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论哪一次看地图的时候，都有意无意地想查找一下我生长的那座村庄，或者也在百度上查询过，几乎都没有关于她的任何标识。我只能面对一张中国地图找到大致的地位，一个在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地方，居然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这无数次令我怅惘。小时候，迎仙堡几乎就是我的全部，她的山川河流，她的左邻右舍，她的风土人情，那么深刻地烙在我记忆的深处，甚至融入到我的血液之中。她也无数次地出现在我的文字里，我的梦里。虽然我还没有完整地写下这个村庄的前世今生，但她早已零零碎碎地被我复活在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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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论哪一次看地图的时候，都有意无意地想查找一下我生长的那座村庄，或者也在百度上查询过，几乎都没有关于她的任何标识。我只能面对一张中国地图找到大致的地位，一个在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地方，居然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这无数次令我怅惘。小时候，迎仙堡几乎就是我的全部，她的山川河流，她的左邻右舍，她的风土人情，那么深刻地烙在我记忆的深处，甚至融入到我的血液之中。她也无数次地出现在我的文字里，我的梦里。虽然我还没有完整地写下这个村庄的前世今生，但她早已零零碎碎地被我复活在诗里
，小说里。
我的家乡东西延绵几里地，北面医巫闾山，过了山梁便是义县王花牛村。东南面的山我们称为东大山，奇崛险峻，出花岗岩。山下是古老的绎马坊村，明清时驿站，张作霖的陵墓就在此。村的南前是丘陵，越过去经过三家子大沟，便是石山镇。西南是回兰村，是我小时候高峰公社所在地，西边五里地是毛屯村，我妈的老家，至今还住着我的两个舅舅。村中间有一条河水穿过，把村子分成东西两部分。村子东边的人头脑灵活，擅于做生意；村子西边的人重视教育，自古出了不少读书人。文革时期，痛批“迎仙”是封建迷信，便把迎仙堡改为迎新村，因为村子太大，又分为迎东和迎西。但在人们的口头传播中，迎仙堡已世代相传，从未变过。
爷爷有着一个显赫的名字——李光耀，生于1896年。88岁那年，他突然称自己大限已到，左边金童右边玉女护持他，不让他吃喝，让他干干净净地走。于是，七天时间，他静静地躺在炕上，水米未进，绝食而死。至于我的祖辈是从山东还是从河北移来，现在已不得而知。我记得大约4岁那年，我亲眼目睹，二爷将家谱付之一炬。当那火光燃起，最终成为灰烬之时，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从此我血脉的根系已被彻底拔除，再加上老一辈人的相继离世，便再也从无寻找家族的踪迹。他们活着时，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有什么重要，待到他们不在，我忽然涌起那么强烈的愿望——寻找家族之根时，却已无处找寻。那一刻是茫然的。如今每到年节，我在家族灵堂前供奉着祖先的灵位前，默然地燃起一柱香，恭敬地插上，轻声念起他们时，看到那香火用“啪”的一声闪亮来回答我时，心上怦然一动……
我在诗中无数次地写到虎头寺，那可以说曾是迎仙堡最具有仙气的地标式建筑。我已经不知道它是始建于哪一年，但实实在在地香火旺盛了多年。虎头寺周围是大片的梨树，红色的庙宇掩映在一片梨花中，蜂舞蝶飞，经声缭绕，南来北往的香客在此驻足、拜佛，每年四月十八的庙会成为十里八村最盛大的节日。我珍藏着一张虎头寺的照片，是康德四年二月十九日，证果法师的讲经会上，一群听经的人们，个个穿着整洁，长袍马褂，戴着狗皮帽子，就像一棵棵丰美的梨树，显出不凡的气度。当我瞬间认出慈眉善目、高鼻大相的祖父时，我心有所动。很难相信，在那个饥寒交迫的年代，居然我家乡的先辈们有着如此的风度仪表，似有觉悟，令我有了意外之喜。虎头与虎头寺在那个特殊年代，还是无法保全自己。一声炮响，那个虎头被炸平，露出了白瘆瘆的石头，远远看去，像一个巨大的伤口。有人说，迎仙堡的仙气被炸没了，有人说风水破了，文脉也断了……接着虎头寺被村民们拆掉，有人拆回了门板，有人扛回来房梁，所有的东西都被搬运一空。虎头被崭首，寺庙成了遗址，连那些梨树也被砍伐干净，那个关于虎头寺和梨花的往事都成为了一个传说。
我9岁之前住在一个有着七户人家的大院子。9岁后搬到了一个独门独户的新家，一直住到1990年，我家彻底搬离。我少年时代所有的苦难与欢乐都发生在这里。每次回乡，都不由自主地站在那门前望望，后来的房主早已弃之进城，这房子空置已久，里面的草长得比人还高。而我童年时代的那个大院子，最后只剩下我二伯一家，邻家的窗户门都已腐朽，往里望去，黑洞洞的窗口蜘蛛网遍布，各种小动物出没，犹如恐怖片一般。那时我天天走过数遍、那个有着近一百五十历史的青砖雕花小角门，也隐没在一片荒草之中，只有那雕花依然还清晰可见。待到我五年前再去，只见满院子青纱帐已起，而我童年的欢笑声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家后来搬来的那条街，出了无数的诡异之事，家家户户都不得安宁。我家是东数第三家。第一家便是赵刘，女主人腿瘸，死了个疯女儿。东数第二家原来姓冯，有个瞎老太太，整天坐在炕上骂人，每口痰都能喷射到屋顶去。他的儿子与我家西邻居互相勾结，成了偷盗团伙，后来被抓，判了三年后出狱，一家人便搬去了黑龙江。买下这房子的姓杨，她家的大姑娘与我般般大，我们经常一起上山拾柴。一年春节扭秧歌，男主人赶马车拉着一车演员去邻村表演，结果路上马受惊狂奔，赶车人被车轨死。那女主人见状一下子就疯了，她每天都站我家墙根边儿，对着天空喃喃自语。我家西邻居人称四老太太，她的儿子外号卷毛虎是个贼头。冬天时，经常可以看到他家热气腾腾，偷食偷来的鸡或猪。我围着被坐在窗前或躺在被窝里，突然听见有人从我家院墙上跳下来的声音，再从窗户底下走过去，吓得缩成一团。东西两边的贼盗干脆把我家窗前变成了贼道，我家住进了贼窝。卷毛虎东窗事发，被判入狱十年，死在狱中。再往西邻家，爷俩出行，遭遇车祸，双双遇难……
迎仙堡的繁荣与衰落都缘于地理位置与交通。清朝闯关东时期，人们可能更看重的是所谓风水，前有照后有靠，人气越聚越旺，成为辽西数一数二的大村子。同时也是土匪的聚集之地，因为这里往南就是四通八通的外面世界，往北便是重峦叠嶂的医巫闾山，便于隐没于山林，可谓是进退自如。通往石山镇的那条路上，曾走下来大爷娶亲的大青驴，而戴着大红花的大爷只拉回来大青驴，新娘子却被土匪劫走；那条路上，每逢过年都有一个车队缓缓下来，那是我奶奶的七个大户人家的金兰姐妹拉着满车的物品前来拜仙；那条路上，跑过多少绺子上的人马，山呼海啸地聚集在迎仙堡；那条路上，迎仙堡送走60多名子弟赴朝作战，回来的寥寥无几；我的家也曾在40年代从这条路上搬到石山镇，后又搬回来；我的母亲少年时代每天往返于这条路上，到石山镇上学，成为她们村唯一一个通过念书改变命运的女孩子。那条路，是通往外部的路，是通往文明的路。
民国时期，我们这个村庄达到鼎盛，一千多户人家，归三县管辖。如果一个人在村东犯了事，就躲到村西，村东的县就无权再抓他。四面八方的商贾云集于此，村里的两家烧酒坊、六十多家染坊、油坊等各种手工业作坊，撑起了繁盛一时的迎仙堡。那时杨家四兄弟声名远扬，30年代已经安装了电话，把生意做到了东北全境。他家的老四是个混世魔王，曾把从日本进口的一火车皮木制品劫去了啥尔滨卖掉，并全部赌光，杨家兄长接回他，把他三番五次打个半死扔到高粱囤子里养伤。他后来捐了个伪警察，却在日本兵捅死一个母亲和孩子时，愤而杀掉了日本兵，惹得日本人炮击迎仙堡，还是李家留学日本的读书人前去长春沟通，杨家赔了三车大洋才算救下老四一命。我爷爷曾在杨家的酒坊做工，他只喝二锅头，而且他喝酒从来都是大碗，一干而尽，那真是十足的豪饮。那两家酒坊解放后被拆解，拉了十辆大马车，运到大凌河镇也就是现在的凌海市政府所在地，重新组装成为“大凌河”牌白酒，一直到现在都在生产。而李家则是书香门第，最有名的“大先生”，送儿子去日本留学，几个儿女解放前均参加革命。我后来采访认识了杨家的后代，讲起家史来那真是波澜壮阔，每段生死都饱含大时代的风云激荡。
在我少年时代的认知里，这个村庄到处都有神仙，生活里处处都有禁忌，心里充满了敬畏感。我童年时代经常玩耍的大园子，种满了各种蔬菜，靠南面的一口井，我们全院子的人都喝那口井里的水。而靠北的高墙前，则摆着一个石头砌的小台子，据说那里供奉着各路神仙。那时候我们有时玩疯了，忘乎所以地撞进了那块禁地，会立即停下脚步，恭恭敬敬地停下来，拜几拜，嘴里会念念有词：各位仙家，不是故意，不要怪罪。然后为了表达歉意，采来一束小花或一把青菜郑重其事地摆在那里，算是赔罪……
那时候每做一件事，都会有所顾忌，走路上会冲撞了鬼魂，奶奶会拿一只鸡蛋来与鬼魂对话。我曾扛着与真人大小相同的假人上山烧僮，把要被招走的僮人换回来。我也曾拿着与孩子身高相同的秫秸，在水缸里左三圈右在圈地划完，念着奶奶教我的咒语，把不干净的东西送出去。奶奶要写符时，我就给她研好笔墨，没读过书的奶奶居然会龙飞凤舞，写下咒符，有的升了，有的缝在衣服里面可以避邪。
记得我家搬进那个独门独户的房子时，我用小棉被抱着小妹妹来到新家，第一个仪式，便是从远处运来一篮子土，规规矩矩地填在了院子当中，名为填阴坑。然后奶奶上香祷告，院子里的各路神灵，希望都能护佑我们一家。也许我们会对你们有所冲撞，但那都是无心为之，我们互相关照，各走各路，互不妨碍。所以，我便觉得那些狐仙、黄仙、常仙等等各种神仙都住进了这里，组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
我奶奶是个小脚美人，生于一个大地主家庭，庶出。她的父亲是豪赌，不仅输掉了家里的田地和房产，最后连小老婆也输给了人家。她经常谈起5岁那年，她母亲坐在驴上被赢家牵走，她3岁的妹妹被迫送人，她被我爷爷家领走的情景。从此她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童养媳，常被婆婆欺凌。但她成为萨满的天选之人，14岁那年出马，以她的法术专治各种不服，几乎所有人都成为她的信徒，连她的婆婆也不得不服了她。她也凭着聪明伶俐，能说会道、吃苦耐劳，以及在百姓中的威信，很快就成为那个大家族的女当家人。
那时，奶奶对于迎仙堡来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她驱邪看病、预测生死、求子寻物、搬运风水等，每天来求她的人络绎不绝。同时，她也被请出去。她有一个大青驴坐骑，两个家族侄儿是她的忠实信徒，成为她的“帮军”（二神）。每到春节，她的七个金兰姐妹就会从锦州、奉天结伴而来，至少七辆大马车从山坡上走下，车上装着各种拜仙的物品。那是我家最盛大的节日，连续几天大摆香案、鼓乐喧天、上供燃香、求仙拜神。那时奶奶也积攒下一定的家产，后来她染上了烟瘾，直到把家抽败，到了1948年，我家被定为贫农。她唯一的妹妹有一年来找她，拎着一箱子的钱，声称走遍东北耍钱发了财，却被她赶出家门。她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耍钱，后来听说她妹妹又耍输了，人也不知所踪。
虎头寺曾是迎仙堡人的精神寄托，但自从虎头寺被夷为平地，人们便把心灵的寄托转为东大山的金牛洞。我只是从老辈人的口口相传中了解一些关于金牛洞种种神奇之处，那是仙家的大本营，有关我奶奶与金牛洞的故事就层出不穷。这个神秘所在，一直都在每个迎仙堡人的心目中传承下来。
2000年，我带着一个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的人类学专家回乡探访，他是研究萨满文化的学者。忽听着一阵阵的经声传来，抬头望去，香火缭绕。早就有所耳闻迎仙堡人集资重建了虎头寺，我奶奶的牌位还被供在里面，便驱车前往看个究竟。虽称为寺，显然没有当年的那种规模与气势，只不过是几间平房，我奶奶的牌位确实供在显著的位置。一时我感到无限的茫然，这说明她在迎仙堡人心中的地位，但在这个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奶奶成为他们敛财的工具，虽然她已过世多年，现在还依然打着她的旗号招揽香客。我未出五服的堂姐，突然在某一天离了婚，自称是我奶奶的传承人，落发出家，来到重修的虎头寺“修行”。一时间，香火旺盛，我奶奶当年积攒下来的口碑被她消费殆尽。但我去的那年，堂姐已经离开虎头寺，据说是这里的和尚尼姑根本就是假修行真敛财，把虎头寺搞得乌烟瘴气，频频被人举报。她无法在此立足，便只身离去。
但事情远未结束。疫情之前，我有一次回锦州，路过凌海公园，突然想起一个传闻，说我那位堂姐在这公园里的小庙里做法，声名在外，于是动了进去看看的念头。当我找到那座小庙时，但见庙里满是做各种法事的东西，金光闪闪的金元宝堆成了小山。堂姐以高八度的声音迎出来，只见她尼姑打扮，满面红光，说话依然中气十足，爽朗大笑。她拉我进了她的“办公室”，倒上茶来，告诉我说，你姐我如今创业成功，承包了三座庙，在凌海买了三处房产，几个兄弟姐妹都给我打工呢！我把你大妈（她母亲）接来住上了楼房，雇大哥家的大闺女伺候你大妈，还给她开资，这都借了我的光了。说着，她俨然一个女老板的派头，开始吩咐身边的人，今天接了哪些活儿（接单），仪式安排的时间，物品，流程等等。聊了一会儿，她要请我去凌海最好的饭店吃饭，我拒绝了她。那一刻，我觉得这完全就是桩生意，我奶奶的声名沦为她赚钱的工具，想问问奶奶是何感觉，无奈阴阳两隔，我无从得到答案。去年，听说这位堂姐因大肆敛财被举报，被解除合同驱逐出寺。但她还有两座庙，甚至哪一天卷土重来也未可知。
奶奶是上个世纪的同龄人，我与她的交集持续到1990年，这期间发生的无数故事不再一一叙述，有些过往只能是我深藏在内心的锦绣，它是神秘的，也是神圣的。她带给我的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当它体现在我的文字里面时，我又拥有了一种与世界沟通的渠道。万物有灵，我们需要保持的是心存敬畏。
我身边的亲人们
解放前，迎仙堡的人们更习惯顺着河流去锦州，大约100里地。当年，我爷爷从锦州回来，称世道变了，改朝换代了，第一个把辫子剪掉。我二伯父也是沿着这条河去锦州的。他是打黄鼠狼的高手，有人传说黄鼠狼是最怕他的，见了他都瑟瑟发抖。他一路走一路下夹子，到了锦州到我大表姐家住一宿，第二天早晨便沿着河往回走，一边走一边收夹子。然后他把扒好的黄皮子挂在屋檐下，我每次见到那些倒挂的皮毛时都禁不住毛骨耸然。那时有人悄悄告诉我，说黄皮子是有灵性的，你二大爷总打黄皮子，将来会被迷住。关于这样的传说越传越玄。
记得有一年，二伯打了只傻狍子，当街支起大锅煮肉，几乎全村的人都来吃肉。那是一场彻底的狂欢，那热火朝天的场面还历历在目。二伯几乎是个全能之人，他众艺加身，无所不能。他编席子，都选在第二天集市的前夜，家人都睡着之后。他是一边睡觉一边编席的，根本不用看，只有手在动，清晨便编好了席子。他卷起来背着赶集去，卖了之后买了酒，一边喝一边唱一边往家走，等到回了家一头倒炕上睡着。他也是厨师，他做得一手好菜。村里的红白喜事一般都找他掌勺。最有名的传说就是，解放初期他在县政府的食堂里工作，一个人手脚麻利地炒菜，面对几十号人，他的嘴巴就像计算器一样，一边打饭菜一边按键，分毫不差地说出要收的钱要找的钱，惊为天人。同时他也是说书人和民间艺人。
每到夏季，河洼边就会有一群人围着二伯讲书。他是个聪明绝顶的人，记忆力超凡，虽然没念过书，却会讲数部书，都是他听过之后硬记下来的，《三国演义》和《水浒》是他百讲不厌的拿手好戏。二伯讲书是带表演的，每个人的表情、语态、动作都不相同。那时候除了看电影，晚上的娱乐，二伯撑起了半边天。解放初期，二伯是村干部，辽沈战役的后勤大军始终都有他的身影。他亲眼目睹了黑山阻击战的全过程，带领全村几十辆大车运送物资和掩埋尸体。抗美援朝时，他曾经动员了6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带队到丹东集训。但他最著名的还是唱戏。二伯当年十分英俊，嗓子亮，是我们村剧团的当家小生，主演过《小二黑结婚》和《小女婿》等，扮相俊美、唱功了得，有很多粉丝。多年之后，人们谈起我二伯时都啧啧夸奖。
70年代，我跟二伯的儿子一起演《红灯记》，他演李玉和我演李铁梅。他熬有介事地弄来马灯做道具红灯，我用草编成大辫子戴在脑后，我们与一帮小伙伴天天在河洼大树下演戏，二伯站在人群中看。他肯定会觉得我们演戏的水平与他相比相差太远，所以从未夸奖过我们。后来学校成立文艺宣传队，我唱过《平原枪声》，参加过县里调演。那时候化妆是很粗劣的，演完之后，我忘了卸妆就走在街上，被众人围观品评嘲笑，弄得我真的是有个地缝儿都能钻进去。
他是我们村庄的活历史，那时候，他几乎每天都来我家坐坐，谈起过去的事情，可惜那时候我小，经常嫌他絮叨，现在我是多少想再听他讲讲往事啊，可惜他已作古。
要提起唱戏，我父亲这辈人几乎个个都是高手。三姑是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的，也是嗓子最好的。他经常站在院子里喊一嗓子儿子回家吃饭，据说能传出几里地远。当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足见她的音域之宽广。40年代三姑被剧团看中，先是跟着演《茶瓶计》中的丫寰，一出场便惊艳四座，后来剧团要把她带走。我爷爷闻之大怒，声称她要敢当戏子就打折她的腿。三姑错过了最美的年华做最美的事情，终还是被我爷在48年嫁给了远在北镇闾阳的三姑父。三姑是最具表演人格的人，她讲一个故事，本是平常经她一讲必是活色生香，她会用各种不同的声音、表情对话，调动全部的肢体语言来表现人物，所以听她讲故事，日后成为我写小说的营养，我在她那里学到了如何把故事讲得生动形象，趣味盎然。
小时候，父亲每年都要带我去三姑家串门，最初是走着去的。一次路上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骑车人同情我一个五岁孩子要走那么远的路，就提议用自行车带我一程，然后把我放在距三姑家不远的闾阳镇。我父亲对人家千恩万谢，我兴高彩烈地坐上了陌生人的自行车。那时候简直就跟坐一辆豪华轿车那么荣耀，我感受着那飞速后退的风景，心里暗想，将来我长大了也要骑自行车。到了闾阳镇，那人把我放下，让我站在路边等待，他便骑车风一样地消失了。那时候，人对人的信任是多么美好。后来，三姑全家拉着他家拆下来的一座房子搬到了迎仙堡，一辈子都守着这些房料，期间又拉着搬到盘锦，又从盘锦搬回来，经过多年之后才终于修建起房子。但他们最终也是卖了这房子，搬到沟帮子去做生意，等到老年了，终又吉下守了一辈子的房子，跟着大儿子来到沈阳定居。
三姑父读过国高，世上的职业他全部都干过，却都干不长，最后就是横躺在家里看书，而家里的事情全部由三姑来操持。三姑家三个表哥，加上三姑父，全都吹拉弹唱，个个在行。我上高中之前，几乎每天都要去他家，表哥们吹的吹拉的拉唱的唱跳的跳，我也情不自禁加入其中，一场家庭晚会天天上演。再后来大表哥和三表哥都当了兵，大表哥提干当了军官，三表哥作为铁道兵一直留在部队里。
2022年清明节前，突然接到三姑家的三表哥电话，他约我清明节回乡扫墓，还有与我们同样远离家乡的同学亲戚，他们的亲人都埋在故乡，然后大家团聚叙叙旧。我已经连续三个清明没有回乡上坟了，去年终还是因疫情未成行。回想最后一次回乡，是三年前的一天夜里，我梦见去世快十年的三姑突然出现，她睁着一双茫然的眼睛，直盯着我说：我找不到家了，我想回家呀！让我老儿子给我送点吃的来！从梦里醒来，一阵茫然。
那天带了弟妹，开车上路。当车在沈山高速行驶中，经过了一望无际的大苇荡后，便会看到那巍峨矗立的东大山，心头便涌上一股热流，快要到家了。远远北望，家乡的山脉莽莽苍苍绵亘在天边，山脚下便是我生长的地方。汽车从光辉出口下高速，经过石山、房申、高峰，便到了迎仙堡。我把车停在大河洼边，嘴里念着三姑的名字，一路呼唤着她，沿着村边的小河一直往山里走去。
后来三表哥也上坟给三姑送去了她要的东西。那一天我才知道一年之内，三姑家发生了巨大变故。先是三姑父过世，接着是留在迎仙堡的二表哥，患了肝癌去世，再接着就是刚刚退休的大表哥突发肺癌，不到半年也过世。那一年，三表哥在工地指挥施工，不小心踩空摔倒，正好被铁钎扎进眼球，虽经几次手术，但视力接近于无。三表哥最后抱着父兄的骨灰盒回迎仙堡下葬，走到沟帮子见天色已晚，便住进一家旅馆。结果半夜不知从哪里钻出一条蛇把他咬伤，他头肿得跟筐似的，住了好一阵子院才好。他认为母亲属蛇，这是母亲终于盼来了最喜欢的小儿子，跟他亲近的证明。
把三姑的灵魂领回了家后，我便去看看大伯家的堂兄，他是唯一一个还守在故乡的亲人。那个院子是空旷的，只有一条狗和一头猪，羊圈里有几只羊在叫。我见到他时，他坐在轮椅上从屋里迎出来，热情地与我打招呼，但脑血栓后遗症让他无法再说出一句清晰的话。他呜啦啦地说着什么，便哭起来，满脸是泪。堂嫂没在家，她除了伺弄家里的地外，还要起早贪黑出去打工，植树苗、做美化、种菜等，只要有活儿，她都干。因为堂兄病后，所有的种地养家的担子都落在她一个人的身上。想起我小时候，堂嫂嫁过来时，她是多么青春健美。她曾经是原村里的妇女主任，有文化又知书达理，重要的是她非常能干，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堂兄的病是因为嗜酒如命造成的，他倒下了，堂嫂给儿子娶媳妇，种地，打工，帮儿子还房贷，照顾堂兄，辛苦异常。她的脸被岁月摧残，目光也失去了光彩，枯干的身体却有着一股力量，她说只要一天不倒下，就得干一天……
自从1990年我的家彻底搬离故乡，我几乎每年都要回去两回，一回是春节，给各家亲戚拜年；二是清明，给祖父母上坟。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回乡都是跟各种仪式紧密相连的。似乎我那些故去的亲人，依然在每个节日里活着，与我保持着神秘的血脉联系。我从未与他们彻底断绝过，而是以一种不可言说的通道沟通着，交流着。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从未消失。
走在返乡的路上
1950年我父亲15岁，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身体孱弱。那一年，他坚持要上学，那也是他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定。他用三年就上完了小学，一路念上去，到了考大学那时，他实在拿不出三元钱的报考费。他数次谈起当年的痛苦，最后决定去我大姑家借钱。慷慨的大姑给了他报名费，他考虑再三决定报师范，因为师范可以免学费。就这样，他考进了锦州师范中文系，四年毕业后回乡教书，当了一辈子校长。
我母亲也是因读书改变命运的典范。50年代，她是她们村唯一一个念书的女孩儿。每天孤独地奔跑40里山路，冬天她天不亮就上路，中午没饭吃，夏天经常被浇成落汤鸡。村里人常问我姥爷，一个姑娘家你让她念啥书呢？将来嫁个人不就得了嘛！但母亲就一个念头，无论有多少困难，无论谁来阻拦，她就要把书念下去。那时姥姥常年生病，经常会传来姥姥病危的消息，但神奇的是，姥姥后来居然活到差不多一百岁。后来她念到中师，回乡当了一名乡村教师，我们村的大部分人都是她的学生。当然，她也是我小学的班主任，为我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功底。她讲课极具煽动力，声音宏亮，记得当年她讲起，未来农业要实现现化的，你们将来会开着拖拉机奔弛在田野上。她描绘着开拖拉机的情景，我热烈地向往着开拖拉机。
母亲是父亲的崇拜者。我父亲才华横溢，在我们十里八乡最有学问的人。他出口成章，完美的男高声，讲话从来不用拿稿，而且幽默风趣，每次开会都成为他的表演秀。母亲坐在台下，特别享受老师们看我爸话讲时的表情，以及那欢快的笑声。往往在开会结束之后，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我爸还会高歌一曲或来段评戏。
母亲是我见过的最坚韧的人。她上下学奔跑出一身冷汗，多年不吃午饭但绝不因此辍学；90年代，她每天步行到另一个村庄去上班，一次大雪过膝，她自带铁锹为自己挖雪开路，用几个小时站在讲台上；她为父亲买药乘绿皮车去山西，来回均站3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父亲晚年生病住301医院数次，每次都是她坐着小板凳守在父亲床前，一守就一个月余，坚持不让我们换她。父亲因在特殊年代受到打击出现心理问题脾气暴躁，她轻声细语日夜相劝，只要一个坚定的信念，父亲会好的。
我家有一架学校淘汰的脚踏风琴，运到半路马受惊狂奔，终于把那架风琴颠落在地摔碎。好在核心部件还保持完好，就找了木匠把它重新修起来，不影响音色。那时最美好的记忆，就是父亲踩着风琴，我们一起唱歌。也是他教会我识简谱，后来我也有了一种本事，凡是我会唱的歌，我都会写出简谱。还有跟父亲讨教文学与地理知识，他会侃侃而谈眉飞色舞。他也继承了我们家族的表演天赋，评剧票友，后来他过世，在他的坟前，我为他唱了一曲《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并把他珍藏的音像全部给他带走。
生活的转折在父亲得病之后发生的，我过早地失去了安全感，恐惧像阴影一般随我左右。父亲时常暴跳如雷，打骂变成常态，我见了他如老鼠见猫，生怕惹他生气。我变得自卑，不敢在他面前说话，后来的考试，只要我说没考好，他就会立即把我的书本撕得粉碎，或填进灶里烧毁。重要的是，那些年，父亲的病成为我们的一家人的伤口，母亲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身上，而其它的生活琐事由我来打理。
我家是农村非农户，有一点小小的得意，就是偶尔会吃一顿细粮。那是我小妹最骄傲的时刻，她会拿着馒头到大街上去吃，引来无数孩子的羡慕。我一般天才蒙蒙亮就起来下地，去剜一筐菜回来喂猪，而杀猪过年是我一年中最盼望的事情。每到过年之前，我都会天还没亮就起来，装好苞米带好糖精，骑车去邻村蹦爆米花。那“嘭”的一声，一团烟雾起，欢乐地打开那个皮桶，从里面掏出爆米花，装满一麻袋，等骑回家时往往已天黑。一家人的鞋和衣服都由我来做，从打袼褙开始，到剪鞋样、纳鞋底，做成一双鞋，是个浩大的工程。有时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只有被锥子扎一下手才能惊醒。70年代我家买了一台缝纫机，是当时的名牌蜜蜂牌，我们家大人孩子的衣服都出自这台机器。每到年底，我每天夜里都要踩机器做衣服，一直踩到心烦意乱。那时地过年一定要杀年猪的。我就得走街患巷，挨家去请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我爸妈的同事，我妈炖一大锅杀猪菜招待大家。我们几个孩子眼巴巴地等着他们吃完，还要给每个人拎走一条肉，我们才能上桌吃饭。吃完一般都要吃化好的冻秋梨，酸酸甜甜十分解腻。那时常年缺少油水，一下子吃了太多的油腻，消化不了，一夜都要拉肚子。
那时没有自留地，烧柴便成为最大难题。小小的我带着妹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上山拾柴，家里等着烧火做饭。春天时，上山去掰树枝，捡松针；夏天时割荆条割蒿草；秋天时拾豆叶，一条狼夹着尾收从我们身边走过；冬天大雪封山，我俩必须翻过大山到山的阴面才能割到柴草。那时最难忘的就是背着柴草穿过大片的向日葵地，金黄的葵花引来无数的蜜蜂飞舞，我会轻轻唱起歌。一边走一边幻想着，从远处跑来一辆马车，带上我一去不返。但偶尔会发现一条蛇从背着的柴草里探出头来，吓得我双腿发软。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终于把柴禾背回来了，到了家门口，往地上一躺，闭上眼享受那一刻的放松。我家后山的大豁牙口，最陡峭处有70度。我每次背着柴草爬下时，都不敢睁睛往下看，至今依然做着那种坠下山崖的噩梦。有一年，父亲押车从清河门拉回来一车煤，卸在大门口，我和母亲用篮子一趟趟地运回屋里。那一刻，月亮东升，清辉酒满院落。我来回地运煤，心想着将会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幸福得无以复加……
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几乎就是我们的狂欢节。为了准备运动会，像我这样没有比赛项目的就要准备文艺节目，也就是团体操。通常我们要扎大红花，或彩棍，练习半个月，为了在运动会上表演。通往公社的路上，我们敲锣打鼓，一路高歌，每个人都热情高涨，兴高彩烈。那时我妹妹跑得飞快，回回第一。有一年我妹妹被体校选上，可我爸坚决不允许她走体育这条路。她终是放弃，但我却受到鼓舞，心里悄然滋生出这个理想，现在想起来其实也不是多么热爱体育，而是想通过这条路离开家开始新生活。
从此，我发奋练习兵乒球，那时必须得带妹妹，我就把她背在身上，飞快地跑到学校的乒乓球室，把她安排坐在窗台上看着。我打球打得如醉如痴，忘乎所以，直到坐着睡着的妹妹从窗台上掉下去哇哇大哭才让我想起她。我的球拍都打烂了，胶粒也很粘，急需换个球拍。我就捡了半年的破烂去公社卖掉，换回来一只新球拍。地震那时，我把球拍压在枕头底下，一旦震起来往外跑，唯一要带出去的就是球拍。1977年我开始县女子少年组比赛，要步行到石山镇才能坐火车，但走到一半，天降大雨，教练老师带着我们三个球员被大雨浇得狼狈不堪，无奈只好返回。第二天我们才赶到县城，后来居上的我们越战越勇，信心倍增，为那一届的少年组团体冠军立下功劳。那时我心里隐隐地觉得我可能会实现我的理想了，以我的成绩应该入选县体校乒乓球队。最后得到消息，那一年，我们县校体校解散，我终是梦碎。父亲说，高考恢复了，以后只有好好学习考大学一条路了。那天开始，我默默地收起了球拍，开始学习文化课了。
我从15岁上高中开始离乡，越走越远，从开始的每周回一次家到后来一学期回一次家，再到后来我家搬离，只能一年回一到两次，故乡在我的视野里慢慢地隐退。那条汹涌的河水渐渐变细，直到枯竭，原来河边上的沙地盖起了房子，沿着河岸的树木全部消失。接着是人的迁移，那么大的村庄，如今感到空空荡荡了，街上很难见到孩子们的身影。我们的学校经过几次并校之后彻底隐退到记忆深处，那个留下我们无数欢声笑语的大操场如今被庄稼覆盖，当年我们每年级两个班的盛况永远不会再现。八十年代种起来的那茬苹果树，人们也将其砍得一棵不剩，春天时曾经漫山遍野的花海不复存在。而小满过去铺天盖地的鸟群和夏夜里此起彼伏的蛙声不知去了哪里，那清明过去嘴里吹着柳笛奔跑的少年，也已隐没在时光的深处了。
近几年，偶尔梦见故乡，依然还是当年的样子，而时光退场，山河巨变，家乡已变得十分陌生。几十年过去，已忘记了左邻右舍的姓名，与某位乡人相对，叫不出名字。小学同桌妻子自杀，自己脑血栓后遗症不再会说话。山顶上巨大的发电叶片在风中孤独地旋转，山坡上埋着我的祖父母，每年到他们的墓前坐坐。现在的苹果树又长起来，秋天结的果子红红地伸进墓地。我小学同学也是我母亲的学生，他现在是村里首富，做着农药化肥收购粮食的生意，每次我回乡，他会把车开上山腰送我。村庄空了，野生动物们又回来了，山间的老狼，狐狸、野鸡山兔子随处可见，天空中盘旋的山鹰俯瞰着人间空旷。迎仙堡的各种神仙，你们还都好吧！如果我能在路上与你们偶然相遇，依然还是请求你们，保佑这座村庄，保佑在这里生活或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们，万物从容，人间安好……
我的家乡东西延绵几里地，北面医巫闾山，过了山梁便是义县王花牛村。东南面的山我们称为东大山，奇崛险峻，出花岗岩。山下是古老的绎马坊村，明清时驿站，张作霖的陵墓就在此。村的南前是丘陵，越过去经过三家子大沟，便是石山镇。西南是回兰村，是我小时候高峰公社所在地，西边五里地是毛屯村，我妈的老家，至今还住着我的两个舅舅。村中间有一条河水穿过，把村子分成东西两部分。村子东边的人头脑灵活，擅于做生意；村子西边的人重视教育，自古出了不少读书人。文革时期，痛批“迎仙”是封建迷信，便把迎仙堡改为迎新村，因为村子太大，又分为迎东和迎西。但在人们的口头传播中，迎仙堡已世代相传，从未变过。
爷爷有着一个显赫的名字——李光耀，生于1896年。88岁那年，他突然称自己大限已到，左边金童右边玉女护持他，不让他吃喝，让他干干净净地走。于是，七天时间，他静静地躺在炕上，水米未进，绝食而死。至于我的祖辈是从山东还是从河北移来，现在已不得而知。我记得大约4岁那年，我亲眼目睹，二爷将家谱付之一炬。当那火光燃起，最终成为灰烬之时，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从此我血脉的根系已被彻底拔除，再加上老一辈人的相继离世，便再也从无寻找家族的踪迹。他们活着时，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有什么重要，待到他们不在，我忽然涌起那么强烈的愿望——寻找家族之根时，却已无处找寻。那一刻是茫然的。如今每到年节，我在家族灵堂前供奉着祖先的灵位前，默然地燃起一柱香，恭敬地插上，轻声念起他们时，看到那香火用“啪”的一声闪亮来回答我时，心上怦然一动……
我在诗中无数次地写到虎头寺，那可以说曾是迎仙堡最具有仙气的地标式建筑。我已经不知道它是始建于哪一年，但实实在在地香火旺盛了多年。虎头寺周围是大片的梨树，红色的庙宇掩映在一片梨花中，蜂舞蝶飞，经声缭绕，南来北往的香客在此驻足、拜佛，每年四月十八的庙会成为十里八村最盛大的节日。我珍藏着一张虎头寺的照片，是康德四年二月十九日，证果法师的讲经会上，一群听经的人们，个个穿着整洁，长袍马褂，戴着狗皮帽子，就像一棵棵丰美的梨树，显出不凡的气度。当我瞬间认出慈眉善目、高鼻大相的祖父时，我心有所动。很难相信，在那个饥寒交迫的年代，居然我家乡的先辈们有着如此的风度仪表，似有觉悟，令我有了意外之喜。虎头与虎头寺在那个特殊年代，还是无法保全自己。一声炮响，那个虎头被炸平，露出了白瘆瘆的石头，远远看去，像一个巨大的伤口。有人说，迎仙堡的仙气被炸没了，有人说风水破了，文脉也断了……接着虎头寺被村民们拆掉，有人拆回了门板，有人扛回来房梁，所有的东西都被搬运一空。虎头被崭首，寺庙成了遗址，连那些梨树也被砍伐干净，那个关于虎头寺和梨花的往事都成为了一个传说。
我9岁之前住在一个有着七户人家的大院子。9岁后搬到了一个独门独户的新家，一直住到1990年，我家彻底搬离。我少年时代所有的苦难与欢乐都发生在这里。每次回乡，都不由自主地站在那门前望望，后来的房主早已弃之进城，这房子空置已久，里面的草长得比人还高。而我童年时代的那个大院子，最后只剩下我二伯一家，邻家的窗户门都已腐朽，往里望去，黑洞洞的窗口蜘蛛网遍布，各种小动物出没，犹如恐怖片一般。那时我天天走过数遍、那个有着近一百五十历史的青砖雕花小角门，也隐没在一片荒草之中，只有那雕花依然还清晰可见。待到我五年前再去，只见满院子青纱帐已起，而我童年的欢笑声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家后来搬来的那条街，出了无数的诡异之事，家家户户都不得安宁。我家是东数第三家。第一家便是赵刘，女主人腿瘸，死了个疯女儿。东数第二家原来姓冯，有个瞎老太太，整天坐在炕上骂人，每口痰都能喷射到屋顶去。他的儿子与我家西邻居互相勾结，成了偷盗团伙，后来被抓，判了三年后出狱，一家人便搬去了黑龙江。买下这房子的姓杨，她家的大姑娘与我般般大，我们经常一起上山拾柴。一年春节扭秧歌，男主人赶马车拉着一车演员去邻村表演，结果路上马受惊狂奔，赶车人被车轨死。那女主人见状一下子就疯了，她每天都站我家墙根边儿，对着天空喃喃自语。我家西邻居人称四老太太，她的儿子外号卷毛虎是个贼头。冬天时，经常可以看到他家热气腾腾，偷食偷来的鸡或猪。我围着被坐在窗前或躺在被窝里，突然听见有人从我家院墙上跳下来的声音，再从窗户底下走过去，吓得缩成一团。东西两边的贼盗干脆把我家窗前变成了贼道，我家住进了贼窝。卷毛虎东窗事发，被判入狱十年，死在狱中。再往西邻家，爷俩出行，遭遇车祸，双双遇难……
迎仙堡的繁荣与衰落都缘于地理位置与交通。清朝闯关东时期，人们可能更看重的是所谓风水，前有照后有靠，人气越聚越旺，成为辽西数一数二的大村子。同时也是土匪的聚集之地，因为这里往南就是四通八通的外面世界，往北便是重峦叠嶂的医巫闾山，便于隐没于山林，可谓是进退自如。通往石山镇的那条路上，曾走下来大爷娶亲的大青驴，而戴着大红花的大爷只拉回来大青驴，新娘子却被土匪劫走；那条路上，每逢过年都有一个车队缓缓下来，那是我奶奶的七个大户人家的金兰姐妹拉着满车的物品前来拜仙；那条路上，跑过多少绺子上的人马，山呼海啸地聚集在迎仙堡；那条路上，迎仙堡送走60多名子弟赴朝作战，回来的寥寥无几；我的家也曾在40年代从这条路上搬到石山镇，后又搬回来；我的母亲少年时代每天往返于这条路上，到石山镇上学，成为她们村唯一一个通过念书改变命运的女孩子。那条路，是通往外部的路，是通往文明的路。
民国时期，我们这个村庄达到鼎盛，一千多户人家，归三县管辖。如果一个人在村东犯了事，就躲到村西，村东的县就无权再抓他。四面八方的商贾云集于此，村里的两家烧酒坊、六十多家染坊、油坊等各种手工业作坊，撑起了繁盛一时的迎仙堡。那时杨家四兄弟声名远扬，30年代已经安装了电话，把生意做到了东北全境。他家的老四是个混世魔王，曾把从日本进口的一火车皮木制品劫去了啥尔滨卖掉，并全部赌光，杨家兄长接回他，把他三番五次打个半死扔到高粱囤子里养伤。他后来捐了个伪警察，却在日本兵捅死一个母亲和孩子时，愤而杀掉了日本兵，惹得日本人炮击迎仙堡，还是李家留学日本的读书人前去长春沟通，杨家赔了三车大洋才算救下老四一命。我爷爷曾在杨家的酒坊做工，他只喝二锅头，而且他喝酒从来都是大碗，一干而尽，那真是十足的豪饮。那两家酒坊解放后被拆解，拉了十辆大马车，运到大凌河镇也就是现在的凌海市政府所在地，重新组装成为“大凌河”牌白酒，一直到现在都在生产。而李家则是书香门第，最有名的“大先生”，送儿子去日本留学，几个儿女解放前均参加革命。我后来采访认识了杨家的后代，讲起家史来那真是波澜壮阔，每段生死都饱含大时代的风云激荡。
在我少年时代的认知里，这个村庄到处都有神仙，生活里处处都有禁忌，心里充满了敬畏感。我童年时代经常玩耍的大园子，种满了各种蔬菜，靠南面的一口井，我们全院子的人都喝那口井里的水。而靠北的高墙前，则摆着一个石头砌的小台子，据说那里供奉着各路神仙。那时候我们有时玩疯了，忘乎所以地撞进了那块禁地，会立即停下脚步，恭恭敬敬地停下来，拜几拜，嘴里会念念有词：各位仙家，不是故意，不要怪罪。然后为了表达歉意，采来一束小花或一把青菜郑重其事地摆在那里，算是赔罪……
那时候每做一件事，都会有所顾忌，走路上会冲撞了鬼魂，奶奶会拿一只鸡蛋来与鬼魂对话。我曾扛着与真人大小相同的假人上山烧僮，把要被招走的僮人换回来。我也曾拿着与孩子身高相同的秫秸，在水缸里左三圈右在圈地划完，念着奶奶教我的咒语，把不干净的东西送出去。奶奶要写符时，我就给她研好笔墨，没读过书的奶奶居然会龙飞凤舞，写下咒符，有的升了，有的缝在衣服里面可以避邪。
记得我家搬进那个独门独户的房子时，我用小棉被抱着小妹妹来到新家，第一个仪式，便是从远处运来一篮子土，规规矩矩地填在了院子当中，名为填阴坑。然后奶奶上香祷告，院子里的各路神灵，希望都能护佑我们一家。也许我们会对你们有所冲撞，但那都是无心为之，我们互相关照，各走各路，互不妨碍。所以，我便觉得那些狐仙、黄仙、常仙等等各种神仙都住进了这里，组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
我奶奶是个小脚美人，生于一个大地主家庭，庶出。她的父亲是豪赌，不仅输掉了家里的田地和房产，最后连小老婆也输给了人家。她经常谈起5岁那年，她母亲坐在驴上被赢家牵走，她3岁的妹妹被迫送人，她被我爷爷家领走的情景。从此她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童养媳，常被婆婆欺凌。但她成为萨满的天选之人，14岁那年出马，以她的法术专治各种不服，几乎所有人都成为她的信徒，连她的婆婆也不得不服了她。她也凭着聪明伶俐，能说会道、吃苦耐劳，以及在百姓中的威信，很快就成为那个大家族的女当家人。
那时，奶奶对于迎仙堡来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她驱邪看病、预测生死、求子寻物、搬运风水等，每天来求她的人络绎不绝。同时，她也被请出去。她有一个大青驴坐骑，两个家族侄儿是她的忠实信徒，成为她的“帮军”（二神）。每到春节，她的七个金兰姐妹就会从锦州、奉天结伴而来，至少七辆大马车从山坡上走下，车上装着各种拜仙的物品。那是我家最盛大的节日，连续几天大摆香案、鼓乐喧天、上供燃香、求仙拜神。那时奶奶也积攒下一定的家产，后来她染上了烟瘾，直到把家抽败，到了1948年，我家被定为贫农。她唯一的妹妹有一年来找她，拎着一箱子的钱，声称走遍东北耍钱发了财，却被她赶出家门。她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耍钱，后来听说她妹妹又耍输了，人也不知所踪。
虎头寺曾是迎仙堡人的精神寄托，但自从虎头寺被夷为平地，人们便把心灵的寄托转为东大山的金牛洞。我只是从老辈人的口口相传中了解一些关于金牛洞种种神奇之处，那是仙家的大本营，有关我奶奶与金牛洞的故事就层出不穷。这个神秘所在，一直都在每个迎仙堡人的心目中传承下来。
2000年，我带着一个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的人类学专家回乡探访，他是研究萨满文化的学者。忽听着一阵阵的经声传来，抬头望去，香火缭绕。早就有所耳闻迎仙堡人集资重建了虎头寺，我奶奶的牌位还被供在里面，便驱车前往看个究竟。虽称为寺，显然没有当年的那种规模与气势，只不过是几间平房，我奶奶的牌位确实供在显著的位置。一时我感到无限的茫然，这说明她在迎仙堡人心中的地位，但在这个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奶奶成为他们敛财的工具，虽然她已过世多年，现在还依然打着她的旗号招揽香客。我未出五服的堂姐，突然在某一天离了婚，自称是我奶奶的传承人，落发出家，来到重修的虎头寺“修行”。一时间，香火旺盛，我奶奶当年积攒下来的口碑被她消费殆尽。但我去的那年，堂姐已经离开虎头寺，据说是这里的和尚尼姑根本就是假修行真敛财，把虎头寺搞得乌烟瘴气，频频被人举报。她无法在此立足，便只身离去。
但事情远未结束。疫情之前，我有一次回锦州，路过凌海公园，突然想起一个传闻，说我那位堂姐在这公园里的小庙里做法，声名在外，于是动了进去看看的念头。当我找到那座小庙时，但见庙里满是做各种法事的东西，金光闪闪的金元宝堆成了小山。堂姐以高八度的声音迎出来，只见她尼姑打扮，满面红光，说话依然中气十足，爽朗大笑。她拉我进了她的“办公室”，倒上茶来，告诉我说，你姐我如今创业成功，承包了三座庙，在凌海买了三处房产，几个兄弟姐妹都给我打工呢！我把你大妈（她母亲）接来住上了楼房，雇大哥家的大闺女伺候你大妈，还给她开资，这都借了我的光了。说着，她俨然一个女老板的派头，开始吩咐身边的人，今天接了哪些活儿（接单），仪式安排的时间，物品，流程等等。聊了一会儿，她要请我去凌海最好的饭店吃饭，我拒绝了她。那一刻，我觉得这完全就是桩生意，我奶奶的声名沦为她赚钱的工具，想问问奶奶是何感觉，无奈阴阳两隔，我无从得到答案。去年，听说这位堂姐因大肆敛财被举报，被解除合同驱逐出寺。但她还有两座庙，甚至哪一天卷土重来也未可知。
奶奶是上个世纪的同龄人，我与她的交集持续到1990年，这期间发生的无数故事不再一一叙述，有些过往只能是我深藏在内心的锦绣，它是神秘的，也是神圣的。她带给我的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当它体现在我的文字里面时，我又拥有了一种与世界沟通的渠道。万物有灵，我们需要保持的是心存敬畏。
我身边的亲人们
解放前，迎仙堡的人们更习惯顺着河流去锦州，大约100里地。当年，我爷爷从锦州回来，称世道变了，改朝换代了，第一个把辫子剪掉。我二伯父也是沿着这条河去锦州的。他是打黄鼠狼的高手，有人传说黄鼠狼是最怕他的，见了他都瑟瑟发抖。他一路走一路下夹子，到了锦州到我大表姐家住一宿，第二天早晨便沿着河往回走，一边走一边收夹子。然后他把扒好的黄皮子挂在屋檐下，我每次见到那些倒挂的皮毛时都禁不住毛骨耸然。那时有人悄悄告诉我，说黄皮子是有灵性的，你二大爷总打黄皮子，将来会被迷住。关于这样的传说越传越玄。
记得有一年，二伯打了只傻狍子，当街支起大锅煮肉，几乎全村的人都来吃肉。那是一场彻底的狂欢，那热火朝天的场面还历历在目。二伯几乎是个全能之人，他众艺加身，无所不能。他编席子，都选在第二天集市的前夜，家人都睡着之后。他是一边睡觉一边编席的，根本不用看，只有手在动，清晨便编好了席子。他卷起来背着赶集去，卖了之后买了酒，一边喝一边唱一边往家走，等到回了家一头倒炕上睡着。他也是厨师，他做得一手好菜。村里的红白喜事一般都找他掌勺。最有名的传说就是，解放初期他在县政府的食堂里工作，一个人手脚麻利地炒菜，面对几十号人，他的嘴巴就像计算器一样，一边打饭菜一边按键，分毫不差地说出要收的钱要找的钱，惊为天人。同时他也是说书人和民间艺人。
每到夏季，河洼边就会有一群人围着二伯讲书。他是个聪明绝顶的人，记忆力超凡，虽然没念过书，却会讲数部书，都是他听过之后硬记下来的，《三国演义》和《水浒》是他百讲不厌的拿手好戏。二伯讲书是带表演的，每个人的表情、语态、动作都不相同。那时候除了看电影，晚上的娱乐，二伯撑起了半边天。解放初期，二伯是村干部，辽沈战役的后勤大军始终都有他的身影。他亲眼目睹了黑山阻击战的全过程，带领全村几十辆大车运送物资和掩埋尸体。抗美援朝时，他曾经动员了6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带队到丹东集训。但他最著名的还是唱戏。二伯当年十分英俊，嗓子亮，是我们村剧团的当家小生，主演过《小二黑结婚》和《小女婿》等，扮相俊美、唱功了得，有很多粉丝。多年之后，人们谈起我二伯时都啧啧夸奖。
70年代，我跟二伯的儿子一起演《红灯记》，他演李玉和我演李铁梅。他熬有介事地弄来马灯做道具红灯，我用草编成大辫子戴在脑后，我们与一帮小伙伴天天在河洼大树下演戏，二伯站在人群中看。他肯定会觉得我们演戏的水平与他相比相差太远，所以从未夸奖过我们。后来学校成立文艺宣传队，我唱过《平原枪声》，参加过县里调演。那时候化妆是很粗劣的，演完之后，我忘了卸妆就走在街上，被众人围观品评嘲笑，弄得我真的是有个地缝儿都能钻进去。
他是我们村庄的活历史，那时候，他几乎每天都来我家坐坐，谈起过去的事情，可惜那时候我小，经常嫌他絮叨，现在我是多少想再听他讲讲往事啊，可惜他已作古。
要提起唱戏，我父亲这辈人几乎个个都是高手。三姑是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的，也是嗓子最好的。他经常站在院子里喊一嗓子儿子回家吃饭，据说能传出几里地远。当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足见她的音域之宽广。40年代三姑被剧团看中，先是跟着演《茶瓶计》中的丫寰，一出场便惊艳四座，后来剧团要把她带走。我爷爷闻之大怒，声称她要敢当戏子就打折她的腿。三姑错过了最美的年华做最美的事情，终还是被我爷在48年嫁给了远在北镇闾阳的三姑父。三姑是最具表演人格的人，她讲一个故事，本是平常经她一讲必是活色生香，她会用各种不同的声音、表情对话，调动全部的肢体语言来表现人物，所以听她讲故事，日后成为我写小说的营养，我在她那里学到了如何把故事讲得生动形象，趣味盎然。
小时候，父亲每年都要带我去三姑家串门，最初是走着去的。一次路上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骑车人同情我一个五岁孩子要走那么远的路，就提议用自行车带我一程，然后把我放在距三姑家不远的闾阳镇。我父亲对人家千恩万谢，我兴高彩烈地坐上了陌生人的自行车。那时候简直就跟坐一辆豪华轿车那么荣耀，我感受着那飞速后退的风景，心里暗想，将来我长大了也要骑自行车。到了闾阳镇，那人把我放下，让我站在路边等待，他便骑车风一样地消失了。那时候，人对人的信任是多么美好。后来，三姑全家拉着他家拆下来的一座房子搬到了迎仙堡，一辈子都守着这些房料，期间又拉着搬到盘锦，又从盘锦搬回来，经过多年之后才终于修建起房子。但他们最终也是卖了这房子，搬到沟帮子去做生意，等到老年了，终又吉下守了一辈子的房子，跟着大儿子来到沈阳定居。
三姑父读过国高，世上的职业他全部都干过，却都干不长，最后就是横躺在家里看书，而家里的事情全部由三姑来操持。三姑家三个表哥，加上三姑父，全都吹拉弹唱，个个在行。我上高中之前，几乎每天都要去他家，表哥们吹的吹拉的拉唱的唱跳的跳，我也情不自禁加入其中，一场家庭晚会天天上演。再后来大表哥和三表哥都当了兵，大表哥提干当了军官，三表哥作为铁道兵一直留在部队里。
2022年清明节前，突然接到三姑家的三表哥电话，他约我清明节回乡扫墓，还有与我们同样远离家乡的同学亲戚，他们的亲人都埋在故乡，然后大家团聚叙叙旧。我已经连续三个清明没有回乡上坟了，去年终还是因疫情未成行。回想最后一次回乡，是三年前的一天夜里，我梦见去世快十年的三姑突然出现，她睁着一双茫然的眼睛，直盯着我说：我找不到家了，我想回家呀！让我老儿子给我送点吃的来！从梦里醒来，一阵茫然。
那天带了弟妹，开车上路。当车在沈山高速行驶中，经过了一望无际的大苇荡后，便会看到那巍峨矗立的东大山，心头便涌上一股热流，快要到家了。远远北望，家乡的山脉莽莽苍苍绵亘在天边，山脚下便是我生长的地方。汽车从光辉出口下高速，经过石山、房申、高峰，便到了迎仙堡。我把车停在大河洼边，嘴里念着三姑的名字，一路呼唤着她，沿着村边的小河一直往山里走去。
后来三表哥也上坟给三姑送去了她要的东西。那一天我才知道一年之内，三姑家发生了巨大变故。先是三姑父过世，接着是留在迎仙堡的二表哥，患了肝癌去世，再接着就是刚刚退休的大表哥突发肺癌，不到半年也过世。那一年，三表哥在工地指挥施工，不小心踩空摔倒，正好被铁钎扎进眼球，虽经几次手术，但视力接近于无。三表哥最后抱着父兄的骨灰盒回迎仙堡下葬，走到沟帮子见天色已晚，便住进一家旅馆。结果半夜不知从哪里钻出一条蛇把他咬伤，他头肿得跟筐似的，住了好一阵子院才好。他认为母亲属蛇，这是母亲终于盼来了最喜欢的小儿子，跟他亲近的证明。
把三姑的灵魂领回了家后，我便去看看大伯家的堂兄，他是唯一一个还守在故乡的亲人。那个院子是空旷的，只有一条狗和一头猪，羊圈里有几只羊在叫。我见到他时，他坐在轮椅上从屋里迎出来，热情地与我打招呼，但脑血栓后遗症让他无法再说出一句清晰的话。他呜啦啦地说着什么，便哭起来，满脸是泪。堂嫂没在家，她除了伺弄家里的地外，还要起早贪黑出去打工，植树苗、做美化、种菜等，只要有活儿，她都干。因为堂兄病后，所有的种地养家的担子都落在她一个人的身上。想起我小时候，堂嫂嫁过来时，她是多么青春健美。她曾经是原村里的妇女主任，有文化又知书达理，重要的是她非常能干，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堂兄的病是因为嗜酒如命造成的，他倒下了，堂嫂给儿子娶媳妇，种地，打工，帮儿子还房贷，照顾堂兄，辛苦异常。她的脸被岁月摧残，目光也失去了光彩，枯干的身体却有着一股力量，她说只要一天不倒下，就得干一天……
自从1990年我的家彻底搬离故乡，我几乎每年都要回去两回，一回是春节，给各家亲戚拜年；二是清明，给祖父母上坟。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回乡都是跟各种仪式紧密相连的。似乎我那些故去的亲人，依然在每个节日里活着，与我保持着神秘的血脉联系。我从未与他们彻底断绝过，而是以一种不可言说的通道沟通着，交流着。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从未消失。
走在返乡的路上
1950年我父亲15岁，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身体孱弱。那一年，他坚持要上学，那也是他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定。他用三年就上完了小学，一路念上去，到了考大学那时，他实在拿不出三元钱的报考费。他数次谈起当年的痛苦，最后决定去我大姑家借钱。慷慨的大姑给了他报名费，他考虑再三决定报师范，因为师范可以免学费。就这样，他考进了锦州师范中文系，四年毕业后回乡教书，当了一辈子校长。
我母亲也是因读书改变命运的典范。50年代，她是她们村唯一一个念书的女孩儿。每天孤独地奔跑40里山路，冬天她天不亮就上路，中午没饭吃，夏天经常被浇成落汤鸡。村里人常问我姥爷，一个姑娘家你让她念啥书呢？将来嫁个人不就得了嘛！但母亲就一个念头，无论有多少困难，无论谁来阻拦，她就要把书念下去。那时姥姥常年生病，经常会传来姥姥病危的消息，但神奇的是，姥姥后来居然活到差不多一百岁。后来她念到中师，回乡当了一名乡村教师，我们村的大部分人都是她的学生。当然，她也是我小学的班主任，为我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功底。她讲课极具煽动力，声音宏亮，记得当年她讲起，未来农业要实现现化的，你们将来会开着拖拉机奔弛在田野上。她描绘着开拖拉机的情景，我热烈地向往着开拖拉机。
母亲是父亲的崇拜者。我父亲才华横溢，在我们十里八乡最有学问的人。他出口成章，完美的男高声，讲话从来不用拿稿，而且幽默风趣，每次开会都成为他的表演秀。母亲坐在台下，特别享受老师们看我爸话讲时的表情，以及那欢快的笑声。往往在开会结束之后，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我爸还会高歌一曲或来段评戏。
母亲是我见过的最坚韧的人。她上下学奔跑出一身冷汗，多年不吃午饭但绝不因此辍学；90年代，她每天步行到另一个村庄去上班，一次大雪过膝，她自带铁锹为自己挖雪开路，用几个小时站在讲台上；她为父亲买药乘绿皮车去山西，来回均站3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父亲晚年生病住301医院数次，每次都是她坐着小板凳守在父亲床前，一守就一个月余，坚持不让我们换她。父亲因在特殊年代受到打击出现心理问题脾气暴躁，她轻声细语日夜相劝，只要一个坚定的信念，父亲会好的。
我家有一架学校淘汰的脚踏风琴，运到半路马受惊狂奔，终于把那架风琴颠落在地摔碎。好在核心部件还保持完好，就找了木匠把它重新修起来，不影响音色。那时最美好的记忆，就是父亲踩着风琴，我们一起唱歌。也是他教会我识简谱，后来我也有了一种本事，凡是我会唱的歌，我都会写出简谱。还有跟父亲讨教文学与地理知识，他会侃侃而谈眉飞色舞。他也继承了我们家族的表演天赋，评剧票友，后来他过世，在他的坟前，我为他唱了一曲《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并把他珍藏的音像全部给他带走。
生活的转折在父亲得病之后发生的，我过早地失去了安全感，恐惧像阴影一般随我左右。父亲时常暴跳如雷，打骂变成常态，我见了他如老鼠见猫，生怕惹他生气。我变得自卑，不敢在他面前说话，后来的考试，只要我说没考好，他就会立即把我的书本撕得粉碎，或填进灶里烧毁。重要的是，那些年，父亲的病成为我们的一家人的伤口，母亲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身上，而其它的生活琐事由我来打理。
我家是农村非农户，有一点小小的得意，就是偶尔会吃一顿细粮。那是我小妹最骄傲的时刻，她会拿着馒头到大街上去吃，引来无数孩子的羡慕。我一般天才蒙蒙亮就起来下地，去剜一筐菜回来喂猪，而杀猪过年是我一年中最盼望的事情。每到过年之前，我都会天还没亮就起来，装好苞米带好糖精，骑车去邻村蹦爆米花。那“嘭”的一声，一团烟雾起，欢乐地打开那个皮桶，从里面掏出爆米花，装满一麻袋，等骑回家时往往已天黑。一家人的鞋和衣服都由我来做，从打袼褙开始，到剪鞋样、纳鞋底，做成一双鞋，是个浩大的工程。有时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只有被锥子扎一下手才能惊醒。70年代我家买了一台缝纫机，是当时的名牌蜜蜂牌，我们家大人孩子的衣服都出自这台机器。每到年底，我每天夜里都要踩机器做衣服，一直踩到心烦意乱。那时地过年一定要杀年猪的。我就得走街患巷，挨家去请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我爸妈的同事，我妈炖一大锅杀猪菜招待大家。我们几个孩子眼巴巴地等着他们吃完，还要给每个人拎走一条肉，我们才能上桌吃饭。吃完一般都要吃化好的冻秋梨，酸酸甜甜十分解腻。那时常年缺少油水，一下子吃了太多的油腻，消化不了，一夜都要拉肚子。
那时没有自留地，烧柴便成为最大难题。小小的我带着妹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上山拾柴，家里等着烧火做饭。春天时，上山去掰树枝，捡松针；夏天时割荆条割蒿草；秋天时拾豆叶，一条狼夹着尾收从我们身边走过；冬天大雪封山，我俩必须翻过大山到山的阴面才能割到柴草。那时最难忘的就是背着柴草穿过大片的向日葵地，金黄的葵花引来无数的蜜蜂飞舞，我会轻轻唱起歌。一边走一边幻想着，从远处跑来一辆马车，带上我一去不返。但偶尔会发现一条蛇从背着的柴草里探出头来，吓得我双腿发软。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终于把柴禾背回来了，到了家门口，往地上一躺，闭上眼享受那一刻的放松。我家后山的大豁牙口，最陡峭处有70度。我每次背着柴草爬下时，都不敢睁睛往下看，至今依然做着那种坠下山崖的噩梦。有一年，父亲押车从清河门拉回来一车煤，卸在大门口，我和母亲用篮子一趟趟地运回屋里。那一刻，月亮东升，清辉酒满院落。我来回地运煤，心想着将会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幸福得无以复加……
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几乎就是我们的狂欢节。为了准备运动会，像我这样没有比赛项目的就要准备文艺节目，也就是团体操。通常我们要扎大红花，或彩棍，练习半个月，为了在运动会上表演。通往公社的路上，我们敲锣打鼓，一路高歌，每个人都热情高涨，兴高彩烈。那时我妹妹跑得飞快，回回第一。有一年我妹妹被体校选上，可我爸坚决不允许她走体育这条路。她终是放弃，但我却受到鼓舞，心里悄然滋生出这个理想，现在想起来其实也不是多么热爱体育，而是想通过这条路离开家开始新生活。
从此，我发奋练习兵乒球，那时必须得带妹妹，我就把她背在身上，飞快地跑到学校的乒乓球室，把她安排坐在窗台上看着。我打球打得如醉如痴，忘乎所以，直到坐着睡着的妹妹从窗台上掉下去哇哇大哭才让我想起她。我的球拍都打烂了，胶粒也很粘，急需换个球拍。我就捡了半年的破烂去公社卖掉，换回来一只新球拍。地震那时，我把球拍压在枕头底下，一旦震起来往外跑，唯一要带出去的就是球拍。1977年我开始县女子少年组比赛，要步行到石山镇才能坐火车，但走到一半，天降大雨，教练老师带着我们三个球员被大雨浇得狼狈不堪，无奈只好返回。第二天我们才赶到县城，后来居上的我们越战越勇，信心倍增，为那一届的少年组团体冠军立下功劳。那时我心里隐隐地觉得我可能会实现我的理想了，以我的成绩应该入选县体校乒乓球队。最后得到消息，那一年，我们县校体校解散，我终是梦碎。父亲说，高考恢复了，以后只有好好学习考大学一条路了。那天开始，我默默地收起了球拍，开始学习文化课了。
我从15岁上高中开始离乡，越走越远，从开始的每周回一次家到后来一学期回一次家，再到后来我家搬离，只能一年回一到两次，故乡在我的视野里慢慢地隐退。那条汹涌的河水渐渐变细，直到枯竭，原来河边上的沙地盖起了房子，沿着河岸的树木全部消失。接着是人的迁移，那么大的村庄，如今感到空空荡荡了，街上很难见到孩子们的身影。我们的学校经过几次并校之后彻底隐退到记忆深处，那个留下我们无数欢声笑语的大操场如今被庄稼覆盖，当年我们每年级两个班的盛况永远不会再现。八十年代种起来的那茬苹果树，人们也将其砍得一棵不剩，春天时曾经漫山遍野的花海不复存在。而小满过去铺天盖地的鸟群和夏夜里此起彼伏的蛙声不知去了哪里，那清明过去嘴里吹着柳笛奔跑的少年，也已隐没在时光的深处了。
近几年，偶尔梦见故乡，依然还是当年的样子，而时光退场，山河巨变，家乡已变得十分陌生。几十年过去，已忘记了左邻右舍的姓名，与某位乡人相对，叫不出名字。小学同桌妻子自杀，自己脑血栓后遗症不再会说话。山顶上巨大的发电叶片在风中孤独地旋转，山坡上埋着我的祖父母，每年到他们的墓前坐坐。现在的苹果树又长起来，秋天结的果子红红地伸进墓地。我小学同学也是我母亲的学生，他现在是村里首富，做着农药化肥收购粮食的生意，每次我回乡，他会把车开上山腰送我。村庄空了，野生动物们又回来了，山间的老狼，狐狸、野鸡山兔子随处可见，天空中盘旋的山鹰俯瞰着人间空旷。迎仙堡的各种神仙，你们还都好吧！如果我能在路上与你们偶然相遇，依然还是请求你们，保佑这座村庄，保佑在这里生活或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们，万物从容，人间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