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传记的一部力作

2015-04-02 08:59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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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传记的一部力作

——龚重谟《汤显祖大传》读后

江巨荣
去年9月，龚重谟兄《汤显祖大传》在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当月底，重谟就惠寄一册送我，让我先睹为快，不由喜出望外。一翻书，就被书中清新的标题、丰富的引证、富含文学描写与个性语言的文字所吸引。几天读下来，强烈感到这本《大传》有分量、有见解，文字清新凝练，可读性强，是汤显祖纪传中的一部力作。因此不揣简陋，拉杂地写下一点感想，算是个人的读后感吧。
为汤显祖作传，明代人有，清代人有，现代研究者不仅有多种，而且材料更丰富，内容更翔实。但还没有一人许以几十万字的规模，以“大传”为目标而作的“汤传”。重谟写汤传，以“大传”为目标，以“大传”为己任，这本身就反映了他魄力宏大、目标高远。然而，他的成功并不是为自己设定了宏大的目标，而是为理解传主、表现传主，历时数十年，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花了大量的工夫。这包括研究历史背景，研究明代政治思想，相关的政治宗教人物、诗文戏曲作家的著作与行实

，更要熟悉汤显祖的诗文、戏剧作品，包括古代文献和今人所写的各种年谱、传略、资料汇编，还需要有传主生活过程的实地调查等等。有了这些准备和积累，所作《大传》，才从他的故乡家世、少年师友，到京试挫折，到宦海浮沉，到寄情词曲，到蹭蹬穷老，到玉茗留芳，全书以六卷二十八章的规模，把汤显祖的一生真实、完整、鲜明地表现出来。这在已见的汤显祖传记著作中，已跨越了很大的一步。
这二十八章，不少自然是其他汤传已有的，但《大传》比已见的文字更加翔实丰富，视角也多不同。有不少章节，则不见于已有汤传，而是出于重谟研究和实地考察所得，尤其显得新鲜与珍贵。如首卷“故乡与家世”，这在所有汤传中都是必有的文字，但《大传》于家世源流的考证，无疑比所有的传记都要详细，对汤家文化氛围的描述比其他传记都要丰富而富于个性特色。这是汤传研究深入一步的一个例证。
让我们更感兴趣的理应是作者根据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结果而在《大传》里展现的新内容。周育德先生在《序》里提到《大传》对南京国子监、徐闻贵生书院、临川玉茗堂、临川文昌桥、灵芝山、遂昌相圃书院、启明楼、遗爱祠的描述都比前人所写详细而生动。我也有同感。这种详细和生动，与相关的章节相联系，其实都表现了新的含义。我们可以举出第七章所记述和分析的《问棘邮草》，第十章《观政礼部》，第十一章赴任太常博士所涉人与事，所记初遇达观，第十二章所记南下徐闻的经历和环境，琼州海南的风土人情，第十三章所述挂冠归里的心理状态，第二十三章记达观与李贽的殉难，第二十五章修史明志与史书校订，这些章节与内容，有的是以往汤传没有写的，有的是虽有触及但取舍不同，表现内涵不同，也就有不同的意义。譬如徐朔方先生《汤显祖评传》所写的《问棘邮草》，主要反映汤显祖熟读《文选》受到的文学影响及他的探索和突破，重点在“评”。《大传》则以其中的诗反映汤显祖科举不利时的失落伤感，嘲笑考官是好龙的叶公，自己在感叹命运如花落时如何保持自己耿介的个性和不失贞心，科举得失、人生出处进退之间的心理矛盾，即便如其中的《广意赋》，《大传》也发掘出传主自宽胸怀、自比贾谊的意涵。重点在“述”。两种写法视角不同，各有内涵，无高下粗细之别。这里无非说明，重谟的《大传》更注重把未曾触及的内容发掘出来，把汤显祖的生活和思想充实起来，以构成汤显祖重要的生活情景，与传记文体更贴近。这就使他的《大传》不只形体大，而且内容更新鲜、更厚实。
《大传》虽然内容丰富，章节繁多，但各章各节连接自然，气脉贯通。这除了依据传主生平履历做了科学的划分，以醒目的标题提示内容，显得纲举目张外，我觉得《大传》在叙述传主行实特别注意做前后的思想铺垫、过渡，和做一些重要的阶段性总结。如汤显祖在徐闻创建贵生书院，并在书院讲解“天地之性人为贵”，按重谟所说，就是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个人存在的权利和意志表达，“饮食男女”“七情六欲”，人的本性、天性，就是作为人存在的基本权利和意志诉求。因此，他的《贵生书院说》是汤显祖打着贵生旗号的一份最初“情”的宣言书。《大传》强调阐述“贵生说”的“情”和人性内涵，就为书写汤显祖“情治遂昌”和“四梦”之“情”做了理论铺垫，使汤显祖的政治活动和戏曲实践有了思想灵魂，章节之间显得气脉连贯。
《大传》写汤显祖科举坎坷、仕宦浮沉，万历25年准备上京参加政绩考核时，虽然朋友对他的前程非常乐观，但他自己非常清楚，并做好弃官归里的打算，写到此，《大传》以汤氏《感宦籍赋》为中心，用串解的通俗文字专门讲述汤显祖对官场的体认和感受。他感受到，官场是公侯卿相、皇亲国戚和有钱人的天下。官场宠辱不定，贤奸颠倒，无公理正义可言。升迁极不公平，奖罚无是非标准，没有背景又不行贿的中下级官员若有闪失，便一辈子翻不了身。所以，他对仕途不抱幻想，做诗说：“况是折腰过半百，乡心早已到柴桑。”《大传》说，这篇赋“不仅仅是抒情言志的辞赋之作，更应看成是显祖已起草好的辞官报告书。”《大传》依据这一赋一诗都作于这次上计前后，足以反映汤显祖官场进退的心态，它也是传主入世和出世思想转折标志。于是，把这样的诗赋扩充为专门章节，既写活了人物，也发掘出文献的意涵。
再如，汤显祖与达观的交往、与李贽神交，在各种传记中都已写到，也都比较重视。《大传》创新之处，既写到与达观的南京初遇（十一章）、临川与达观的情理之辩（十五章），还用二十三章概述了这一雄一杰对汤显祖思想、精神的影响，彼此人格精神、文学思想的沟通与呼应。当两位雄杰都被迫害至死时，《大传》集中了汤显祖为他们所写的多首诗篇，突出地引录了汤显祖的《偶作》：“天道到来那可说，无名人杀有名人”，愤怒、哀悼之情达于高潮，这使汤显祖与达观、李卓吾的神交之情得到升华。汤显祖说过：“见以可上人之雄，听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到这里也就有生动具体的体现。全章可以看作是这两位雄杰对汤显祖思想影响的总结。
这些内容，在其他的传记文本中多少都曾写到，但重谟一面把它们写得更翔实更丰满，一面沟通了前后章节、前后生活思想的内在关系，因此读来有起伏、有波澜，而又前后呼应、融会贯通、脉络清晰。
历史人物传记的核心是历史，其内核是真实。汤显祖的生平事迹，其政治、文学、戏剧、交游活动，学界有广泛的研究。徐朔方先生的《汤显祖年谱》《汤显祖诗文集笺注》《汤显祖评传》都是经过深入、缜密的学术考证撰成的，它们无疑是所有为汤显祖作传者的基本材料和基本依据。《大传》的史实框架，就是建立在包括徐先生在内的所有历史成果的基础上的。除此之外，为把汤显祖写得更真实更可信，重谟自己也为传主的生活思想厘清史实，做过很多的文献查证和实地考察，出版了《汤显祖研究与辑佚》。如书中，他考述过汤显祖在肇庆遇见的传教士不是利玛窦，汤显祖和李贽未曾在临川相会。还写过《汤显祖与邓渼的交谊》《玉茗堂考》等研究文章，发现了十一篇汤显祖所制时文和序、铭文章。重谟是江西人，与传主是同乡，很早就开始注意收集与汤显祖相关的历史文献。他还长期在海南工作，对徐闻、琼州半岛的山川地理、历史人文十分熟悉。作为汤显祖传的作者，他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所作《大传》在史料的收集、史实的考证和人文地理环境的描述上就有更多、更新鲜的补充。
例如，在汤显祖家世、临川故里的考证上，《大传》补充了家谱、方志的许多资料，让读者了解了汤家祖先的来龙去脉、汤氏故居的兴替变迁，了解了玉茗堂、清远楼这些与汤显祖生活、戏曲写作密切相关的遗址的原有图景。关于汤显祖的科考，重谟利用自己发现的万历十一年进士考试中汤显祖的试卷，于传中全文引录分析，使我们在400多年后，仍然可以看到汤显祖如何应试，如何阐述经义、表达见解。汤显祖在徐闻，其思想、行事，我们了解得都比较少，研究也很薄弱，重谟特地做了实地调查，与汤显祖的诗文互相印证，写过《汤显祖在岭南》，对汤显祖是否游过海南作过考辨。《大传》沿用了这些成果，仍旧用传主的诗文证实，贬谪徐闻前写的诗只是五指山的神游，贬谪徐闻后实从西海岸线南下环岛而行，在临高、儋州、崖州、万州等地上岸做了考察。传中重谟发挥了熟知海南的优势，文中写来，可以感到作者对一些地名、环境、风土人情几乎了如指掌，文字也格外新鲜活泼，这恐怕是别的汤传作者难以做到的。这些史迹的发掘和考证，增加了《大传》的历史价值。
值得注意的，还有《大传》所记汤显祖从徐闻过肇庆是否与意大利神父利玛窦相遇，并作《端州逢西域两生破佛立义偶成二首》。徐朔方先生考证，汤诗所说的“西域两生”是利玛窦和彼得利斯，汤显祖与利玛窦曾在端州（今肇庆）见过面。重谟曾作文说：汤显祖在肇庆遇见的传教士不是利玛窦。《大传》延续自己的观点，认为诗中写的外国人“碧眼愁胡”，而利玛窦此时固然碧眼，但已剃须，不留长胡。汤过肇庆，利玛窦尚在南雄传教，无法相遇。利玛窦在中国已超十年，精通汉语，不需要翻译相助。如此等等，证明汤显祖诗中所见，不是利玛窦，《大传》据以否定汤显祖会晤利玛窦之说。不能不说重谟的考证非常缜密，如汤显祖之离徐闻返临川，重谟就有万历二十年（见论文）、与二十一年（见《大传》）两说，有待商榷。此一问题，中外资料目前都不够完善，一时恐怕难以定论。但重谟提出的异议，有文献依据，可以促进我们的思考和研究，日后定可以求得更可信的结论。
现代传记文学的奠基人朱东润先生说过：传记文学是历史，也是文学。是历史，就要真实。所谓“传人必如其人，传事必如其事。”是文学，则必须写出对象的人性，写出人性真相的流露。为了写出真实有个性的人，就需要以清新、鲜活、生动、雅俗共赏的语言，适度的文学描写，把传主的思想、行为、个性表现出来（见《八代传叙文学述论》）。重谟在《大传》中表现了这样的努力。
例如，在述及家庭对汤显祖的思想人格的影响时，重谟不仅叙述了汤家传统，祖先的人生态度，乐善好施、不求闻达的家风，还特地描写了抚州太守招宴汤父尚贤的一桩传说：
太守举行乡饮宴，宾客早已坐满，菜也上了几道，汤尚贤却迟迟未来。苏太守叫人催请，尚贤却婉言谢绝。最后苏太守亲自出马相请，汤尚贤才不得已赴宴。苏太守见了他感叹地说：“你真是个可闻不可见的人啊！”并给他的居所题了“可闻不可见”五个字。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和父亲熏陶下，《大传》写道：“从汤显祖这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出其对汤显祖的思想及生活道路所给予的深刻影响。祖辈高隐自赏的情操，是汤显祖秉性耿介品操自贞的渊源；那乐善好施的家风，是滋润汤显祖同情人民思想感情的雨露。”
传记中父亲的一段故事，及对汤显祖秉性的一段分析，就把传主的人性真相呈现出来了，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大传》写万历八年汤显祖落第到南京国子监重做老博士，先写了落第后汤的临川少年好友三人合计，到南京做番旅游，一面观赏留都美景，一面安慰汤显祖。南京有被视作兄长的帅机在，吃住有接待，尽可玩个痛快。五人见面，饮酒唱和，海阔天空。“汪洋探丘索，沉郁挟风霜”，是年轻人的率真品性。接着写到国子监：君子亭外有枝竹，庭内栏杆一侧也长出一枝竹。学生们怕它会穿破亭屋檐而长，便要砍去。戴洵不同意，后该竹伸出亭外弯曲而长，并没有穿破屋檐。戴洵以此为题，命汤显祖写一篇赋。汤显祖欣然命笔，写下《庭中有异竹赋》，赋词以竹喻人，要像竹一样正直，不要趋炎附势，又要像栏杆一侧这枝竹一样，能屈能伸，蓬勃向上。传文这样写小事，写细节，写帅机，汤显祖留下的不太被注意的诗赋，恰恰形象地突出了汤显祖与朋友的情谊，展现出汤显祖的内心思想，读来有景、有人，更有情趣。
再举传主生平最后岁月的一段描写。“大限来临之年，他还常走出玉茗堂，拄着拐杖，支撑着瘦弱的病躯，站在四通八达的交叉路口。北风吹开他的衣襟，他意识到气候将要反常了。他迎风遥望北方，仿佛看到刀光剑影，似听到炮火的雷鸣。那东北地区满族部落羽翼已丰，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已选在龙年之始，在赫图阿拉即大汗位，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汤显祖望着南来北往的行人，他感叹着：终日为生计而奔波的人们啊，这个世态要变了，你们是何心情？他在诗中说：偶向交衢立，长风吹我襟。不知来往客，终日是何心？”
文字简洁洗练，朴实无华。其中固然有一些联想和想像，有一些文学的描写，但大致不离真实。其中的文学描写，也在文学传记可控的范围内。这里《大传》着墨不多，却形象地写出了汤显祖“天下忘吾属易，吾属忘天下难也”的真情，把一位蹭蹬穷老、而始终关心世事的老人写得有血有肉，令人难忘。
不过有的情景描写似乎文学多于历史，想像超过真实。如十二章写汤显祖从临川经大庾岭抵广州，描写一路水光山色和传主行踪思绪，如闻如见，生动优美。有的固然有汤诗为证，有的含有作者的合理想像，有的还包括当前学术讨论中的一些尚待证实的见解。如到南安驿站，《大传》写汤显祖来到后花园，台池掩映，花木扶疏，牡丹亭，芍药栏，等等美景，与《牡丹亭》所写相似。在后花园，听到前任杜太守之女为情而死的故事，因此“陷入深深的思考，以此为题材写一部传奇剧的构想在他的脑海中萌发。”这已经使人产生疑惑了：引起汤显祖写作《牡丹亭》的诱因是南安府衙后花园的见闻？
但重谟终究是严肃的学者，他接着说：传说毕竟是传说，随着《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的发现，《牡丹亭》依据话本进行改编已成不争的事实。问题是作者接着又引录大余学者谢传梅的观点，证明早在南宋年间，南安就流传几个版本的官宦小姐鬼魂与现实青年男子相爱交欢的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与中心人物、主要情节和《牡丹亭》有着惊人的相似，实为《牡丹亭》故事的最初雏形。这个故事雏形被扩展为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汤显祖加工为《牡丹亭》又使故事臻于完美。由此可见，南安后花园故事是《牡丹亭》故事之源。
这个问题在这里无法展开讨论。但谢传梅的《牡丹亭之谜》所据《夷坚志》故事，其实是一个多见的女鬼魅人的故事，各地多有。《谜》书所列南安府衙后花园的结构形制也在清代中后期，所以我赞同徐扶明的看法：南安有牡丹亭、杜丽娘梳妆台、杜丽娘坟墓和梅花观，都是《牡丹亭》影响的产物。重谟不能割舍现有的南安传说，或许出自一种文学爱好。所以他用了一个巧妙的说法：“南安的见闻是《牡丹亭》无字之蓝本”。蓝本而无字，还是蓝本吗？这只能看作重谟的幽默吧。
《大传》虽有若干史实与观点值得作深入的研究，但《大传》无论在史实考证、文学表达上都取得了成功。它的出版，反映了重谟兄汤显祖研究的新高度，反映了我国戏曲研究、汤显祖研究的新成果，引人关注，值得庆贺。

【作者简介】江巨荣，1938年生，安徽歙县人。1957年入读复旦大学中文系，1962年成同校研究生，师从赵景深先生攻读元明清文学和中国戏曲。1965年毕业留校，从事元明清文学与古代戏曲教学与研究。复旦大学教授，曾任日本神户大学、韩国中央大学客座教授。1998年退休。主要著作有《中国戏曲史论集》（合著）《古代戏曲思想艺术论》《剧史考论》《古剧精华》《元明清散文选讲》，注释校订《琵琶记》，校点古代戏曲作品数十种，曾任复旦昆曲社社长、上海古代戏曲学会会长。
来源：抚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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