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吗？
易中天：哪一种效益？
记者：名、利？
易中天：我就奇怪了，这个媒体，包括平面媒体也包括你们电视台，还包括阁下，怎么都关注这两个字？这难道就是当今老百姓关心的事吗？不会吧。
（我们发现，易中天把事实摆出来，讲一期就1000块钱，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大啊。但是，显然王志问的不是这个，而是他红了以后的效益。易中天同样是反问来应对，私人的钱的问题不应该完全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但是怪了，你们都关心，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不例外，连名嘴王志也不例外，这样的反问令王志多少有些意外和尴尬。）
记者：可能跟我们平常心目中的学者形象有很大的一个反差。
易中天：意思就是大家公认学者就该穷。是不是这个意思？
记者：还一个动机的问题。
易中天：刚才你提到的那两个字，它是副产品，搂草打兔子的事，现在没看见我搂草，都看见我逮着兔子了。
（显然，这一回合王志又占了下风。问得好，但易中天反问得更好，没有人规定什么人就该是什么形象，易中天当然也不例外。）
记者：那你看见电视上的自己的时候会不会觉得陌生呢？
易中天：没有。
记者：包括电视导演都觉得你是一个天生的一个上电视的一个学者，那么所有这一切是有人帮你策划的？
易中天：没人帮我策划。
记者：他们为什么选择你？你觉得？
易中天：我可以不觉得。我干吗要觉得呢？我非常简单，其实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没有你们那么多弯弯绕，我就是这个活，你来找我，我就是一手艺人对吧，你来找我，那我觉得这个活我乐意干，也觉得能够干，就干了。
（“其实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没有你们那么多弯弯绕，”这句非常有份量，他在坚持自己，他在传达一种信息，我就是我，我没有改变，我没有故意怎么样，我就是一个劳动者，我干了活，我应该拿钱，我干得好，所以人家选择我。）
记者：电视对于很多学者来说，书斋里的人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很别扭的东西，易老师没有感觉到吗？
易中天：我是觉得再有学问的人，它也得吃热干面吧。对吧。你再有学问的人，你也得吃喝拉撒吧。
（转换，易中天把王志的问题用一个类比来转换，消失掉。这是易中天最喜欢做的，包括在他的演讲中，经常有类比。）
记者：你感到舒适吗？
易中天：说实话吗？
记者：当然说实话。
易中天：有时候舒适，有时候不舒适。
记者：不舒适是什么时候，舒适是什么时候？
易中天：不舒适就是碰上一档无聊的节目，一个蹩脚的主持人，问的一堆八卦问题，你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就很不舒适。
记者：但《百家讲坛》不一样。
易中天：《百家讲坛》它没有八卦问题，它第一没有主持人，第二没有八卦问题。所以《百家讲坛》很舒适。要知道我是一个热爱教学的教师。他在这种职业当中，能够体验到一种快感。
（关于“身份”转换舒不舒适的问题，暗含了易中天对自己走红的看法，回答的情况会透露出来。易中天专门把不舒适挑了出来，“一个蹩脚的主持人，问的一堆八卦问题”，这样的回答将了王志一军。）
记者：你听到过对你的批评？
易中天：听到过。没有当面的。我到真希望他面对面的坐在这，来批评。没有人来。
记者：你怎么看待这些批评？
易中天：三项基本原则。第一指出硬伤，立即改正。第二个学术问题，从长计议。第三个原则就是讲述方式不争论。历史能不能这样讲，历史该不该这样讲，易中天讲的这个《百家讲坛》，是学术呢？还是娱乐？他的成功是学术的成功呢？还是商业的成功？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不争论。
（这个问题比较关键，他是关系到易中天演讲和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目前一些学者和评论家关注的焦点，显然，易中天非常清楚记者问此问题的言外之意。对这样的问题最好不要回避，要正面把问题化解，也传达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回应公众和一些评论家关心的焦点。所以，易中天非常简明扼要地回答了自己的三个原则和立场。显然，这个问题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
记者：那也有学者批评你把历史通俗化，庸俗化。
易中天：有例子吗？有证据吗？
记者：你拿现在现实生活中间发生的一些过去压根儿就没有的，垃圾股，绩优股这样的词套用在历史人物身上。
易中天：这些学者读书不多吧。这个做法古已有之，早就有人在做了，不是我的发明。比方说，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里面就讲到了，说做郎官，就是去做公务员。而我这种方式被电视放大了，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所以我说这种问题，都觉得不争论，道理就在这。
（记者的这个问题也是大众、学者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把大问题化为“小”问题，这里的“小”是指范围，范围小了，问题就具体了。对具体的问题，易中天举出“史学大师吕思勉”来应对，但是显然易中天对这个问题有回避，避重就轻，没有作出正面、具体的回答。）
记者：如果说是学术的话，就应该严谨，但是易老师在讲课中间很多是带有想象的，猜测性质的。
易中天：比方说？
记者：按照三国志的说法，刘备和关羽张飞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这三人寝则同床时，他们的太太在哪里？
易中天：那么首先前面，食则同器，寝则同床，这是三国志的记载，把这个记载说出来不能说不对吧，对不对。然后后面那句话，不知道他们的太太在哪里？这是我的评论。你不能说讲史不能评论吧？
记者：为什么要加这个尾巴呢？
易中天：调侃。
记者：调侃跟学术有关吗？
易中天：当然可以调侃，学术的观点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述，调侃就是其中一种。
（显然，记者对这个“避重就轻”的回答不满意，觉得易中天在“隐藏”，所以他把上一个问题更具体些，范围也更小些。易中天同样要求举例。面对记者抛出的“刘备和关羽张飞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这三人寝则同床时，他们的太太在哪里？”，易中天承认这是自己的评论，是自己的想象。而记者是厉害的，他紧追不放，“为什么”的问题逼易中天说出“调侃”来。这一回合，王志的问题达基本到了想要达到的目的。但易中天在把他的问题一个一个化小，小到不能再退的时候，问题也可以解决了。）
记者：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调侃呢？易老师的报告还会有那么多人去听吗？
易中天：我估计恐怕没有。如果我也拿一本学术论文在那宣读的话，恐怕台下就走光了。
（这个问题显然是王志基于上面的回答做出的“反击”，易中天的回答非常精彩。首先非常肯定、诚实地说“没有”，这似乎正中记者的下怀，但易中天的下半句是更厉害的“反击”，结果比过程重要，易中天注重的是结果，至于怎么讲那是手段问题，那是可以探讨的。这个回答可谓“绵里藏针”。）
记者：你不觉得这样的比方把这种政治的意义就是庸俗化了吗？
易中天：这怎么是庸俗化，这是政治的本质。
记者：还有，他们认为易老师在讲课中间的那些用词不是妥，甚至流于粗俗。
易中天：哪个？比方？
记者：比方说，刘表之死，你跟观众说，见上帝去了。
易中天：就是刘表不能见上帝，刘表只能见阎王，他们是不是这个意思。
记者：这个得问他们自己。
易中天：他的意思是说不能够见上帝，也不能说见阎王，只能说薨。这个问题我都看不懂，而且我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种问题提出来。
记者：比方说，诸葛亮是一个少年英才而且是一个帅哥。帅哥这个词，他们认为把诸葛亮想象成这样的形象有点贻笑大方。
易中天：贻笑大方？原话是这样？读《三国志》没有？《三国志》怎么描述诸葛亮的？身长八尺，容貌甚伟。不叫帅哥叫什么？叫伟哥啊？
（这个回合其实记者的问题又回到了上面的那个有人说易中天把历史“庸俗化”的问题上来，显然这是记者整个对话采访最关心的问题，非得搞个“水落石出”不可。这两个问题被易中天以同样的方法把记者引入举例说明中来，而举例说明显然不是记者的强项，因为这里说的是历史说的是研究，这显然才是易教授的强项。果然，记者举的两个例子其实都不是太中要害，看似说到点子上了，但其实没有切中最要害。最后被易中天轻易化解，而且用“见阎王”和“不叫帅哥叫什么？叫伟哥啊？”大大的“调侃”了一番。）
记者：你会因为这些批评妥协吗？改变你的风格。
易中天：第一基本观点不会改变，因为这是我这么多年思考的一个结果，除非他能指出我思考确实有误，所谓有误无非是逻辑起点错了。或者是逻辑过程错了。那我认为只要起点不错，推理过程也不错，就像我们穿衣服一样，我第一个扣子只要扣对了，然后顺着往下扣，我肯定这衣服是穿对了。那不会有问题。我不会改变。第二个讲法问题，我从来就是这么说话，所以让我改变说话方式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不愿意我也做不到，那么不喜欢我这种讲述方式的，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动群众把我轰下去。他发再多的文章都没有用，他写再多的帖子都没有用，他在网上再嚷嚷都没有用。
（易中天是一个有个性的学者，同样喜欢坚持自己的观点。记者因此才有这一问。易中天分两部分来回答，一是说别人非要指出了他致命的错误他才做出改正，一般无关痛痒的问题就不必理会。二是自己的讲述方式，这是自己个人的事，他不做改变，即便是观众把他轰下去，但目前的事实是，他不但没被轰下去，反而很受欢迎，这其实是表示对自己讲述方式的自信。）
记者：那过去可能没这个可能，但是现在是不是有了这种可能性呢？
易中天：如果有了可能，我自觉下台嘛。如果说观众说我们都不喜欢你这样讲。因为很简单，观众他可以用遥控器来投票。对不对。
记者：那所有的批评都是没有道理的吗？
易中天：其实呢，现在所谓批评，已经被媒体一锅煮了，一刀切了，实际上在我看的情况非常复杂。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确实其中有一些是经过了认真的思考，而且想到了一些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
记者：比方说？
易中天：比方说，上海有一位编辑，他的署名叫老牛，老牛先生的批评就相当的有分量。因为他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他就讲到，他说我说曹操是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他说我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社会是需要规范的，做人是要有顾忌和底线的，如果大家都去做真小人，没有任何规范，没有顾忌没有底线。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那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严肃的学术问题，而且带有根本性，因此我在整理完我的《品三国》的书稿以后，非常紧张的条件下，我用了一万四千字的篇幅来回答他这个问题。而且我在这个回答当中，再三对他表示感谢和敬重。
（这里同样是继续上面的问题的延续。易中天表示自己不是“一根筋”，不是什么批评都听不进去，关键是要看是什么问题。比如那个叫老牛的批评，他就很重视，而且做了回应和改正。）
记者：还有学者质疑，你把业变成了余，把余变成了业，你的本职工作是一个教师。
易中天：对，我们学校呢，是这样一种管理方式。就是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额定工作量。只要你完成了额定工作量，那你就是一个至少就是一个合格的教师。
记者：但是也有观众提供线报说，易老师在厦门大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老师，他每周只有一次课。
易中天：我每周上一次可是因为我把这一周的课，全部排课表的时候，集中在一天了。课程并不少，因为我们是要计算工作量的，你工作量不够你要下岗，那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学术外的问题，意思就是说易中天有点“不务正业”，易中天非常正面的回答了，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教师。注意，他没有说自己是优秀的教师，而是说自己是合格的，这一点比较令人信服。）
记者：你告诉我说没有影响科研，也没有影响教学，但是你的名下现在没有研究生。易中天：那是因为我已经到点了嘛。按照我们国家的退休制度，我马上面临退休，我手
头一点工作做完了我就退休了。然后就本应该去过一个退休老人的安逸生活，到居委会去报道，在社区的会所里面打打麻将。那么我不去打麻将，我去上上电视，不可以吗？犯了哪家的王法？
记者：那我们很想知道一个真实的易老师，您是一个合格的教师吗？
易中天：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吧。第一个我上课的时候从来是最大的教师，而且人满为患，要提前抢座位。
（这个问题，其实易中天在上面就已经做了回答和说明，在这里，记者再问，易中天就更进一步回答，说自己上课是“人满为患，要提前抢座位”，这暗示说他不但合格，而且课讲得非常受学生欢迎。）
记者：挺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招致那么多的非议呢？
易中天：很正常嘛。一个东西出来以后，有人喜欢就一定有人不喜欢，有人赞成就一定有人不赞成。喜欢和赞成的人越多，不喜欢和不赞成的声浪也就越高，它是成正比的，非常正常。
记者：那落实到《百家讲坛》这个具体栏目上来说，到底是电视成就了易老师呢？还是易老师们成就了《百家讲坛》？
易中天：那我只能说是电视成就了我。但是我也随时警惕电视会毁了我。我很清楚。
（两个回答非常精彩，显示了一个学者的严谨和思考。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清醒的人。）
记者：此话怎讲？
易中天：你一旦上了这个地方，喜欢的人看见的全是你的优点，反感的人看见的全是
你的缺点。而且喜欢的人会把你的优点非常说得非常之优，优得不能再优，讨厌你的人会把你的缺点说得非常之大，坏得不能再坏。
记者：但易老师害怕过这种结果吗？担心过吗？
易中天：没有。
记：或者说这种结果就是你所期待的。
易中天：既非我所期待，也非我所担心。我不过顺其自然而已。我不过是做了我想做该做能做的事情而已。
（别人都说在江湖，身不由己。记者本来就想问他担心吗，担心了会改变吗？易中天的回答像一个看透世事的老人，淡定，坚持。）
记者：当年易老师从新疆考入武汉大学的时候，你的学术理想是什么？
易中天：当时其实真的说实话没有理想。真没有理想。是一些很现实的考虑。
记者：比方说？
易中天：比方说那个时候，我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我们调了一次工资。我就发现人家的工资怎么比我多啊。后来领导告诉我，因为他有大学的学历，你是高中学历，哪怕你的课比他上的好，你的钱也比他拿的少。我才知道学历还这么有用，那咱们也弄一个吧。
记者：很现实的一个选择。
易中天：非常现实，哪有什么理想。那么1977年恢复高考，大家说那你去考吧，我说那不能去，因为我正在教毕业班，教高三的语文，我的学生就要去参加高考，然后我跟他一起下考场倒也没有多丢人。但是万一如果他考上了我没考上，人就丢大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越过这一级，直接报考研究生。所以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时候我就去考研究生。
（这是在回顾以前，在记者的引导下。记者像知道他能有今天的成就，他以前是不是有什么非常的想法。但易中天的回答非常出人意料，也非常真实，说话间还有淡淡的笑意。对年轻时的那段，他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无奈，这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过程。但是易中天却回答得非常轻松幽默。）
记者：你以前接受的教育，你以前的理解是什么？
易中天：就是好像论文有一种论文体嘛，专著有一种专著体嘛，它是一种文体嘛。所以我看到《美的历程》和《万历十五年》以后，非常震撼，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好看吗？好看。那么我读下去了吗？读下去了。读下去以后受到他们的启发和影响了吗？受到了。然后我就接着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呢？
记者：所以你也开始改变。
易中天：为什么不呢？然后我就开始准备改变。
记者：但是对于一个大学教师来说，对一个学者来说，这样做是有风险的。
易中天：对，所以后来我曾经也学着李哲厚先生或者黄仁宇先生的这种写法，写了一篇论文，送到一个刊物的主编，在上面批了一行字，这是论文还是散文。退回来了，退稿。
（回到有关学术的问题上，记者替大众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的学术专著会怎么写？”易中天的回答使我们看到他的对学术研究当初的困惑也在困惑中的新发现。当然，这样的路走得并不平坦。）
记者：那考虑这些问题上会觉得做学术是一种凄凉。
易中天：感到做学术的凄凉是曾经有过的，时间是在1984年底，或者是1985年初，我的一位师兄，就是和我同届同班，因为他年龄比我大。我称他为师兄，突然倒在讲台上，就他正在做一个学术报告，突然说不出话来了。然后紧急送往医院，当夜去世了。然后我们到他家里去慰问嫂夫人，看见他的家里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不要说什么沙发。他夫人只能拿出这么小的小板凳请我们坐，后来在他的追悼会上，我送了一幅对联。
记者：写什么？
易中天：学富五车，才高八斗，
叹人间从此
惜年少。因为他是英年早逝嘛。下联是，生计九流，家徒四壁，问天意
何时纵斯文，当时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说难道中国的学者，学人，知识分子，就该过这种日子吗？
（从这些回答，我们看到了学者，那些真正沉下心去做学问的学者他们早期的条件状况是非常差的，所以说“学术的凄凉”。易中天在回忆这段是谈到了他的师兄的悲况，似乎眼眶里有泪光。从这一点我们也不难理解易中天为什么要把学术写到今天这样，写到与众不同。因为他不想“凄凉”，他要改变，要探寻新的路。他这个掏心窝的回答，会得到大众的理解。）
记者：这样的标题（书名）可能很让人想到商业上的号召力？是很刻意的？
易中天：其实说实在话，它是一个中性的题目，就是并不很商业化。但是当然也不很学术化。
记者：原因呢？
易中天：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嘛。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学术能不能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市场。
（学术写给非专业人看，能看懂看得有兴趣，这是易中天自己探寻的路，这样的路其实为他的书走向市场打下基础。）
记者：那实际上你这种学术这种风格上的转变，或者写作风格的转变是带有一定压力的，一定风险，当时你有没有考虑过？
易中天：想过了。想的很清楚。了不起，副教授退休嘛。
记者：你怎么可以不在乎呢？
易中天：这个无所谓的。我碰巧当时读到了启功先生的一首诗，是启功先生自嘲的一首诗，他说中学生，副教授，名虽扬，实不够。博不精，专不透，高不成，低不就。我觉得真是太了不得了。人贵有自知之明。人的敌人永远是人自己。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这样一种坎坷的经历和辛酸苦辣作为一个对象，来调侃。
记者：但这样的境界当然很高。
易中天：太高的境界了，那么很好嘛，那就是说，我本来就是一个高中生，我没有大学本科学历，再评不上正教授，那我就是地地道道的启功先生说的，中学生，副教授。不是挺好嘛。
记者：当个副教授已经很好了。
易中天：是啊。你该知足了呀。何不潇洒走一回。走呗。
（这一段的对话是比较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像平常的聊天一样，易中天很能与记者进行互动的交流，并不完全是一问一答，不问不答。从这一段谈话中，易中天谈到了自己对人生对名利的看法，启功先生的座右铭似乎也成了他的座右铭。）
解说：在武汉大学工作了将近十年后，易中天在1991年来到了厦门大学，那时候，大学之间的人才流动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记者：为什么要离开武汉呢，为什么要来厦门？
易中天：为了养老，因为那个实在是武汉气候太恶劣，它恶劣到什么程度，就是冬天它可以冷到零下，夏天可以热到四十度以上，而且最糟糕的武汉这个城市它是冬天室内比室外冷。夏天室内比室外热，你没有躲的地方。这就无法忍受了。
记者：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说呢？打个比方如果我是厦门大学的校长，我会高兴听到易老师这样说？
易中天：我得说实话啊。
记者：那他们为什么选择易中天。谁会选择一个人来养老呢？
易中天：因为我来的时候还年富力强，我至少可以服务十几年。
记者：那你并不隐瞒你的目的啊。
易中天：我不隐瞒，不隐瞒。
易中天：我觉得这是个很实实在在的事情，人就是人嘛。他不能不考虑自己的生命问题，考虑生命问题就不崇高吗？那如果考虑生命问题不崇高那我宁愿不崇高。
（记者的这些问题是一连串的，像要引导易中天走入自己的思维圈，想要挖出一点不一样的“新闻”，但是易中天却以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方式来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没有顾虑，他也没必要顾虑，当然可以假设，如果是年轻时，易中天还能这样“实话实说”吗？）
记者：但是也有评论认为，易老师的红，你的火爆，只是恰好迎合了社会上一种浮躁的心态。
易中天：我肯定是恰好迎合了社会的某种心态，或者说某种需求。至于是哪一种心态和哪一种需求，让评论家去说三道四，让研究者们去得出结论吧。
（这个回答十分的妙。妙就妙在他的回答简单而有力，看似顺着记者的问题承认，其实是否定，并提出了新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为大众提的，指明他们的思考方向，如果你在收看这段对话，一般的观众肯定会随着易中天的方向在想问题。似想，易中天能说他迎合了“浮躁”的心态吗？不能啊。那不是骂他的那些听众那些读者都是浮躁的人吗。所以他是给予了否定的。）
记者：那你介意学术超男这样的称呼吗？或者电视明星？
易中天：这个不是我能介意，或者不介意的，我介意和不介意的结果是一样的，我何必要介意呢。比方说今天说厦门要刮台风了，我介意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介意吗？我肯定不介意。但是你问我说喜欢吗？我不喜欢。
（非常真实，非常清醒，又非常幽默。）
记者：你会参与商业的炒作吗？
易中天：什么叫商业的炒作？请问什么叫商业的炒作？我再来回答我参与不参与。
记者：比方说易老师的包装，比方说你的书的销售量，或者你拿到的稿酬。通过另外的形式来对你进行包装。
易中天：其实把话说透，说到底，但凡要面世的东西，都会有包装，不包装你不能面世，就像人要穿衣服一样，对不对。你好歹得穿件什么衣服，你才能见人嘛。
（这一问一答显示了两个名嘴的真正“交锋”。记者的问题直指易中天的要害，易中天是包装、炒作出来的。而易中天把包装和炒作的定义做诱饵抛回给记者，如果记者的“定义”漏洞，那易中天就好办了。但是记者并没有上当，没有真的去给这个词来下定义，而是把意思明确化，提出了“销售量”“稿酬”等等的质疑，质疑如果没有包装，效果有这么火吗？易中天当时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脸上有一种非常精明的笑，特别是他回答了那个“穿衣服”的包装理论后，他的笑里有种得意和骄傲，也有他对自己口才和思维能力的自信。他相信自己的回答是精妙绝伦的。的确如此。）
记者：包括你讲三国的时候，你讲过，你是从人性的角度去研究，这个跟以往的说法很不相同。
易中天：是因为我想清楚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百家讲坛》的观众他为什么要听你讲历史。他又不是历史系的学生，他又不准备考试，他干吗要听？他听什么来了？我认为我们观众读者对历史的关注就是对人的关注。对人的关注就是对人性的关注。我们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活得像个人，感到幸福。问题在哪里，在人性。
记者：但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以史为鉴。
易中天：让谁以史为鉴，如果是给统治者做借鉴，那就是资治通鉴，如果是给我们的人民群众，给我们的每个公民，也做一面镜子的话，那么他在镜子里面看到的应该就是人性。
（这两个问题同样体现了记者与易中天的交锋，暗藏玄机。易中天的反问非常妙，反问后的回答也有力。他表明自己的研究是给大众看的，给平凡人做“镜子”，而不是讨好某一些人某一类人。）
记者：那你怎么给自己定位呢？你是一个传播者还是一个研究者，还是一个什么？
易中天：最怕这种问题。
记者：都有？
易中天：我是一个大萝卜，一个学术萝卜，萝卜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草根，第二是健康，第三个是怎么吃都行，你可以生吃，可以熟吃，可以荤吃，可以素吃。而我追求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目标，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学术品位，大众口味。
（记者问易中天怎么看待自己，怎么定位？这个问题要说很好答，有很多种回答都可以，而且一般来说都不会露出什么问题来。但是，回答这样的问题又容易落入套路，就是没有什么特色和个性。易中天的回答就给人深刻的印象，使我们一下子就记住了他。他把自己比喻为萝卜，以及对萝卜的解读也是非常精妙的。体现了一个学者一个演讲者的风采。）
记者：你会选择上电视呢？还是选择到大学或者某一个课堂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
易中天：退休就是退休。我的学校里面的教学生涯我绝对可以终止。但是我不反对别的退休的教师继续在别的学校去演讲，去上课。
记者：如果问一句为什么呢？
易中天：没有为什么。
记者：为什么不呢？
易中天：为什么要呢？
易中天：想清楚了为什么要，就能回答为什么不。
记者：你想清楚了吗？
易中天：我当然想清楚了。
记者：但是你不愿意把答案告诉我们。
易中天：私下里再说。
（易中天的回答有露有隐，在一问一反问的交锋中，体现了他的睿智与坚持。而最后一句“私下里再说”，终于使我们忍不住要笑，他的幽默是随处可见。）
（此次采访标题为《易中天：麻辣教授》，采访内容摘自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