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藏：魏晋六朝文论
2022-03-11 16:22阅读：
魏晋六朝文论
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
总的看来，魏晋六朝文论的总体特点在于：
1、与周秦文学批评中言志的观念不同，六朝文学批评以：“诗缘情”为旗帜。
2、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六朝文学批评是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是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论升华，又是文学创作的导引。如果说周秦文学批评多为阐释学批评，两汉文学批评是经学批评的话，六朝文学批评已经具备了文学批评的现代意义。
3、文学批评不再是哲学、经学、史学的附庸，而是独立于学术文化之外的一门新学科。文学批评又与同时代的学术文化相互渗透，如与玄学、道教、佛教等的关系非常紧密，共同推动了六朝文学批评的繁荣。
4、文学批评家与文学批评理论专着崛起。周秦汉代文学批评往往是片言只语，不成系统。六朝文学批评出现了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等一大批文学批评专着。
5、“建安七子”之崛起与魏晋风骨之张扬，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文学流派及其文学批评的鲜明旗帜推上了文坛。《典论•论文》开中国文学流派、文学集团研究之先声，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着《论》，成一家言。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着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1、论文学的价值和作用
曹丕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学派关于文学作品价值和作用的理论。并把文学地位和作用提到了空前高的程度。
首先，他把文章看成是“经国之大业”，即治理国家的伟大事业。他所称“文章”：一是指诗、赋、散文，二是指理论著作，如徐干的《中论》和他的《典论》。
其次，他认为文章是“不朽之盛事”，即“盛大”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留名千古的事业。
第三，曹丕把文章同人之生死、荣乐加以比较，说明人的寿命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而文章的功能是无穷的；说明文章比人的寿命、荣乐更为重要，引起人们对文学事业的重视。
曹丕在文论上的功绩是把文学从经学附庸中解放出来，提高了文学的地位，强调了文学的价值与作用。由于他把“文章”看成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以他认为“寸阴”比“尺壁”更为重要，强调时间的重要性，希望有志之士抓紧时间从事写作。“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说明了“立言”的重要性。重视学术著作，是汉代以来士人传统的风气，而曹丕把纯文学的诗、赋地位提得如此之高，不能不说是建安时代文学创作上的新气象；亦是文学“自觉”、文学观念逐渐明确的表现，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写道：“……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2、论作家气质、个性与风格的关系
他所讲的“文以气为主”之“气”，是指作家的气质；“气之清浊有体”之“气”，是指作家的才性。由于作家气质、才性不同，因而构成文章或音乐的特点也各异。
文体与文气的关系，即文体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曹丕以气品评作家及其作品的风格特点，这在文学风格理论上，是一大创举。他所讲的“清浊有体”，即是论文学作品中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风格特点。
相对说来，曹丕论风格时强调作家的先天禀赋，忽视了社会习染对作家风格形成的作用，有一定的片面性。现代文艺理论认为，作家风格的形成要受到时代、阶级、民族、地域、流派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单强调作家的才性气质的因素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3、文体论
曹丕论文体特点时，提出“本同而末异”的论题。“本同”指文章的性质相同，“末异”指文章体式、风格特点不同。这同儒家所倡导的“德为本”、“文为末”的论点相比，高出一筹。
曹丕把文体分为四科八体，概括起来即有韵之文铭、诔、诗、赋和无韵之笔奏议、书论两大类。在文体区分中提出“诗赋欲丽”，它反映了人们对文学、对诗赋特点认识的提高，显示了从先秦到魏晋文学观念上的更新，突出了时代特点。
4、文学批评论
在文学批评上，曹丕把品人与评文结合起来，对当时文坛上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进行了批评；对建安七子进行了评价。
他从“文人相轻”立论，指出文人中存在着不良现象：
（1）“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贵远”者认为古比今好，这是复古、守旧思想的反映。“贱近”者的实质是“文人相轻”的表现，也是“崇己”、“抑人”的表现。后来葛洪发扬曹丕之论，在《抱朴子》的《钧世》与《尚博》等篇中对“贵远”而“贱今”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2）“闇于自见，谓己为贤”，等等。其表现为，以已之长，相轻人之短。他认为博毅与班固二人文才，只不过是“伯仲”之间而巴，而班固却看不起傅毅。这是文人相轻的一种表现。孔璋虽有才华，都不长于辞赋，可他自认为可与司马相如同风。这又是“闇于自见”的一种表现。以上种种事例，都说明当时文坛在文学批评上，存在着“闇于自见”、“谓己为贤”的不良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