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观

2007-11-14 20:41阅读:

由《晚翠文谈》看汪曾祺的小说创作观(刘德江)

题记:一个人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就可以比较“事理通达,心平气和”了。

读书会,大家都不是很积极。这说明读书会没引起大家的兴趣,觉得不好玩。读书会肯定是个好事。但怎么操作,引起大家的兴趣还得想想办法。
这些文章都是创作者的经验之谈,他又是这行当里的高手,很难进行评论。
“创作谈”一辑共21篇,零零碎碎地谈了他的创作观,并没有作系统的总结,所以我想把它们串一串。其内容主要包括创作动力、小说定位、题材、技巧、风格、语言六方面,它们统摄于“文气论”。这些都只是针对汪曾祺而言,在别人那里可能并非如此。
创作动力源于两点,一是对生活的执著态度;二美学的感情的需要。在生活态度(人生观)上他受沈从文的影响,认为对生活“千万不要冷嘲”。他说:“他要求的是对于生活的“执着”,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第129页) “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第38页)“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第39页)这种人生观决定着他强调人性的美学倾向,他说“把他们的情绪、情操、生活态度写出来,写得更美、更富于诗意。没有地方发表,写出来自己玩,这就是美学感情的需要。”(第25页) “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第25页) 我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第4页)
对小说文体,他认为时代变化其内涵也跟着变化了。我要对“小说”这个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第120页) 在谈到契诃夫对他的影响时
说,“‘小说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重情节、编故事发展为写生活,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从戏剧化的结构发展为散文化的结构。于是才有了真正的短篇小说,现代的短篇小说。” (第103页) “现代小说是忙书,不是闲收。现代小说不是在花园里读的,不是在书斋里读的……现代小说的读者是工人、学生、干部。他们读小说都是抓空儿。他们在码头上、候车室里、集体宿舍、小饭馆里读小说,一面读小说,一面抓起一个芝麻烧饼或者汉堡包(看也不看)送进嘴里,同时思索着生活。现代小说要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现代生活的节奏。现代小说是快餐,是芝麻烧饼或汉堡。”(第115页) “有人说我的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是的。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所谓散文,即不是直接写人物的部分。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有时人是一点气氛。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性格。”(第15页)
小说题材要选择熟悉的内容。“我认为要获得创作自由,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一个作家对生活要非常熟悉,熟悉得可以随心所欲,可以挥洒自如,那才有了真正的创作自由了。你有我生活可以让你想象、虚构、概括集中,这样你也就有了创作自由了。而且你也有了创作自信。我深信我写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不是捏造的,生活就是那样。”(第49页) “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的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象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第119页)
在小说方面,关于主题表达,汪主张,作者的态度是要让读者感觉到的,但是只能“流露”,不能“特别地说出”。作者的感情、态度最好溶化在叙述、描写之中,隐隐约约,存在于字里行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第35页) 在《小说笔谈》还说,“怎样表现倾向性?中国的古话说得好:字里行间。”(第45页) “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从而提神醒脑,引人入胜。急于要告诉别人一件什么事,还想告诉人这件事当中包含的道理,面红耳赤,是不会使人留下印象的……唯悠闲才能精细。”(第46页)关于小说结构,他说,“我想用另外一个概念代替‘结构’——节奏。中国过去讲‘文气’,很有道理。什么是‘文气’?我以为是内在的节奏。”(第43页) 具体操作上,认为叙事与抒情的关系是“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第45页)认为 “埋伏和照映是要惨淡经营的,但也不能过分地刻意求之。埋伏处要能轻轻一笔,若不疑难问题。照映处要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要使读者看不出斧凿痕迹,只觉得自自然然,完完整整,如一丛花,如一棵菜。”(第65页)他的小说技巧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要贴到人物来写”,包括几个意思,第一,小说是写人物的。人物是主要的,先行的。其余部分都是次要的,派生的。第二,作者要和人物站在一起,对人物采取一个平等的态度。第三,人物以外的其他的东西都附属于人物的。(第128至129页)
一个人的风格是和他的气质有关系的。布封说过:“风格即人”。中国也有“文如其人”的说法。 (第98页)一个人要使自己的作品有风格,要能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并且,应该不客气地说,欣赏自己。“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一个人随人俯仰,毫无个性的人是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的。(第98至99页) 在文风上,汪是有意识地写得平淡的。“但我不能一味地平淡。一味平淡,就会流于枯瘦。枯瘦是衰老的迹象……我愿意把平淡和奇崛结合起来。我的语言一般是流畅自然的,但时时会跳出一两个奇句、古句、拗句,甚至有点象外国作家写出来的带洋味儿的句子……另一点是,我是更有意识地吸收民族传统的,在叙述方法上有时简直有点象旧小说,但是有时忽然来一点现代派的手法,意象、比喻,都是从外国移来的。这一点和前一点其实是一回事。奇,往往就有点洋。但是,我追求的是和谐。我希望溶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能把它们揉在一起。”(第20页)另外他还注意到风格与风尚的不同,“红花黑叶、勾勒重彩、扬州八怪,一时成为风尚。实际上决定一时风尚的是买主。画家的风格不能脱离欣赏者的趣味太远……象卡夫卡那样的作家,如果他的小说没有一个人欣赏,他的作品是不会存在的……一个作家的风格总得走在时尚前面一点,他的风格才有可能转而成为时尚。”(第47页)
语言不只是技巧,不只是形式。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外部的东西。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气以实质,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心雕龙·体性》)……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的态度。(第82页)小说家必须在语言上打好基础,“一个写小说的人得训练自己的‘语感’。要辨别得出,什么语言是无味的。”(第43页) 运用语言时,“所注意的无非是两点:一是长短(句势),一是高下(音韵)。语言之道,说起来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不过运用之妙,可就存乎一心了。”(第88页)他还指出“现代中国小说家的语言趋向于简洁平常。他们力求使自己的语言接近生活语言,少事雕琢,不尚辞藻。”(第83页)另有一些关于成语、乡谈、四字句等语言应用的散论。但汪对语言的认识的核心是,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不仅仅是形式,是作家人格的一部分。
费了好大劲儿,想着用自己的话将汪的创作观说出来,结搞成了他语录的叠加,没有一点自己的意见,都不知道怎么说自己……只知拾人牙慧?汪抱着爱人的人道主义人生观和美学,希望将美的人性展现给人看,这是他创作的动因。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他截取自己最熟悉的,美的善的,可供自己从容把握的生活来写。他认为每一作品都有作者的态度倾向在里面,通过符合作者气质的文字,“贴到人物来写”,以“气韵”委婉含蓄地建构起来。
写小说就是写人物,“你是不是觉得你所写的人物,已经好象站在你的面前了?否则,你不要写!这真是一条十分有益的经验。抓创作,其实只要抓住一条,就够了,抓人物。”(第245页)写人物要“贴到人物来写”。以“文气”贯穿结构。用语言思维,定韵成律,疏通“文气”。语言、结构、人物的和谐便成风格、气质、个性。

我的更多文章

下载客户端阅读体验更佳

APP专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