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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浅绛彩瓷考论

2018-06-19 23:53阅读:
原文作者:柳柳青

浅 绛 彩 瓷 考 论


浅绛彩瓷原名雅瓷,是晚清文人画家程门首创烧制的一种瓷画新品种。其艺术价值,可与历代名家相媲美,正如民国黄矞《瓷史》所言:“同光之际,以程雪笠绘者为最胜,次则有落小轩作款者,不知姓氏,亦卓尔不凡。二子之写生写意不独设色精美,其运笔描神,玲珑苍雅,觉仇十洲、恽南田著名士,不得擅美于纸上也。”可见,浅绛彩不但是中国陶瓷史上首次由文人画家所创立,而且是中国陶瓷的新格调的体现,同时也是为中国画开拓了新的领域。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浅绛彩瓷不被重视,很少有人知道,直到现在收藏热后,才逐渐重视起来。
学术界对浅绛彩瓷的研究一直相当薄弱。关于浅绛彩瓷,在学者之间有不同的说法:民国黄矞《瓷史》称之为“白地五彩”;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称之为“水墨五彩”;汪庆正主编的《简明陶瓷词典》称之为“浅绛彩”;曹新吾《新派粉彩名家作品集》称之为“新派粉彩”;藏家又称之为“文人瓷”或“文人瓷画”。事实上,这些提法,或因自相矛盾、或因以偏概全、或因时过境迁、或因牵强附会、或因物是人非,都是难以成立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因资料依据不足和重视不够所造成。
我们现今从“马庆云画雅瓷”的底款上,可知那个时代的所谓浅绛彩瓷,原名之曰“雅瓷”。可见“雅瓷”这一名称,更是长期无人知道、被埋没了至今而无人提起。对于“雅瓷”,目前的学术界还没有使用这个概念,我们应该恢复其历史的真实。
一、雅瓷中的年龄款瓷
雅瓷中的年龄款瓷,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雅瓷的年代很有帮助,故其史料价值极高。晚清雅瓷中有关年龄款的瓷器,大致有如下几件:
(1)胡夔墨彩尊,写古柏芝石图,上题:“一百二十有零图。时在丁卯(同治6年)中秋前一日画于昌江官廨南窗之下,奉赠芝泉明府大人雅玩,新安胡夔时年七五。”朱文圆印:“夔”。(见《浅绛百家》)
(2)王少维浅绛彩瓷板(图1),写渔樵问答图,上题:“丁亥(光绪13年)夏日仿曾布臣画法写在珠山厂署之环翠亭,七十老人王少维。”朱文印:“吴人”。
(3)李子商墨彩瓷板(图2),写三教人物图,上题:“戊子(光绪14年)中秋后三日以为静斋仁兄大人雅正,七十老人笔,子商李古董。”朱文印:“仿古”。
(4)程门浅绛彩瓷板,写四景山水图,其一题:“江上杨柳风,习习吹人面。登楼望故乡,千里何由见。雪笠写,时年五十有六。”白文印:“程”;其二题:“川原皆一色,雪片晚来多。借问骑驴客,诗情更若何。丁丑(光绪3年)仲春月笠道人写于珠山官舍。”朱文印:“松生”。(见拙文《关于程门生卒年岁》,《陶瓷科学与艺术》2011年第3期)
(5)孙朗泉浅绛彩瓷板,写新安山水图,上题:“新安休邑古城岩全图。峕辛亥(宣统3年)夏六月六十老人孙朗泉写。”白文印:“印”。(见《中国近代名家彩绘瓷画图典》)
根据以上带有年龄款的瓷器,可推知胡夔生于1793年,王少维生于1818年,李子商生于1819年,程门生于1822年,孙朗泉生于1852年。此外,已知生卒年的还有王凤池(1824——1898)、唐基桐(1824——1900)、俞芝恬(1821——1861)、汪介眉(1843——1923)、顾海林(1845——1894)、黄士陵(1849——1908)等人。其中,王凤池、唐基桐、俞芝恬为地方官员,黄士陵为金石篆刻大家,顾海林是扬州著名画家;他们皆擅书画,都有雅瓷作品流传于世。
二、雅瓷中的官窑记录
关于雅瓷与官窑的关系,虽然过去文献中没有任何记载,但现在我们在雅瓷中,却发现有很多的证据,足以说明雅瓷与官窑的密切关系。现归纳举例如下:
(一)官廨
(1)墨彩花鸟提壶(图3),上题:“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时在己已(同治8年)仲秋作于昌江官廨,卅六峰人题。”底款则为常见的民窑印章款:“大清同治年制”。
(2)墨彩山水笔筒,上题:“峕在庚午(同治9年)仲夏作于昌江官廨,李子商题。”(见《景德镇彩瓷三百年》,第51页)
(3)墨彩松鹤高足盘,上题:“癸未(光绪9年)冬月金品卿画于新平官廨。”(见《浅绛彩瓷画》,第10页)
(4)浅绛彩山水瓷板,上题:“满城风雨近重阳。时在丁丑(光绪3年)仲秋选于珠山官廨,旸谷氏作。”(见《中国近代名家彩绘瓷画图典》,第5页)
(5)浅绛彩花鸟帽筒,上题:“芝庵先生大人加冠。丁未(光绪33年)春紫□仙客次珠山官廨选赠,何明谷写。”
(二)官舍
(1)浅绛彩人物暖锅,上题:“己卯(光绪5年)桃园小舫写于珠山官舍。”(见《新派粉彩名家作品集》,第47页)
(2)浅绛彩山水瓷板,上题:“川原皆一色,雪片晚来多。借问骑驴客,诗情更若何。丁丑(光绪3)仲春月,笠道人写于珠山官舍。”
(三)官厂之抡珠山馆
(1)浅绛彩花鸟帽筒,上题:“辛已(光绪7年)冬月昌浦官厂抡珠山馆之西轩,介眉汪藩作。”(见《新派粉彩名家作品集》,第57页)
(2)浅绛彩花鸟圆板,上题:“五伦图。时乙酉(光绪11年)春月写于昌浦抡珠山馆之砚香轩,介眉汪藩作。”
(四)御厂之蕉荫轩
(1)墨彩山水瓷板,上题:“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仿董玄宰画意写于昌江蕉荫轩,庚午(同治9年)冬月厚庵大兄大人正,品卿。”
(2)浅绛彩人物帽筒,上题:“癸酉(同治12年)小春月写于珠山御厂之蕉荫轩,少维再笔。”(见《浅绛彩瓷品鉴》,第56页)
(五)官署环翠轩、厂署之环翠亭
(1)浅绛彩人物笔筒,上题:“壬午(光绪8年)秋为嵋芝吾弟清玩,修余作于昌江官署环翠轩。”底款朱红楷书:“官窑内造”。(见《浅绛百家》,第230页)
(2)浅绛彩人物瓷板,上题:“丁亥(光绪13年)夏日仿曾布臣画法写在珠山厂署之环翠亭,七十老人王少维。”
(六)官廨之砚香轩
(1)浅绛彩人物暖锅,上题:“辛己(光绪7年)冬月写于昌江官廨之砚香轩,秀之。”
(2)浅绛彩山水笔筒,上题:“时壬午(光绪8年)秋写于昌江之砚香西轩,小山氏。”
(3)浅绛彩花鸟圆板,上题:“五伦图。时乙酉(光绪11年)春月写于昌浦抡珠山馆之砚香轩,介眉汪藩作。”
(七)官厂之听松轩
(1)浅绛彩人物暖锅,上题:“辛己(光绪7)冬写于昌浦官厂之听松轩,秀之。”
(八)公廨梧桐小斋
(1)浅绛彩花鸟帽筒,上题:“丙戌(光绪12年)仲夏月仿元人笔意于珠山公廨梧桐小斋,佩兰写生。”(见《浅绛百家》,第90页)
(九)珠山厂之青云轩
(1)浅绛彩山水暖锅,上题:“时在章摄提格(光绪16年)小阳春月写于昌江珠山厂之青云轩,汪章。”(见《晚清民间浅绛彩瓷鉴赏》,第34页)
(十)官廨之靠苍阁
(1)浅绛彩花鸟高脚暖锅,上题:“品卿写于昌江官廨之靠苍阁。”底款朱文楷书:“靠苍阁藏”。
(2)浅绛彩山水、人物方壶,一题:“王少维。”一题:“欧修余作。”底款:“靠苍阁藏”。(见《中国浅绛彩瓷》,第57页)
(十一)厂之古琴草堂
(1)浅绛彩仕女瓷板,上题:“辛己(光绪7年)夏写于昌滨珠山厂之古琴草堂,李蕴辉。”(见《浅绛百家》,第83页)
(十二)厂之文湖草堂
(1)浅绛彩人物花盆,上题:“七碗曾闻添逸趣,一瓯亦可助豪情。仿瘿瓢子先生笔意,辛己(光绪7年)仲秋月写于昌浦珠山厂之文湖草堂,周友松。”
(十三)幕府
(1)浅绛彩花鸟琮瓶,一题:“辛己(光绪7年)夏月上浣品卿写意。”一题:“仿华秋岳笔意作于新平幕府。”
(十四)莲花幕次
(1)浅绛彩山水瓷板,上题:“甲申(光绪10年)秋日达山作于昌江之莲花幕次。”(见《中国浅绛彩瓷》,第13页)
(十五)榷局
(1)墨彩松鹤水盂,上题:“庚申(光绪6年)秋月旸谷作于昌江之榷局。”(见《浅绛百家》,第73页)
“榷”的意思是专卖,“榷局”乃专卖局,可见雅瓷是由官府专卖的。因为公营,所以官府设有专门的机构。至于官廨、官舍、幕府等,都是官吏办公的房舍。而抡珠山馆、蕉荫轩、听松轩、砚香轩、环翠亭等,则显然是御窑厂的处所。
对此,在文献中也是有例为证的。如民国吴宗慈《江西通志稿•陶瓷》中记“御器厂,中为堂,后为轩,为寝,寝后高阜,为亭。堂之左,为官署。”再如清人龚鉽《景德镇陶歌》文末注云:“御厂珠山有亭,唐蝸寄英题曰:‘环翠’,著有《陶人心语》。”另外程廷济《浮梁县志•名迹•古迹》卷之十,也记有“唐英环翠亭诗”。
从时间上看,以上雅瓷中有关官窑的记录多见于光绪中期之前,而后就非常罕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常见的“官窑内造”款。这些材料,无一不证明了雅瓷与官窑的密切关系。
三、官窑中的雅瓷与贡瓷
上述材料,为研究雅瓷和官窑的关系提供了最好的史料。雅瓷虽然制作于官窑,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件雅瓷可以证实为真正的官窑贡品。当然包括南京博物院所藏的“五件流传有序的官窑浅绛彩花盆”在内,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进贡瓷器。它出现于故宫,并不意味着就是贡瓷。它应为宫中的公务人员所用之器。这是因为进宫的雅瓷不仅仅数量极小,“而很多专家都证实,故宫中并没有发现标准的浅绛彩画官窑器。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中曾提到故宫藏品中有万子铭所画的浅绛彩作品,款为‘辛已(光绪七年)冬月珠山东麓,南州万子铭写意’。从落款口气上看,绝非供宫廷用的贡品。”(梁基永《中国浅绛彩瓷画赏玩》)
我们知道,明清官窑瓷器,历来都是专供宫廷使用。但是,雅瓷几乎是一种新的东西。一方面,无论从它的形制、纹饰、款识、釉色还是质量上说,都与传统的官窑瓷器有很大的区别。另一方面,从所有雅瓷的上款称谓上判断,就可知雅瓷是给官吏、雅士、商人、百姓用的。雅瓷既然是给民间使用的,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贡品,否则就没有等级区分了。
至于雅瓷的进宫或进京,似乎也可找到旁证。据景德镇同知翁宝仁所题程门画册(同上),诗末有“誉名已在帝城驰”“又擅奇能为绘瓷”之句,从中可知程门雅瓷已享誉京城。程门雅瓷既然驰名京城,为人所称,其他雅瓷也会追随进京。因为雅瓷是商品,是可以流通的,所以从商品流通来看,雅瓷进京是并不足奇怪的。但毕竟数量十分有限,而且主要使用于宫中的官宦之间。这恰恰与雅瓷在北方很少发现,不如长江以南地区那么普遍是一致的。张朋川先生在为《晚清民间浅绛彩瓷鉴赏》所作序文里,也提到“景德镇瓷器的销售市场的重点也由北而南移,文人荟萃和商业城市密集的长江三角洲,自然而然地成为浅绛彩瓷的兴盛之地。”
另外,民间还发现极少数带有同治及光绪青花官款的雅瓷,如小盘小碗之类,也绝非供宫廷使用的贡品。对此,也可以找到旁证。《江西通志稿•陶瓷》中一则“瓷器公司论”里,记“其精者皆上供宫廷之需,次则售之民间,岁入不下五百万金,现虽不如前,而贸易尤称极大。”可见这种带有青花官款的雅瓷,也许就是利用次品的或剩余的官窑半成品来绘制雅瓷售之于民间的。只是这种官窑瓷胎,一是本来所剩不多,二是由于成本较高,不易销售,故数量极少。
客观地讲,晚清雅瓷之所以在当时很盛行,一方面有赖于雅瓷的风格新颖和高雅不俗,另一方面也和官窑的参与和经营有直接关联。根据史料记载:咸丰五年,御窑厂被太平军焚毁,直到同治五年,李鸿章筹措13万两银子,才重建了御窑厂。由于雅瓷是一个新品种,又以文人画为特色,当时的民窑和官窑都不擅长雅瓷,因此笔者推测,官窑鉴于雅瓷这一新品种的强大竞争力和市场前景,乃于同治六年招聘了一批新人,专门培养和从事雅瓷的绘制,并由官府控制经营外销民间,以备将来偿还为官窑所筹集的13万两债务。这类情形,似乎与元朝极为相似:
青花瓷器本来是当时民窑所创造,然而不久却被元王朝控制,把它作为外销瓷而大量生产,并由“浮梁瓷局”进行管理。
掌烧瓷器并非内廷所需,它与宋代专为朝廷皇室烧制的非商品性质的官窑是不同的。(以上两句,见于李炳辉《青花瓷器鉴定》,第22页,“官府控制经营的外销阶段”。)
元朝青花瓷器外销出口,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而晚清雅瓷则主要是为了还债。李鸿章筹措的13万两银子,大部分应来自地方官员(多为江西)。其中部分筹款,有可能以雅瓷来偿还,所以有不少地方官员定制雅瓷,或为自用,或以赠人,或以酬唱。
从瓷画的创作来看,此时期的官窑画工基本可分为两类:即雅瓷画工与贡瓷画工。然而,常有人将两者混为一谈,误解为官窑画工既画贡瓷又画雅瓷,显然是不合实际的。这个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两者分工不同,专长各异,以及官窑的严格管理,自然是不能随意画的。
第二,官窑是在同治五年(一说同治四年,执行人是蔡锦青)重建的,当时景德镇无论是在官窑和民窑,都普遍的缺乏适当的雅瓷画工和贡瓷画工。据同治九年六月初七日,江西巡抚刘坤一所上陶务奏折:
同治四年始经前署监督蔡锦青开厂烧造,老匠良工散亡殆尽,配制原料,多半失传,新匠不惟技艺远逊前人,即人数亦较前减少。凡有一长之匠,俱已募入官窑,物以少而见珍,工值转为增贵,限于时势,不得不暂为将就。
可见,官窑不仅缺乏雅瓷画工,就是原有的官窑画工(贡瓷画工)的名额,经过战乱以后,损失很大,也莫不需要新人补充。因此,在人员缺乏的情形下,官窑首先必须招收新人,既要招收雅瓷画工,也要招收贡瓷画工。而战后重建的官窑,画工本就青黄不接,贡瓷画工自身的专业技能尚且有待提高,还怎么能会雅瓷的创作呢?
第三,官窑不但要培训人才,同时还要生产雅瓷与贡器,可见官窑任务比以前要繁重得多。例如同治七年,官窑烧制一万零七十二件同治皇帝大婚礼用瓷(见上述奏折);同治九年,官窑烧制约万件慈禧用瓷。而且,上述奏折所云:“六年(同治)六月,准内务府绣活处移知,上传预备皇后前需用瓷器活计共圆琢器一万余件,限七年内烧齐解京,”据就此亦足见当时官窑烧制贡品任务之繁重。即便官窑允许乃至鼓励创作雅瓷,贡瓷画工也没有能力和时间呀。何况官窑贡瓷为第一重要,岂敢本末倒置呢?
综合上面的考证,所得的结论是:雅瓷与贡瓷完全不同。雅瓷虽然制作于官窑,但并不是供宫廷使用的贡品,而是对民间销售的民用商品。这点认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雅瓷本来是程门所创造,然而不久却被官窑所控制,把它作为民间用瓷而大量生产。其最早目的是为了还清官窑债务。除了金、王二人外,绝大多数的贡瓷画师不可能加入雅瓷的创作。由于官窑的分工不同、专长各异,绝大多数的雅瓷画师也并非御用画师,而是“官用画师”,所以他们在官窑内绘瓷,实则并非为皇宫服务,而是为官窑服务,为民间服务。这一点最值得注意。
四、雅瓷中的虚伪材料
要想了解雅瓷的历史真相,第一步就要注重材料来源的正确与否。因此,对于文献与实物,首先要判明其真伪。这里所谓的雅瓷中的虚伪材料,乃专指雅瓷的年代而言。检点晚清之际的雅瓷及其研究资料,会发现其中相当数量的虚伪材料。其中,关于雅瓷年代的虚伪材料,最主要的有两个:
其一是权威性记载,如《简明陶瓷词典》所说的“清嘉庆、道光间流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一版,1992年4月第四次印刷)。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大概是因为“大部分浅绛彩釉面呈细微波浪状起伏。称‘橘皮釉’,这是道光时期釉的特色。”(见《中国浅绛彩瓷》,第11页)
实际上,这种橘皮釉不仅仅是嘉庆、道光间釉的特色,也常见于同治至光绪时期,甚至于民国初期依然可见,如笔者所藏的仙槎民国三年的人物瓷板等。根据近年的研究与实物资料,所谓的雅瓷,绝大部分都是清朝同治和光绪时期的,尚未发现嘉庆至道光时期的雅瓷。可见,这个观点实际上缺乏足够证据。
另一个虚伪材料,就是寄托款。寄托款指古代瓷器上写前朝年号,又称仿款、伪款。雅瓷中的寄托款,最为常见的是“大清同治年制”。这种常见的寄托款,往往与干支纪年款不合,故比较容易判别。罕见的寄托款:一是“大清乾隆年制”款,如笔者收藏的子良丙戌(乾隆31年或光绪12年)花鸟大花瓶;二是“大清道光年制”款,如笔者收藏的小山氏癸未(道光3年或光绪9年)花蝶参壶;三是“大清咸丰年制”款,如曹新吾先生收藏的六合同春笔筒(见《新派粉彩名家作品集》)。
以上所举罕见寄托款的例子,虽然前两例中的底款与干支款相合,但根据雅瓷的研究成果和作者的作品年限,可判定为寄托款;第三件墨彩笔筒,没有干支纪年和作者款,只有“大清咸丰年制”底款,单从底款上无从判定是否寄托款,但现在还不能证明完全是可靠的,为了稳妥起见,应暂且归入寄托款类。
五、同治:早期的雅瓷与作者
以现时所见资料来看,最早的具有确实纪年的作品,是同治四年程门所作的四件雅瓷,并且都是浅绛彩,而不是墨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乙丑(同治4年)暮春”程门(时年44岁)所作的浅绛彩仕女与花鸟瓷板(见《广州市文物总店藏瓷板画》)。当时程门写这两件作品的动机,是应“小仙明府索写仕女”而作。其后按年可稽的是:同治6年,仅见胡夔(时年75岁)“画于昌江官廨”的墨彩尊,未见他人同年作品传世;同治7年,仅见“道诚敬赠”墨彩兰石花口茶盘(疑是程友石之作);同治8年,开始出现程友石、卅六峰人作品(皆为墨彩),以及“子和主人玩赏”墨梅瓷板(疑是张锡祜之作);同治9年,开始出现金品卿、李子商(时年53岁)、杨芝泉、汪介眉(时年28岁)、俞芝恬作品(皆为墨彩);同治10年,开始出现俞子明、黎碧珊作品;同治11年,开始出现小柳、程言、汪章作品;同治12年,开始出现王少维(时年56岁)、聖宇、程玉庭、谭寅阶、方作材、玉堂、荫堂作品;同治13年,开始出现少轩、任焕章、张锡祜、程南山、贾晋(月舫)作品。
以上同治时期的雅瓷,其绘画品种只有浅绛彩和墨彩两种,未见有青花、金彩、蓝彩等其它品种。器物种类多为瓷板、笔筒、帽筒、茶壶、温酒壶,罕见的则为方瓶、尊及鼻烟壶。根据上述史料加以考辨,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同治时期的雅瓷,无论其绘画品种还是器物种类以及作者数量、作品数量,都远远不及光绪时期。其中,除了程门同治四年作品之外,其他任何人作品不但都出现于同治六年以后,而且连续四年都是墨彩,而未见浅绛彩,这无疑为雅瓷创制于程门提供了有力证据。而同时我们又看到,最初雅瓷应是民窑作品,直到同治六年以后,雅瓷才在官窑中出现——因为御窑厂毁于咸丰五年,重建于同治五年。值得注意的是,程门同治四年的作品绝非商品,纯是文友之间的酬唱之作;而同治六年或之后的作品,虽然也有不少酬唱与题赠之作,但绝大多数都是从官窑中定制而来的商品。
第二,其中可推知当时作者年龄的有:胡夔75岁、王少维56岁、李子商53岁、程门44岁、汪介眉28岁。可见他们的年龄差距很大,显然是老中青三代人。
另外,根据程言为程门之子,以及俞子明作品的起止年限为同治十年至民国六年,汪章则是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三十一年,可知程言、俞子明、汪章三人与汪介眉一样,都应该属于青年一代。
第三,其中金品卿、汪介眉、程言、俞子明、汪章、程南山诸人的早期雅瓷,其书画显而易见的都尚未完全成熟,可见他们尚处于模仿学习阶段。因此,他们此时可称之为雅瓷学生。其中成绩最好、进步最快的,唯独金品卿一人。例如金品卿同治九年的墨彩四爱图人物方瓶,他只是负责绘画,而题诗及落款均由他人代笔。这件作品的书法与绘画水平,有天壤之别,大概此时金品卿的书法并不好,所以连他本人的落款都由他人代劳。但是,金品卿真无愧是官窑中的魁首,经过三四年的雅瓷学习,我们再看他同治十三年的红梅镂空帽筒,可谓诗书画印绝佳,不但是雅瓷中的经典之作,也是文人画中的典范之作。可见几年之间,就成绩惊人。(从同治十年至光绪二年,曾有四件作品署有“品卿金诰学画”字样)
第四,其中唯有程门、胡夔二人见于县志记载。可见其在晚清画坛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皖南、景德镇一带,颇有名望;其他人,除了程门之子程言见于县志记载以外,都名不见经传。
胡夔,工画山水、人物、花鸟及牛,安徽歙县人。他是雅瓷中唯一辈分最高的新安著名画家,直到晚年75岁才开始绘瓷,因而雅瓷作品并不多,流传下来的也只有一件75岁的绘瓷作品。他的传世作品多见于国画,81岁和84岁时,还有国画作品传世。由他“画于昌江官廨南窗之下”的绘瓷作品来看,可断定他应是官窑当时特别延聘的文人画家,主要为官窑培养雅瓷画工。
程门,字雪笠,号笠道人,安徽黟县人。他本是个“咸同时名噪大江南北”的新安画家,曾游艺于江浙之间的嘉定(见《中国浅绛彩瓷》,第42页,程门题款)一带,以才气被张鸣柯赏识,写进他著的《寒松阁谈艺琐录》里。程门不仅“画尤精妙绝伦”,还能诗词。中年以后“又擅奇能为绘瓷”,从而名动京师,并且成为雅瓷的开创者和领袖人物。其瓷画作品年限为同治四年至光绪十五年。程门的学生很多,如他的哲嗣程言、程盈,以及云舫、程万年、汪友棠等人,影响所及,至为深远,后来的汪友棠学生马庆云、何明谷、钱仙槎、周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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