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看北宋词的成就及原因
2008-04-04 11:26阅读:
北宋词在词体形式上为南宋词的发展做好了充分准备。北宋早期词人多数致力于小令的创作,小令的形式日益丰富多彩,创作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高水平。同时,慢词形式也正逐渐引起柳永、张先等文人的注意,声势浩大地登上词坛,并迅速为词人们所熟练掌握。北宋中期,慢词已经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成为词人抒情达意的主要方式。这一切都为南宋词的发展作了必要的准备。没有这样的准备,南宋词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婉约词的纵深发展与豪放词风的创立是北宋词坛的重要建树之一。北宋词继承“花间”、南唐的传统,使婉约词的创作呈现出缤纷多彩的繁荣景象,从秦观到周邦彦,婉约词的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它始终左右着北宋词坛的创作,成为词坛创作的主流倾向。花间词派诗人多以自身遭遇为题材,抒写个人情怀。如其集大成者李清照多以个人生活出发,或是描写对丈夫的思念,或是对国破家亡的感慨,其词总是弥漫着一股愁绪及怨情,如“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等诗句都体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苏轼又以他博大的襟怀、雄放的词笔,把词引向抒写个人豪情与面向社会现实的广阔道路,为长短句歌词注入了新鲜血液。他的词作往往以宏伟的自然景色或历史背景为依托,情感奔放浓烈。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的词作往往具备了一种宏大的不可阻挡的气势。北宋中后期的词人不同程度地、悄悄地接受着苏轼新词风的影响,词坛风气正在缓慢地改变。宋室南渡以后,爱国豪放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并由此而形成词史上永世不衰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的建立是从北宋开始的。
歌词“雅化”过程的基本完成,树立了典雅精美的审美风范。宋初词人晏殊、欧阳修等承继南唐词风,其小令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平缓舒徐的节奏、雅致文丽的语言,使歌词向典雅净洁的方向迈进一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这与词人所处的年代是密不可分的。百年太平,功成身就,没有经历过太多的风雨,于是所创作的诗句多清新自
然,以雅致为主。苏轼则成为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诗化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在北宋词“雅化”进程中贡献最大、成就最高的是大晟词人,尤其是集大成的词家周邦彦。大晟词人在前辈作家努力的基础上,将精力集中于歌词字面、句法、布局、修辞、音韵等诸多技巧方面的精雕细琢、“深加锻炼”之上;他们广泛地吸取了前辈婉约词人的种种长处,促使宋词朝着精致工整的方向发展;
柳永以市井生活与俚俗语言入词,有意识地将词拉回到民间通俗浅易的创作道路上来,从而开创了俗词流派。其词创作背景多以市民生活为主,或是感叹自身的不得志,或是抒发与歌者舞女的感情纠葛。如作品《望海潮》描绘了钱塘的繁华。《雨霖铃》“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描写了与情人惜惜相别的情景。柳永以后的词人,虽然都自觉地抵制、批判柳永的“词语尘下”。但是在创作中却不自觉地接受其影响,出现出雅俗并举的风貌。至徽宗年间,由于宫廷的倡导与社会风气的改变,更使俗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形成庞大的创作流派。南宋词人时而以戏谑俗词批判现实政治,就是承继了北宋末年俗词的优良传统。
北宋词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与其历史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百花齐放的词坛与批评空气的形成。尽管北宋时期出现过“乌台诗案”这样的文字狱,也出现柳永因填词而仕途上备受打击之事。但就整体看来,北宋重文轻武,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甚高,待遇也优于历代,文学创作空气比较自由。所以,北宋词也是在比较自由的空气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才能出现多种流派与多种风格之间的相互比较和竞争,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文艺批评也比较活跃。这种批评不仅表现为不同流派之间,同时也表现在师生之间。如苏轼批评过秦观,而苏轼的门生晁补之、张耒却褒秦而对苏则有所贬抑。这种文学创作讨论的民主空气与自由批评是很有利于词创作发展的。正是在这种自由批评的空气中才出现了李清照的《词论》,敢于对成名的男性词人一一加以批评。南宋词创作的进一步繁荣,风格流派的众多以及词论的大量涌现,都与北宋这种健康的、活跃的风气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