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世纪中华乐派”争鸣之“走出西方”始末谈起3
（连载）
谢嘉幸
接上一篇
争论的语境之三
见解的不同
在有关“走出西方”的争论中，最重要的分歧其实主要还是对基本观念上见解的不同。
在如何看待传统上，居先生的观点是，走出西方，同时也要走出传统；而本人则认为，一种文化是不可能依靠对自身传统的彻底否定而获得进步的。金湘也认为，传统“不是走进走出的问题，我们背靠传统，无所谓走进走出”（见前述）。
居先生认为，当代中国音乐对三个传统（中国古代与民间的音乐传统、近现代的新音乐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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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世纪中华乐派”争鸣之“走出西方”始末谈起3
（连载）
谢嘉幸
接上一篇
争论的语境之三
见解的不同
在有关“走出西方”的争论中，最重要的分歧其实主要还是对基本观念上见解的不同。
在如何看待传统上，居先生的观点是，走出西方，同时也要走出传统；而本人则认为，一种文化是不可能依靠对自身传统的彻底否定而获得进步的。金湘也认为，传统“不是走进走出的问题，我们背靠传统，无所谓走进走出”（见前述）。
居先生认为，当代中国音乐对三个传统（中国古代与民间的音乐传统、近现代的新音乐传统，
西方专业音乐的传统）都是继承的关系，平等并行；而本人则认为，三个传统来源很重要，但当代中国音乐对中国的音乐文化传统（包含古代与民间音乐以及近现代新音乐传统），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对西方专业创作音乐则是借鉴的关系。赵宋光也不赞同将中国音乐传统和西方音乐传统平行放置，认为前者是主体，后者是旁体，“欧洲文化作为旁体不能代替主体。我们的归属是千年来一脉相承的主体音乐文化，民族文化主体自觉意识应加强。”（见前述）。
当然，有关不同的见解，此处不一一列举。本文想说明的是，见解不同是正常的，正如标题中苏东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这两句诗。见解不同是可以讨论和相互补充的，因为每个个人都很有限。我曾经和一位持“可知论”的音乐学家讨论问题，我说，你的爱人和你肚子里的蛔虫对你的感受都是真实的，但他们完全不一样。他反驳说，你是个不可知论者。[29]他说的并不全对，因为我不是不可知论者，而是不可全知论者。世界上又有谁是全知全能呢。我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在给居先生的信中强调：每个人都在有限的时空中运转，因此每个人的表达又是有限时空的有限表达，这一认识足以令我辈期盼的是真正的倾听，而不是目空一切的妄自尊大（见前述）。
宏大叙事与个体局限性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既然我始终对个体的有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为什么又那么喜欢“宏大叙事”，以至于让居先生两次撰文，为“宏大叙事”敲响警钟。我在《走出西方》一文中，确实说了“‘走出西方’如果将其上升到一种音乐思潮，甚至是文化思潮，就可能蕴含‘宏大叙事’的风险”这番话的。[30]
读者或许会认为，音乐批评怎么能如此不严肃呢？坦白地说，我就是由于看不惯在“宏大叙事”等后现代语词横行时代，有些人躲避宏观批判犹恐不及，才反讽式地使用“宏大叙事”概念来表述对于一些历史和现实的宏观见解。这里我有义务说明：“走出西方”不是“宏大叙事”，因为它是有前提的，以我们学习西方一百年的历史事实为前提，它也是可言说的，正如由此引发的讨论。
行笔至此，该走出那场争论，回到我原本设定的话题了，这就是，要摆脱“尴尬、彷徨和多元分离”的音乐审美批评困境，就要“学会说话”，“学会对话”，更要“学会听话”。“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要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到主观与客观的这种多样化关系，做到这三点并不难。
作者简介
博士。现任中国音乐学院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音协教育委员会主任助理、音乐教育学学会会长、音乐心理学学会理事、音乐美学学会理事、音乐传播学会理事，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政策委员会委员，亚太地区音乐研究会（APSMER）顾问，西安音乐学院客座教授，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香港教育学院院外考试委员。出版的专著有《音乐的语境—一种音乐解释学视域》、《音乐分析》、《德国音乐教育概况》、《反熵·生命意识·创造》等多部；发表论文《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思考》、《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论知识权威》、《论不可交换价值》等近百篇，先后出访德、英、美等国及香港、澳门等地开展学术交流与讲学活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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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谢嘉幸《致居其宏先生信》，《中国音乐评论网》（http://www.ecmcn.com/defaul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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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关不同的见解，此处不一一列举。本文想说明的是，见解不同是正常的，正如标题中苏东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这两句诗。见解不同是可以讨论和相互补充的，因为每个个人都很有限。我曾经和一位持“可知论”的音乐学家讨论问题，我说，你的爱人和你肚子里的蛔虫对你的感受都是真实的，但他们完全不一样。他反驳说，你是个不可知论者。[29]他说的并不全对，因为我不是不可知论者，而是不可全知论者。世界上又有谁是全知全能呢。我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在给居先生的信中强调：每个人都在有限的时空中运转，因此每个人的表达又是有限时空的有限表达，这一认识足以令我辈期盼的是真正的倾听，而不是目空一切的妄自尊大（见前述）。
宏大叙事与个体局限性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既然我始终对个体的有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为什么又那么喜欢“宏大叙事”，以至于让居先生两次撰文，为“宏大叙事”敲响警钟。我在《走出西方》一文中，确实说了“‘走出西方’如果将其上升到一种音乐思潮，甚至是文化思潮，就可能蕴含‘宏大叙事’的风险”这番话的。[30]
读者或许会认为，音乐批评怎么能如此不严肃呢？坦白地说，我就是由于看不惯在“宏大叙事”等后现代语词横行时代，有些人躲避宏观批判犹恐不及，才反讽式地使用“宏大叙事”概念来表述对于一些历史和现实的宏观见解。这里我有义务说明：“走出西方”不是“宏大叙事”，因为它是有前提的，以我们学习西方一百年的历史事实为前提，它也是可言说的，正如由此引发的讨论。
行笔至此，该走出那场争论，回到我原本设定的话题了，这就是，要摆脱“尴尬、彷徨和多元分离”的音乐审美批评困境，就要“学会说话”，“学会对话”，更要“学会听话”。“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要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到主观与客观的这种多样化关系，做到这三点并不难。
作者简介
博士。现任中国音乐学院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音协教育委员会主任助理、音乐教育学学会会长、音乐心理学学会理事、音乐美学学会理事、音乐传播学会理事，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政策委员会委员，亚太地区音乐研究会（APSMER）顾问，西安音乐学院客座教授，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香港教育学院院外考试委员。出版的专著有《音乐的语境—一种音乐解释学视域》、《音乐分析》、《德国音乐教育概况》、《反熵·生命意识·创造》等多部；发表论文《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思考》、《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论知识权威》、《论不可交换价值》等近百篇，先后出访德、英、美等国及香港、澳门等地开展学术交流与讲学活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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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谢嘉幸《致居其宏先生信》，《中国音乐评论网》（http://www.ecmcn.com/defaul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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