[②]由此可见，“养气”需“力行”，在《送莫五北上》中诗人勉励莫友芝要“历练骏骨阅山川”，“力行”即是要重视生活阅历，从生活中“养气”。但是这“气”是指什么样的气呢？在生活中又能养出什么样的“气”来呢？在《书鄂生诗稿后》言“文章气节一家事”，又在《与赵仲渔偦论书》中言“我尝谓人号君子，考其言行而已矣。天资学历各不同，揆以孔孟唯其是。”诗人是把气节看着是文章的灵魂的。正如孟子所说的“吾善养我浩然之气”。这种气即是孔孟之气节，在诗人眼中是一种君子之气节，即仁与义。唯有此，其“气”才能“正”，然后才能有真“我”，才不是“随俗士”，写出的诗才不会是“羊质与虎皮，虽巧肖仍伪”。诗人虽然没有入白居易般提出“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明确的主张，但实质上却是一样的。
诗人认为自古以来立言立德的诗人，决不是随波逐流、沾染上世俗气息的人；诗人应有超群卓绝的人品，作诗不能随俗趋时；诗的素材，好像酿蜜的万蕊，素材虽各不相同，但诗的艺术价值、诗的美学原则，则是一致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诗的真、善、美，是如蜂蜜的万蕊那样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的。不随俗，真善美，其实都是人品在诗品上的外在表现。诗品与人品的关系，郑珍继承了我国传统文论中的“诗品出于人品”（清·刘熙载语）的观点，把高尚的品格、节操作为写诗的基础。正如郑珍《郘亭诗钞序》所言“余谓作诗非待诗以传，杜，韩诸公苟无诗，其高风亮节，照耀百世自若也。而复有诗，有诗而复莫逾其美，非其人之为耶？故窃以为古人之诗非可学而也；学其诗自当学其人始，诚以其人之所学而志，则性情，抱负，才识，气象，行事皆其人，所语言者独奚为而不似，即不似而犹似也。”诗人明确提出“学其诗自当学其人始”的观点。学古人作诗就先学习古代优秀诗人的品德，这种品德即是儒家所提倡的仁与义。诗人把学习的范围延伸到性情、抱负、才识等方面，而不是纯粹地从形式上一味地模仿古人。只有具备了高尚的品德，具有了性情、才识等方面的修养，并与广泛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才能培养醇正之气，
才能见出具有个人特质的“真性情”，也就是“真我”，这才是“气正斯有我，
学赡乃相济”。唯有此，才有可能写出好的诗来。他讽刺那些舍本逐末，只从形式上模拟古人的诗人道：“厚颜亦自居不疑，间有大黯奋厥衰。鼎未及扛膑已危，
期腹不果力则赢。其气不盛则声雌，
固宜宛转呻念尸，非病夸毗即戚施。”（《留别程春海先生》）由于不学前人的内在品质，徒学其形式，结果腹中空空，形单力薄，却还厚着脸皮充能手，未及扛鼎，腆骨已脆得直打抖。所写的诗是气不胜，声不壮，无病呻吟，不是害软骨病，就是害了驼背病。尽管有时在表面上模仿得维妙维肖，但终究是“羊质而虎皮，虽巧肖仍伪”，掩饰不住虚假的本质。诗人把人品与诗品两相结合，形成诗人自己对诗论的独特见解。诗人怀着儒家的高尚品德，以孔孟之气节去关注生活，“恻隐民物”[③]，进而发之于诗，其诗必然就具有了现实主义的品格。
郑珍现实主义诗风的形成，诗人生活的时代因素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其时也，经济日蹙，漏卮不塞。尤其在郑珍的后半生，生民无以为业，无以为食，饥寒而莫能御，冤抑而莫能伸，于是各地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如太平天国起义，贵州首当其冲。而省内则苗民之变，黄号白号起义，杨龙喜起义等接连不断，又加之匪患不断，整个遵义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忧国忧民的诗人把时事反映于诗中，诗就必然会呈现出现实主义的风格来。正所谓“凡所遭际山川之险阻，跋涉之窘艰，友朋之聚散，室家之流离，与夫盗贼之纵横，官吏割剥，人民涂炭，一见之于诗，可骇，可愕，可歌，可泣，而波澜壮阔，旨驱深厚，不为坡谷，不为少陵，而自成子尹之诗足贵也。”[④]诗人把时事写入诗中，多是时事触动于心，有感而发，并非为赋诗而赋诗。正是“当其兴到，顷刻千言，无所感触，或经时不作一字”[⑤]。这种“兴”多是遇不平之事而兴，将生活中的感触发之于诗，其诗在题材上就必然也显示出现实主义的特点，这种“兴”也是诗人“我嬾无门兴，触事多口占”（《答吕茗香》），“我吟率性真”（《柏容栓诗存稿见寄》）的表现。诗人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那些触目惊心的世事让诗人的心无法平静，于是诗人便写下了一系列的名片，如《抽厘哀》、《南乡哀》、《僧尼哀》、《经死哀》、《绅刑哀》、《禹门哀》、《移民哀》、《西家儿》、《公安》、《吴军行》等等。
郑珍的诗歌题材是多方面的，如写母爱,
亲情等方面，真切动人；揭露官府的腐败，关心人民的疾苦，书写乡人及诗人自己的流离生活，哀伤悲戚；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登高抒怀，写景状物、金石考订、书画题识等。在诗人自己的诗论潜在的引导下，再加上诗人所生活的社会现状，诗人在作诗时或许就无意识在这些题材中，尤其是在以上中间类题材上鲜明地呈现出现实主义诗风的特点来。总之，郑珍诗歌现实主义诗风的形成是诗人对诗论的主张和其生活的时代历史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