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条水脊是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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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条水脊是不是一
层不变的呢？根据上海同济大学周念清教授等在《长江口的演化与发展趋势》中的研究，认为长江口是由西向东南方向延伸的，南岸边滩扩展，北岸沙岛并岸。其原因是东西流向的河流，一是受地球自转的影响，南岸的侵蚀就要强于北岸；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人类活动密集，植被破坏严重，泥沙增加也就多，迫使长江向东南方向偏移，出口也就逐渐偏向东南。由于长江出口的演化，原先在狼山上游西北方向的长江出口，逐渐往东南方向偏移。而被狼山劈开的两支水流则随着上游出口的移动逐渐往东北方向移动，两支水流中的水脊也就随之移动，当长江出口迫近狼山，狼山北支逐渐淤塞之时，这条水脊的移动才定格下来。
也就是说，通吕水脊是随着狼山上游长江出口的移动也在不断地移动，当狼山北支淤塞后，原先由狼山南、北两支水流冲击而形的东洲（在吕四东南20公里——《海门县志》）由于只剩狼山南支水流的冲击，东洲由南向北渐次消失，所以古海门县最后只剩吕四一角是必然的。当1600多年前狼山周围涨积成陆地，长江口东移至狼山的东侧后，狼山的分水作用消失，崇明岛又起到了新的分水作用……这就是大自然的神奇奥妙！
水脊的西部为胡逗洲，“约为今南通市区及南通县西亭至平潮一带（《南通市志》）。
胡逗洲的东边为南布洲，“南布洲范围较小，其地大致为后来的金沙场”（《南通县志》）金沙场“东至余西，西至西亭”（《民国南通县图志》）。
南布洲之东即为东洲和布洲，“唐代在南布洲东部海面涨出东洲和布洲”（施裕岩：《后周显德五年始置海门古县确凿无疑》）。其地包括今通洲的余西、海门的四甲（古余中）、余东和包场等地区。如果我们把“今吕四及其东南约20公里”（《海门市志》）已塌入海中的那部分地区作为东洲的话，那么从余西至六甲（包场）约30公里长的那一部分就是当年的布洲。我们从有关志书的记载中，也可以认为余西至包场是布洲地：
（1）《启东县志·大事记》对东布洲的记载：“907年（后梁开平元年），东布洲延伸成东西长约75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的‘通吕水脊’”“这条水脊的东部为东布洲的……吕四场”，这个描述说清了东布洲与通吕水脊的关系，东布洲有75公里的长度，大约是从吕四至余西的距离。众所周知，古代启东属海门县，所以《启东县志》的记载，同样具有权威性。
（2）《南通县志》（1996年版）对东布洲的记载：“东布洲在南布洲东面……其地大致相当旧南通县的余东和吕四等东部地区，以及旧海门县大部分”，这个记载把余东、吕四等地区包括在东洲和布洲并岸后的东布洲内，也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3）、“狄公堤”和“沈公堤”相接的记载。“狄公堤”和“沈公堤”是北宋时期通洲和海门分别修筑的两条海堤，两堤的相接处在余西。对此《南通市志》这样记载“庆历年间（1041—1048）通州知州狄遵礼于古横江南筑海堰，西起石港场，经西亭、金沙至余西，称狄公堤”。《南通县志》的记载是“至和年间（1054—1055）海门知县沈起，自吕四场至余西筑海堤70里，与狄堤连结”。为什么在差不多时间修筑的两条堤，相接在余西，说明当时通洲和海门的交界处（也即南布洲和布洲的分界处）就是在余西。
（4）《舆地记胜》的记载。《舆地记胜》第四十一卷《淮南东路﹒通州﹒古迹﹒三虎化船》有这样一段记载：“《旧图经》云：太平兴国八年渔者严五（午）云：‘今朝往茅港捕鱼，有三虎群行，入江化为三小船望布洲去，数日布洲有人来云，彼此有三虎。”这则记述，其“虎”究竟是什么动物，我们不必去考证，但说明时有布洲，严五在茅港(通州地) 捕鱼时“望”着虎去布洲的，说明布洲离通洲不远，其“望”的位置应在南布洲地（今通州区金沙地），“虎去”的位置应在布洲（约在今余西一带）。太平兴国八年，即公元983年，时海门和静海都已建县，这说明海门建县后一段时间布洲还存在，且与通州可隔海相望。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严五“望”着虎去“布洲”的时间是在公元983年，所以可排除这个“布洲”是“南布洲”的可能性，因为胡逗洲和南布洲当时已涨接（《南通县志》记载，胡逗洲和南布洲的涨接是在唐末——公元907年左右)。而布洲与胡逗洲的涨接是在“1054年（北宋至和元年）”（《启东县志》记载）。
也就是说，通吕水脊是随着狼山上游长江出口的移动也在不断地移动，当狼山北支淤塞后，原先由狼山南、北两支水流冲击而形的东洲（在吕四东南20公里——《海门县志》）由于只剩狼山南支水流的冲击，东洲由南向北渐次消失，所以古海门县最后只剩吕四一角是必然的。当1600多年前狼山周围涨积成陆地，长江口东移至狼山的东侧后，狼山的分水作用消失，崇明岛又起到了新的分水作用……这就是大自然的神奇奥妙！
水脊的西部为胡逗洲，“约为今南通市区及南通县西亭至平潮一带（《南通市志》）。
胡逗洲的东边为南布洲，“南布洲范围较小，其地大致为后来的金沙场”（《南通县志》）金沙场“东至余西，西至西亭”（《民国南通县图志》）。
南布洲之东即为东洲和布洲，“唐代在南布洲东部海面涨出东洲和布洲”（施裕岩：《后周显德五年始置海门古县确凿无疑》）。其地包括今通洲的余西、海门的四甲（古余中）、余东和包场等地区。如果我们把“今吕四及其东南约20公里”（《海门市志》）已塌入海中的那部分地区作为东洲的话，那么从余西至六甲（包场）约30公里长的那一部分就是当年的布洲。我们从有关志书的记载中，也可以认为余西至包场是布洲地：
（1）《启东县志·大事记》对东布洲的记载：“907年（后梁开平元年），东布洲延伸成东西长约75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的‘通吕水脊’”“这条水脊的东部为东布洲的……吕四场”，这个描述说清了东布洲与通吕水脊的关系，东布洲有75公里的长度，大约是从吕四至余西的距离。众所周知，古代启东属海门县，所以《启东县志》的记载，同样具有权威性。
（2）《南通县志》（1996年版）对东布洲的记载：“东布洲在南布洲东面……其地大致相当旧南通县的余东和吕四等东部地区，以及旧海门县大部分”，这个记载把余东、吕四等地区包括在东洲和布洲并岸后的东布洲内，也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3）、“狄公堤”和“沈公堤”相接的记载。“狄公堤”和“沈公堤”是北宋时期通洲和海门分别修筑的两条海堤，两堤的相接处在余西。对此《南通市志》这样记载“庆历年间（1041—1048）通州知州狄遵礼于古横江南筑海堰，西起石港场，经西亭、金沙至余西，称狄公堤”。《南通县志》的记载是“至和年间（1054—1055）海门知县沈起，自吕四场至余西筑海堤70里，与狄堤连结”。为什么在差不多时间修筑的两条堤，相接在余西，说明当时通洲和海门的交界处（也即南布洲和布洲的分界处）就是在余西。
（4）《舆地记胜》的记载。《舆地记胜》第四十一卷《淮南东路﹒通州﹒古迹﹒三虎化船》有这样一段记载：“《旧图经》云：太平兴国八年渔者严五（午）云：‘今朝往茅港捕鱼，有三虎群行，入江化为三小船望布洲去，数日布洲有人来云，彼此有三虎。”这则记述，其“虎”究竟是什么动物，我们不必去考证，但说明时有布洲，严五在茅港(通州地) 捕鱼时“望”着虎去布洲的，说明布洲离通洲不远，其“望”的位置应在南布洲地（今通州区金沙地），“虎去”的位置应在布洲（约在今余西一带）。太平兴国八年，即公元983年，时海门和静海都已建县，这说明海门建县后一段时间布洲还存在，且与通州可隔海相望。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严五“望”着虎去“布洲”的时间是在公元983年，所以可排除这个“布洲”是“南布洲”的可能性，因为胡逗洲和南布洲当时已涨接（《南通县志》记载，胡逗洲和南布洲的涨接是在唐末——公元907年左右)。而布洲与胡逗洲的涨接是在“1054年（北宋至和元年）”（《启东县志》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