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哲学“性”与“心”的内涵分析
2007-04-22 22:45阅读:
张载(1020—1077年)是宋明儒学真正意义上的开山鼻祖,“天、道、性、心”也一直被公认是其学说中最重要的四个概念,尤其是后面的“性”与“心”更是倍受后世心学诸儒的垂青。因而很有必要对他心性之说作一番详细考察和厘清以揭示其确切内涵所在。本文将以《正蒙》开篇中的一段内容作为切入点来展开讨论:
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正蒙·太和篇第一》,7页)
这段文字,开宗明义点出了“天、道、性、心”四大概念的内在关系和结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笔者认为横渠之学归根到底是“天人合一”之学,为了纠偏汉儒“知人而不知天”的“内忧”及抵御隋唐以来佛道之言“盈天下”的“外患”,自比为孟子的张载必须用“造道”的方式为儒家拒“邪说”、清门户。他首先提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正蒙·太和篇第一》,7页)明确规定“太虚”为太极之气的根本,以此来高扬天的本体地位;同时张载又不忘提醒众儒:太虚本体并不能够离开作为表现形式的“气”而独立存有,明显是针对道家一贯的“无中生有”:
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
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正蒙·太和篇第一》,7页)
如此来看虚、气之间既是本体与发用地位分明,亦是体用不二、相即不离,这就是他的太虚本体论思想。“太虚”概念因而成为张载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比照汉儒所局限的单向宇宙生成论是一大进步。
理解张载体用不二却又主次分明的思考模式还是剖析其心性理论的关键。让我们再回到本文开篇就提到的那几句话:“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这已经清楚阐明了“性”与“心”之间的包含和被包含关系,所以才有“性又大于心”(《张子语录》上,311页)之说。进而根据张载体用不二而又主从有序这个思考特点推断,心之本体应当就是前两句所描述的由虚气相合成“性”,而“知觉”自然就是“心”的发用。所以想要解析“心”的内涵就必须先了解“性”,
“合性与知觉”之“性”到底是指代什么?让我们先来搞清楚张子对“性”的几重认识。
一、“性”的几重涵义分析
从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第十七》)到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性在多数情况下都被认为是“天命之谓性”(《中庸》)乃是上天赋予人类的生命本质。而张载一心要高扬天道本体,将“性”塑造成为“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甚至与“天道”也已经“不见乎小大之别也”。(《正蒙·诚明篇第六》,20~21页)他将这种发端乎天、表现为“诚”的“性”称之为“天性”(“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这个思路源自对其一生都有很大影响的《中庸》:
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
《中庸》首次将“性”定义为最高端的天之性同时又不忘向下落实分别指向具体人性、物性的方法,深深启发了张载,于是也有了作为性体的“天性”一说。他提到:“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正蒙·乾称篇第十七》,63页)承认天性的本体地位。还明确指出“性即天道也。”(同上)只要人能至诚“则尽性而神可穷矣”。(同上)
但是儒者只言天道,不近人事恐怕不行;“性”只有天道本体的内涵却不能反映具体人生,也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弊病。(蔽于天而不知人)所以张载就“自立说以明性”(《经学理窟·义理》,275页)建构起独具特色的双重人性论,一下子脱出了先秦孟旬以来性善、性恶之争的窠臼。
他指出“天性”和“人性”并非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正蒙·诚明篇第六》,22页)“天性”本体投射在人身上,所表现出的向善的特质被称为“天地之性”。然而单说“天地之性”又只讲出了人性之善是发端乎天,属于超越性的层面,并不足以解释何以会有君子、小人的现实分野。恰好是在《张载集》的同一页,张载再次补充言“性”道:“性其总,合两也”(同上)又一次明晰“性”由“太虚”(体)和“气”(用)两方面相合而成,这才是清楚解释人之为善恶的原因所在。张子继续分析道:“性未成则善恶混”,(同上,23页)既然形而下之气(“形而后有气质之性”)也是构成人性的要素之一,那么人类后天的选择和修养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换言之一方面必须认可“口腹与饮食,鼻舌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同上,22页)这表现为攻取欲望的“气质之性”是人、物皆有的实然之性;另一方面若想把人与禽兽相揖别就必须进而明确指出,作为“发用”的气质之性不该成为人性的主宰,否则就可能“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同上,23页),理智成为欲望的奴隶。人类的正确选择被其称为“善反”:
上达反天理,下达徇人欲者舆!
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过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
(《正蒙·诚明篇第六》,22页)
上达、下达是夫子所谓君子、小人之别,“反”正是返归“天性”本体,不以生物体所共有的“气质之性”损害作为人性本然的“天地之性”,这就是横渠每教人“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宋史·张载传》)的原因。人和人的差距,不在乎上智、下愚,而是对生命本质的觉悟程度。张载通过双重人性的建构,再次为孟子“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上》)提供道德本体的强大支撑,批评了告子的“以生为性”。
通过对道德本体的挺立,人们在天道面前就再也不应该无所作为,而可以依靠天赋的品格从内在的人性上超越自己的偏执和私欲,达到以作为人性之本然的“天地之性”来统帅实然的“气质之性”的境界。这恰好又与张载的天道本体论相吻合。由此可见张载“合虚与气”的“天性”专门是针对天道本体的固有属性而言;而“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则与人道主体(道德主体)相对应,专讲“人性”的本然与实然构成。君子不同与小人之处只是不以“气质之性”为自己的根本属性罢了。(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23页)
这样一来“性”的“合两”也就具有了双重涵义——从作为天道本体的“天性”看就是合“虚”与“气”;从道德主体的人性考察则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体用分明又不二。本文一开始就围绕分析的“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可以说是张载从“天性”、“人性”的双重维度来阐明“心”的结构和本质。本来“天性”是作为“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正蒙·太和篇第一》,7页)的“性体”,那么与“知觉”相合的是否更有可能是现实中的人性?只是当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人性的总体面貌还是双重的时候,对人心的复杂情况也已经可见一斑。
二、心与知觉的多重结构
张载对心的基本认识,源于《孟子》。孟子一贯讲究存(心)养(性)之道,强调“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又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同上)而张子为“造道”而有意高扬天道/太虚本体的路子就决定了他“心”这个概念内涵的多维性。让我们来一一厘清:
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张载哲学中所讲的“心”是否有作为最高范畴的“天心”之意?必须说明“天心”很难为人所把握“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大心篇第七》,24页)它属于具有超越性质的宇宙本心(心体)。再加上张载说“心所以万殊者,感万物为不一也,天大无外,其为感者氤氲二端而已。”(《正蒙·太和篇第一》,10页)也从反面印证要想合天心,是不那么容易的(必须视万物为一体)。同时从天的角度看,“人本无心,因物为心”(《张子语录》下,333页)这样一来天地间固有的“性体”(天性)与“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笔者认为是“知觉”的天道本体——“良知”)相合而成的“天心”之说就不免流于空诞。正因为这样,对于“心体”的阐发只好交给后生学者了。但张子似乎又不甘心,在《经学理窟·气质》,第266页又一次提到:
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 。
这里的“无心”既可以理解为无心而为之,也可以看作是“天本没有心”。如果依据后者,“天心”之说就成了“孤语”难以成立。但笔者仍坚持认为“天心”至少和“神”相同,属于“天德”(《正蒙·神化篇第四》,15页)的范畴,张载罕言之而已。这可以说是据其哲学中本体论和宇宙论并建的内在逻辑推演出的必然结论。与其关系密切的二程更是进一步明确提出“心即性”、“性即理”。儒学中“心”的地位被不断的抬升后来终于出现了陆九渊、王阳明之辈将“心体”的大旗高高扬起。
心的另一重内涵是落脚在现实意义上的世人之心(简称人心、小心)与超越义的“大心”所构成的双重人心说。被近人牟宗三戏称为“以别子为宗”的朱熹觉得“有知觉谓心”(《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3340页)他的人心、道心都是围绕知觉心的层面来考察心的本质,他批评张载:
有心则自有知觉,又何‘合性与知觉’之有!(《朱子语类》卷六十,1432页)
但晦庵不知,张子的“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是与其天道本体思想相配合的,且具有双重性质。我们现在可以认定与大心、人心相对应的正是“德性”与“见闻”两种不同的“知觉”;如果再返本溯源去考察同样还可以看作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在人心上的落实和体现,这是朱子所没有讲的。
先从人心上思量,怎样才可以“大其心”?自然还是从都具有双重含义的“性”与“知觉”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需要“尽性”即以“天地之性”为性。这类人心对性体的发用和把握又被张载称为“心能尽性”,如夫子的“人能弘道”强调道德修养的主体工夫。具体是这样说的:
心能尽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检其心‘非道弘人’也(《正蒙·诚明篇第六》,22页)
另一方面,对于人心的另一组成部分“知觉”而言则需以德性所知作为知觉的主体从而将心的本质道德化,满足了“性”与“知觉”的双重要求这样的心才是“大心”。见闻之知因不足以尽心而成为德性所知的发用。
对于“知觉”中的“见闻之知”张载说得明白“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所谓物交而知,是“由象识心”即要依赖感官对外部现象形成一般经验性反映的生理心,它并不能体味到人生的善恶本质,所以“徇象”就会“丧心”而堕落为难以捉摸道德理性之彼岸的“世人之心”因为:
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谓之心可乎?
世人之心,止于见闻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正蒙·大心篇第七》,第24页)
但是一心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近思录拾遗》,376页)的张载不可能因见闻之知的局限而否定之,他承认“耳目虽为性累,然合内外之德,知其为启之之要也。”(同上,25页)也就是说见闻之知是人类认识形成的基础和表现,圣人只不过“不专以见闻为心”(《正蒙·乾称篇第十七》,63页)需要避免的是人类的自大和盲目,不知道“以性成身”而“因身发智”把天地造化视作人类单向活动的结果。他劝说人们需警惕不要被表现为“色声香味触”的知觉心(“不以嗜欲累其心”)所蒙蔽,从而丧失“本心”(孟子之‘放心’)。只能坚持通过“大其心”的“尽性”(尽天地之性)工夫来高扬心作为人的道德主体地位。这就既要避免将人心单纯的生理化(知觉心)又要防止私欲(成心)对心灵的污染。
上文提到作为人知觉本体的“德性所知”是“不萌于见闻”的,其特点为“合内外于耳目之外”(《正蒙·大心篇第七》,25页)即超越了感官的局限,如此而能“体天下之物”(同上)。也就是说德性所知已摆脱了物我的分别,完全做到“成心忘”(同上)。由是观之能摆脱物我之别,跳出“小我”而以天体贴万物;通过不以“耳目见闻累其心”(同上)而“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做到尽心知性从而知天,这就是德性所知的内容。那么
“德性所知”的来源又是何处呢?张载说道:
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诚明篇第六》,20页)
这说明德性所知是作为天性本然的先验之知在人生的投射,所谓“天何言哉?”正是表述作为最高范畴的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天对万物的统帅和关怀。诚明所知正是人类两种“知”的天道本体。
总的来说,张载哲学体系中“性”、“心”、“知”这几个概念向上都能找到与其相对应的天道根据:“天性”、“天心”、“诚明所知”,向下又都能落实到体用并构的具体人生,从而依次推出“天地”、“气质”二性,“大心”、人心二心和“德性”、“见闻”二知。张子这种既承认人类的实然状况,也不忘通过对天道本体理论的建构找出人们超越所需的天道本体和人道本体的应然根据的路子,或许正是其对汉唐以来儒家不能谈“大道精微之理”(《张载集·范育序》,4页)批评的最好回应。
结论
我们必须理解哲学家对本心的追求和对宇宙的体认是痛苦与快乐并存的。张载作为关学的开创者,前承汉儒后启理学,其理论未免有欠成熟之处(如对“天心”的阐发),但是朱熹亦说“横渠工夫最亲切”(《张子语录·后录》下,345页)还把他同孟子作比较:“横渠严密,孟子弘阔”(同上)。综观张子的思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将先秦以来的天人观念大加改造,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天道本体思想并对“天”、“道”、“性”、“心”四个概念的关系及内涵进行了梳理和明晰,对儒学后来的走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孔孟之后心性本体思想从张载开始才又一次获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