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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侯，父亲在外当兵，母亲独自一人带着我们姐弟两个，虽然母亲周到细致地照顾我们，可我却偏偏体弱多病，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村里的大夫是我家打交道最多的人了。
村里的大夫腿脚不好，得过小儿麻痹，不能下地干活，村里安排他在大队的卫生室里当了赤脚医生，虽然他自身有残疾，但医术却很好，在村民中有着极好的口碑，大家都恭敬地称呼他：先生。
先生照例是到家里问诊的，每次来的时候，先生都是坐在我家的太师椅上，喝着茶，细细地问着病情，然后颠着脚站起来，摸一下我的额头，有时还要用体温表测一下，我紧紧地伏在母亲的怀里，偷偷地看着，不敢吭声，先生跛着脚，仍旧坐回太师椅中，嘱咐母亲找一个大碗来。
母亲轻轻地将我放在床上，盖上被子，匆匆地去灶间寻出一个绿地白花的搪瓷大碗来，安稳地放在先生面前的八仙桌上，然后慢慢地倒上开水，先生就又站起来，从随身带来的小包里取出注射用的针筒来，仔细地把针筒和针头分别拆开，小心翼翼地放入水里，然后再从包里取出一把镊子和要使用的针剂来，先生左手拿住针剂瓶，右手将镊子倒转，然后将镊子柄把迅速地敲向针剂瓶的前端，“啪”、“啪”地几声脆响之后，地面上便飞花碎玉般地落满了细碎的玻璃碴。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先生有条不紊地完成这一切，既而就伏在母亲的肩头，揪着母亲的头发不停地打着挺：“我不打针，我不打针……”
“没事儿，不疼的，乖…”，母亲顾不得自己的疼痛，安慰着我，突然地痛了一下，针便扎进了肉里……
母亲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随后将我再次放回床上，盖上被褥，接着给先生重新沏上茶，热情洋溢地留饭，先生照旧是要推辞一番，站起来既而又重新坐下，母亲于是放心地用笤帚将玻璃碴子扫起，然后去灶间炒上几个鸡蛋，或者烙上几张油饼（面是预先备下的），先生客气几句之后，就心安理得地享用了。
童年的我虽然体质较弱，但并没有什么大病，在我的臀部左右各自留下两个永久的纪念的同时，也深深地留下了母亲给我的爱，而且我也常常为自己的父亲而骄傲，因为那个时候有些药是难以买到的，而我的父亲却总能在千里之外及时地淘到，并把它们装在一个个精致的小盒子里给我们寄来。
（二）
父亲的军营里有个梁医生，清清瘦瘦的，是个白白净净的南方人，在绿色的军营里，只有他自己是穿着白大褂转来转去的。
梁医生是一个爱干净的人，除了自己收拾得清清爽爽之外，卫生室也是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我常到父亲的军营里去住着，慢慢地听说了梁医生的一些事情，：梁医生刚当兵的时候，是营里的卫生员，按规定当兵期间提不了干，转不了志愿兵，最后是要复员返乡的，当时梁医生不愿回到农村的老家去，于是就跑到师里的医院去泡病号，结果传上了肝炎，没有办法，营里只好多方地做了些工作，给他申请了一个医助，留在了部队。
梁医助常常在夏日的晚上，独立在卫生室的窗前，手里拿着一只竹笛，反复地吹奏着几支熟悉的曲子，于是悠扬的笛声便从卫生室的窗子里轻快地飘出来，我有时也轻轻地跟着唱：“小小竹排江中游，……”，日光灯的清辉洒在梁医助的头上和身上，如同一幅充满诗意的剪纸画，梁医助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世界里，神采飘逸，又如天上的神仙，但他终于没有脱了人世间的俗气。
梁医助的卫生室，我很少去，有时我会突发奇想，要是自己病了多好啊，让梁医助打上一针，看看他的医术怎么样，是不是也会起疙瘩啊。
但愿望终于没有实现，因为我一生病，父亲边把我往师医院里送。有一次，我从卫生室的门口走过，梁医助送给我几块饼干，回到家父亲没有让我吃，扔掉了。
(三)
当我少年的时候,我们全家搬进了师部大院里居住,师医院和我们同在一个大院里面,那里的女医生和女护士特别多。夏天里，虽然她们也和大家一样穿着绿色的军装，但戴的却是无沿的女兵帽，穿的是制服裙，半高跟的牛皮鞋走起路来＂嘎嘎＂地响，这在单调的军营里实在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时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部队上招了很多城市兵，调皮得很，于是就有一些新兵蛋子和老兵油子去泡病号，赖在那里不出来。
医院是小伙儿们向往的地方，我们也常去，虽然夏天里我很少生病。
师医院里有台２４寸的电视机，我们大院里的孩子常常结伴跑去看，我们搬个小凳，猴坐在电视机的前面，医院的女兵们整整齐齐文文静静地坐在我们身后的连椅上，有时剧情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她们却只是抿着嘴偷偷地乐，顺便介绍一下，当时演得是《加里森敢死队》和《大西洋底下来的人》。
上了中学以后，我的身体逐渐地健康起来，抵抗力增强了不少，但冬天里塞外的寒风仍不时地将我吹倒，那时我便知道了扁桃体。
塞外的夏日是短暂的，冬天到了，医院注射室外的病号排起了长队。师医院里女护士多，男护士也有，虽然病号多，但从他们的眼里却很少看到厌烦的情绪，女护士右手拿着针管慢慢地注射，左手拿着棉球慢慢地揉着，细声细语地问道：＂疼吗？＂
那些平时楞了巴叽的士兵们象是安静的兔子，轻轻地摇着头，＂不疼＂。
男护士注射的时候，虽然推得也不快，但手法明显地粗糙了不少，有一次，我看到一位男护士在给一个士兵打针时，针头进去就弯了，打针的男护士用镊子将针头夹出来，换了个针头就重新打了进去，连个奔儿都没打，我的妈呀！我可不敢用他。
有时候，父亲会亲自带我去看病，以示对我的关心，其实那病没有什么好看的，无非是扁桃体发炎，打上几支青霉素就好了。
有一次，父亲取了药把我送到注射室里，一个小护士见到我们看了一下，便摘下洁白的大口罩，忽闪着明亮的大眼睛，高兴地和我父亲打招呼：＂王叔叔好，谁打针啊？＂
＂噢…，刘想啊，＂父亲仔细地看了看和他说话的小护士，觉得有些陌生，但终于认了出来，＂当兵了吗？不读书了？＂
＂恩，我爸爸说叫我锻炼锻炼，然后上班。＂小护士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好啊，锻炼锻炼好，＂父亲赞同地说，＂刘主任好吗？你妈妈好吗？＂
“好，他们都好，前几天，他们还说起你们来着呢”，听到父亲问候她的父母，小护士明显地看出了内心的高兴，随着就又关切地问：“谁生病了？”
＂他，我儿子．＂父亲指了指我，骄傲地说。
＂噢，都这么大了，＂小护士走到我的面前，抬起手来拍了拍我的脑袋，叫人怪不好意思的。
＂学习不错吧？＇
＂还行，＂父亲总是生怕人家不知道我的学习成绩，＂是个优等生！＂
我按着小护士的要求，俯卧在注射室的病床上，想起她是个新兵，心里就有些紧张，小护士麻利地抽上药水，轻轻地揉了揉我腰间的肌肉，柔声地说：
＂别紧张，没事的。＂
针扎进去了，就象蚊子叮了一下。
刘想的父亲是个老军人，是我父亲当通信员时的指导员，参加过上甘岭战役。回国以后就开山放炮打坑道，成了工程兵，刘想就是在这隆隆的开山炮中出生的，老爷子一高兴给她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刘响．后来老爷子在外面的工地上想孩子，就又给她改成了刘想。
刘想当时１８、９岁的样子，比我大不了几岁，每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总是高高兴兴地，笑起来甜甜的，让人联想起《林海雪原》里的小白茹。
那个时候，我的身体虽然已经好多了，但冬天里也还常常感冒，每回总要打上六、七天的针，才能好起来。
“哟，小家伙又生病了。”刘想每次装得都象小大人一样，恨不得别人管她去叫阿姨，当然我叫她刘姐，她也很高兴。
刘想给我打完针，常常问我一些学校里的事情，把自己以前的书接给我看，有时也会出上几道题目考考我，还给过我糖吃呢。渐渐地我觉得去医院打针居然有了一种幸福的感觉，有段时间见不到刘姐还怪想的。
有时去的时候，会看到刘姐正坐在注射室的窗前，对着镜子正在输理着额前的刘海儿，有时又会专注地织着或钩着什么，一边还轻轻地哼着小曲，我想起《上甘岭》上的卫生员来，不知刘姐会不会唱“一条大河……”啊。
有一年的夏天，我到山上去采蘑菇，顺便摘了一束山丹丹花送给了她，刘姐高兴得不得了，找了个盐水瓶子把花插进去，嘴里却说：
“这孩子，真逗。”
当我告诉她这花能吃的时候，她一脸的诧异，我怕她不信，拿起一朵就往嘴里送，刘姐赶忙拦住我，“我知道了，别把花给糟践了，多可惜啊。”
最后一次去师医院打针的时候是８１年的年底，刘姐不在，是一位男护士给我打的，打完针后我犹豫再三，问道：
“刘姐在吗？”
“刘姐？噢，刘想啊，不在，她回家了。”
“明天回来吗？”
“不回来，要住几天，过了新年。”
我怏怏地回了家，第二天吃了几片药，没再去医院打针，病居然好了，看来我的身体真的好了。
新年刚过，我们全家随父亲回到了老家，我再也没有听到刘姐的消息。
又是一年的冬天，我生了病到乡卫生院去打针，恰好医生和护士都去办年货了，药房的小徐子就自告奋勇地毛遂自荐，“我给你打，别害怕，我学过。”
他麻利地在我的身上划了一个十字，一针下去，我瘸了半个月。
打针是令人心烦的事情,它却让我感受到了细腻的母爱,粗放的父爱和质朴的友情。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打针了，心里还真有些恋恋不舍地怀念。
心里会常常想起，刘姐现在怎么样了……


2007年4月5日黄昏于济南
2007年4月9日发表于榕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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