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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耇庙是是明代定居泉州的锡兰王子昔利巴交刺惹的后裔世氏的祖庙。
城北一峰书一带，曾是锡兰世氏的聚居地。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编修的台湾漳化《世氏族谱·重修族谱序》云：“我祖遂家温陵（泉州别称）南街忠諌坊脚，有大宗祠，后被火。城北一峰书街亦有小宗，数年前被功兄载亨折卖，基址尚存。” 《世氏族谱·锡兰祖训》又云：“旧有大宗祠在泉州城内南街忠諌坊脚，因被回禄而废；而城北一峰书街有小宗，被孽侄再亨毁折，至今先灵无所式凭。” 清世拱显系“锡兰山君长邪巴来那公之后”，居住小山境，目前该地域还有一片残垣断壁荒地称“世相公宅”，在“世相公宅”旁发现一尊人形狮头石雕像（谢长寿主编《温陵白耇庙》，1998.11）。“世相公宅”的位置，与台湾漳化《世氏家谱》所记“世氏小宗祠在城东北一峰书街”完全吻合。
白耇庙是印度教寺庙
1925年泉州地方史学家吴文良发现.1930年瑞典学者戴密微、德国学者艾克、与厦门大学林惠祥等研究成果（见下“印度教石刻”），又从乾隆《泉州府志》记载，以及《明史·锡兰山》《明史·郑和传》《星槎御览》《西洋番国志》《明史实录》和《瀛崖胜览》等记载，结合自己多年来在小山丛竹亭附近发现的石卧狮、须弥座祭坛石刻和白耇庙崇祀白狗神（狗，印度教称为印度洋山神），得出“泉州白耇庙可能是一座锡兰人兴建的印度教寺庙”结论。1964年，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韩槐准支持这一观点。
附：印度教（婆罗门教）
梵天、毗湿拏和湿婆。
印度教传入中国。
泉州北宋初已有印度教的存在
元代泉州印度教盛极一时
——泰米尔文石碑。
——开元寺“御赐佛像”印度石雕门楣。
——开元寺紫云大殿后面两根古印度式石柱和72幅人狮石雕。
——东观西台附近印度教龛石。
——通淮门城垣附近的印度教门框石。
——南校场遗址发现毗湿拏立雕像、吴捷秋捐献的龛状湿婆石刻。
——下围村印度教石刻。
——津头埔、东门外、新门街、伍堡街等地建筑石刻。
——池店印度式雕刻。
明代印度教的昙光一现——白狗庙
蕃佛寺
白狗庙（白耇庙）
——沿革和规制。
——白耇庙是是明代定居泉州的锡兰王子世利巴交刺惹的后裔世氏的祖庙。
——白耇庙是印度教寺庙。
——白耇庙的印度教石刻。
梵天、毗湿奴和湿婆
婆罗门教是印度古代宗教之一，形成于公元前七世纪，以崇拜婆罗贺摩（梵天）而得名。《吠咤》是它最古老的经典。
公元四世纪前后，印度古老神秘的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耆那教等教义和民间信仰，演化成一种新的教叫“印度教”，亦称“新婆罗门教”。
印度教的神袛多如海边的沙粒，数也数不清，但是主神有三个，即梵天、毗湿拏和湿婆，并认为他们是三位一体的，代表宇宙的创造、保全、毁灭三个方面，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后来並逐步形成毗湿奴派、湿婆派和性力派三大派別。
梵天
梵天是创造之神，认为世界万物都是他创造的，可是威力不大，在三大神中地位並不高，崇拜者很少。
毗湿拏
毗湿拏又称“毗纽天”或“那衍天”，是守护之神，是毗湿奴教派崇拜的最高神袛。据说他三步就能跨过大地，不仅有保护能力，並能创造和降魔。
湿婆（Siva）
湿婆則是战胜毁灭之神、苦行之神和舞蹈之神，代表着生与死、变化、衰亡和再生的力量。湿婆教派奉为最高的神抵。他通常隐藏在阴暗无光、充满灾难的地方，战争、瘟疫、饥荒以及其他自然灾害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印度教认为，破坏之后必然要创造，湿婆额上第三只眼的神火能烧毀一切，而毁灭之后还有再生的能力。所以，表示生殖能力的男性生殖器“林伽”被认为是他的象征，受到教徒的崇拜。
湿婆终年在喜马拉雅山上修苦行，还善於跳舞，是刚柔两种舞蹈的创造者，被称为“舞王”。在印度的石雕中，湿婆通常有四臂，上边两臂或执手鼓，或执牡鹿，两边手臂则作“施与印”和“无畏印”势。
在印度教的万神殿里，湿婆的崇拜最多，形象最复杂。其相貌又有四种区分：破坏相，一个常带着兀鹰出没于火葬场所的赤身苦行者；行乞的苦行师相，几乎是裸体的；舞王相（Nataraja），象征着大神的最高活动能力；三面相（Trimurti）这使他能够同时展现三种面貌。
印度教传入中国
南洋考古学家、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韩槐准先生认为，早在秦、汉时期，婆罗门教的势力已初植于越南南部，故汉初建立一个婆罗门教统治之国家于此，可能为印度第三等级——专司农、工、商之吠舍所创。因此，婆罗门教有可能于秦、汉时期在华南作蠕动式的传播，其苦行僧已把其教传播于华南。
廿世纪80年代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东南亚、西南亚输入的器物，为这个论断提供有力的物证。《梁书·扶南传》记：“俗事天神……二面者四手。”说的正是婆罗门教神袛的形象。
泉州北宋初已有印度教的存在
在泉州临漳门（今新门）外，有根名为“石祖”的石造男生殖器，俗称“石笋”，石笋由五块圆柱型石头组成，通高3.10米，底座周长4米，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石雕生殖崇拜物。（参见泉州历史网 www.qzhnet.com 《泉州史迹·石笋》）
乾隆《晋江县志·卷15·杂志·古迹·石笋》载：“石笋……石卓立二丈许，江在其下，故名笋江。宋守高惠连以私憾击断为二。”高惠连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任泉州知州（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高惠连》），则知11世纪初，泉州的石笋就已存在，早于12至13世纪流行于南印度的林加(Linga)派的作品。
这根“石笋”，不少学者提出疑义，有的认为是一种原始宗教延续的遗迹，也有的认为是婆罗门教在泉州的早期遗物，是印度教徒的崇拜物“林伽”。泰国首都曼谷王宫附近，有一座印度教寺，也有一根石笋，但通高也只有1.30米左右。
在印度的性文化中，生殖器标志物是以呤咖英和湿婆神名义出现的。在吠陀传统中，性是人生轮迴的关键，是永生终结的。人们对性的信奉和拒绝是決定灵魂存亡的，性与宗教极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婆罗门教的湿婆神具有毁灭和再生的能力，故其教派崇拜物以男性生殖器官 “林加”作为再生的象征。
宋初，泉州人认为“石笋”与风水有关，因为它既象征着生命的再生，与婆罗门教湿婆神袛的功能是一致的。后来泉州“石笋”的崇拜融入民间信仰，人们认为对它崇拜可以人丁繁衍，仕进发达，所以保存至今。
如果此说成立，则最迟在公元11世纪初，泉州已经有印度教的存在。
元代泉州印度教盛极一时
元代，泉州的印度教盛极一时。
虽然元代泉州印度教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载，现在仅知，元代侨居在泉州的印度商人们曾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印度教寺，泉州人称她为“蕃佛寺”。寺虽入明废，但至今泉州城南留有蕃佛寺池的地名。清·道光《晋江县志·卷8·水利志·番佛寺池》：“番佛寺池，在城南隅。”“蕃佛寺”寺址就在蕃佛寺池西北畔（即指挥巷中段南侧泉州电机厂厂房后）。
印度教在泉州所遗下的纯粹的、浓厚的印度文化，在泉州众多的外来宗教文化中独树一帜，最具风采。至今，海交館收藏的印度教石刻达200多方，不仅数量繁多，而且是我国唯一发现的印度教寺遗物，其雕刻艺术之精美，冠绝诸教，堪称宗教艺术文化的瑰宝。
廿世纪20年代以来，泉州城区出土和发现的大批元代印度教石刻，它们是湿婆神庙、毗湿奴神庙和祭坛的建筑构件。这些石构件，大多集中于南校场、通淮门附近和城西北隅。这表明元代泉州的印度教寺庙，祭坛有多处。泉州出土的印度教神话故事石刻，反映了泉州的印度教有不同的派别。如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回廊的两根十六角形石柱上有毗湿奴的雕像，南校场上出土立姿毗湿拏雕像和摩罗、猴王哈努曼的石雕门框石。印度教湿婆教派崇拜男性生殖器，又视牛为神圣，泉州发现的元代湿婆石雕神像、“磨盘”石雕和石牛。这表明元代泉州有印度教湿婆教派创建的湿婆神庙。
这些石构件的故事内容，系出于古代侨居泉州的印度人、锡兰人和马八儿人之授意，而雕刻艺术及风格，则受到泉州石匠工艺的深刻影响。石刻上常可以看到素为我国人民所喜爱的传统图案花纹，如双凤朝牡丹，狮子戏球、海棠形图案及菊花案、母鹿教子等。泉州这批印度教石雕，带有浓厚的古希腊艺术风格, 如十六角形石柱、半人半兽柱础石、哥林多式柱头石、半鸟半兽门楣石、莲花瓣门框石、圆弧形屋盖石、雕刻湿婆神像的壁龛石、雕花梁架石、兽面人石雕、人面羽翼石雕、人面狮身间柱石、毗湿奴立雕石像、石卧牛，以及印度风格的用蛇作为图案的门框建筑石构件。这些泉州印度教神庙、祭坛的遗物，与收藏在印度摩杜罗博物館中的石刻，在雕刻裝飾风格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是中国与印度、希腊文化交流的物证。
元末，元廷内讧，直接牵连到泉州，发生亦思巴奚战乱（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 《亦思巴奚战乱》）。当然，元末的泉州亦思巴奚兵乱的残局，随元廷的灭亡而由地方割据势力陈友定去收拾了。但是，元朝90多年的蒙古人、色目人的联合统治，激起的民族仇恨潜伏已久，当陈友定兵入泉州城后，泉州出现排外运动，一直持续到明初。泉州所有的外来宗教寺庙均被捣毁，外国人被迫逐，印度教也在泉州消声匿跡。明初，修泉州城，这些外国人的宗教石刻便被作为修城石材埋入城基。现代出土的印度教石刻，仅是一小部分而已。
泰米尔文石碑
1956年，泉州吴文良先生在南门伍堡街发现一方断裂为二的印度泰米尔文字和汉字的石碑。
1981年，经日本大阪大学斯波义信教授翻译，泰米尔文字的内容如下：“向庄严的褐罗致敬。愿此地繁荣、昌盛。时于释迦历1203年哲帝莱月（注：即公元1281年4月），港主挹伯鲁马尔，别名达瓦浙哈克罗·瓦帝格尔。由于察哈台——罕的御赐执照，据此，乃被庄重地把乌帝耶尔·厮鲁迦尼——乌帝耶——那依那尔神灵敬请入座，并愿吉祥的察哈台——罕幸福昌盛。”（引自吴幼雄《泉州宗教文化·第6章·其他宗教第1节·婆罗门教》）
这块泰米尔碑文，日本国东京大学的辛岛升的认读有些差异。他认为立碑人为“圣班达·贝鲁玛”，建庙的目的是承“蒙契嘎察伊汗的御赐执照”。如果按第二种译文，则 “契嘎察伊汗”为谁？无可稽考。而第一种译文的“察哈台——罕”，即元世祖·忽必烈。碑文的纪年为公元1281年，正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间。
据伊理握《印度史》记，先初，南印度马八儿国王孛哈里，因和他的父王不睦，偕其妃来泉州寓居。《元史·卷210·外夷3·马八儿等国》记载，元廷十分重视发展与马八儿国关系，认定：“海外诸蕃国，唯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为马八儿后障，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又云：“世祖·至元间，行中书省左丞唆都等奉玺书十通，招谕诸蕃。未几，占城、马八儿国俱奉表称藩。”又云，元廷使臣哈撒儿海牙与杨廷璧，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自泉州入海……四月，至马八儿国新村马头，登岸。其国宰相马因的谓：‘官人此来甚善，本国船到泉州时官司亦尝慰劳，无以为报。今以何事至此？’”至元十八年，杨廷璧出使马八儿国的年、月，与本碑文记载的立“褐罗”（湿婆）神庙的时间刚好完全一致。可见，元初泉州与马八儿国的交通是十分频繁的。
这方泰米尔碑文，记载了元初泉州有一座湿婆神庙，建庙人为马八儿国人挹伯鲁马尔，他的别名是达瓦浙哈克罗·瓦帝格尔。他的职务是泉州港的港主。“港主”一词，未见文献记载，可能为元初印度商船到泉州港贸易的数量特别多，因此，元朝政府命马八儿国商人为港主，主持中外贸易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