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笔下的“兰秀山之乱”
2026-05-25 12:42阅读：
明初发生的“兰秀山之乱”，是岱山历史上非常厚重的一笔。文史界已经多有成果出现。今年第1期《岱山记忆》上发表的石一民《“兰秀山之乱”与明代海禁》，吸纳新的史料，对此已经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日本学者上田信（1957—），是日本立教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社会史，出版有《传统中国》《森林与绿色的中国史》《老虎讲述的中国史》等多部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著作。2011年，他又出版了《海与帝国：明清时代》。这是一本专门考察和研究“海洋与明清帝国命运关系”的专著。其中，讲到了发生在明初的“兰秀山之乱”。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日本式”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对“兰秀山之乱”有一个新的认识。
一、上田信考察“兰秀山之乱”的视角
国内的学者考察“兰秀山之乱”，多从“方国珍余党作乱”“海疆社会管治”等角度进行分析。上田信虽然也注意到了这些因素，但他最关注的却是朱元璋精心打造的“货币体系”。他认为，元朝政府曾经试图以白银为轴，创造出一个囊括整个欧亚地区的交易体制。当时欧亚的白银总量并不多，仅仅能够维持日常的贸易交易。当时欧亚地区的贸易交易，不是依靠白银这种硬通货币而是依靠告诉运转的交易数量来维持。但是元朝穆斯林商人组成的中国海洋商团，在大力提高物资流通频率的同时，还成功地加快了白银循环的速度，使得白银在贸易交易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白银的使用量有了大幅上升。但当时世界上流通的白银实在太少，元朝政府还发行了与白银兑付挂钩的“交钞”，用来弥补白银的不足。
但是进入明朝后，由于政权更迭，元朝创立的贸易—白银体系受到了猛力冲击，原先发行的“交钞”不再被市场接受，作为硬通货的白银则更加备受珍惜。由于东南亚地区的白银制造和发行，是民间自己推行的，并不受政府控制，因此白银作为一种“特殊的力量”，开始发挥自身的市场调控作用。许多人开始囤积白银，进入市场流通的白银越来越少。明朝政府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交往，也因此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初朱元璋政府设计了一个“贸易整体”图
景：贸易交易中不再倚仗白银，也就是尽量不用货币，无论收税还是支付，都用“实物或劳动力”来进行交易；这样的交易，“人为”和“组织”因素非常重要，因此明朝政府决定，所有的贸易都由朝廷官方来实施，民间禁止对外贸易。这项政策推行的结果，就是明朝政府实际上关闭了元朝政府曾经大力打开的欧亚海洋国际贸易大门。
这种完全“官方”化的货币体系和贸易政策，严重损害了民间海洋贸易的利益，因此激起了民间的反抗。“其一就是兰秀山之乱”。在上田信先生看来，这次暴乱的发生，究其根本性原因，不是政治因素，更不是秀山岛等地方势力因素，而是经济因素，核心是海洋贸易政策因素。
二、上田信笔下的“兰秀山之乱”的经过
上田信先生叙述“兰秀山之乱”的经过，集中在第三章“海陆相克：十四世纪”中。开头部分，他是这样介绍兰山和秀山岛的：“在东海中央付出浙江海面的舟山群岛中，有一座小岛。岛的西南面叫兰山，东南面叫秀山。一个岛同时拥有两个名称，大概是由于它的两面被峻峰隔断，岛上的居民也因此分局两处。”
上田信先生是社会学研究专家，非常重视田野调查，但他撰写这部分内容时，显然没有来过岱山，不知道兰山和秀山，本来就是相邻的两座岛，而不是一座岛的两面。不过，他下面的叙述，倒是非常符合历史事实的：“元朝时代，这里是江南物产运往渤海边首都圈的海运基地之一。秀山的居民被要求负责提供海运所必需的船舶。”
元朝盛行海上漕运，舟山的秀山岛，还有岑刚，都是漕运的重要基地。秀山人世世代代从事海运事业，它在中国海运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这样一个世代从事海运的地方，在明初的时候，居然发生了一场改变明朝海洋政策的“暴乱”事件，着实让人感到意外。对它的整个经过，上田信先生没有进行全景式描述，而是抓住了一个参与者的经历来进行揭示。
这位参与者经历的材料，来自于另外一位日本学者藤田明良的研究成果。1997年藤田明良发表了《“兰秀山之乱”与东亚的海域世界：十四世纪的舟山群岛与高丽、日本》一文，其中写到了这样一件事：洪武元年（1368）正月，也就是朱元璋刚刚登上皇位不久，舟山本岛的一位里长，向“张百户”租船，要求他将一船官盐运往应天（南京），并指定雇佣林宝一作为水手来承担运输任务。
所谓“里长”，是一种基层官员职务，主要负责户籍管理、赋役征收和地方事务协调，类似于后来的街道主任。所以他有权征召张百户的船，并向他布置任务。至于为什么要由林宝一来担任水手撑船前往，上田信和藤田明良都没有说明。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这位林宝一，很可能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水手，对海洋航线和海洋水文，都非常熟悉。里长为了保证向都城运盐的任务顺利完成，就指定他来担任水手。
但里长没有想到，这个张百户表面答应运盐去南京，并且也真的去找了林宝一，但他并没有说什么运盐的事情，而是说：“兰山的叶演三，长涂岛的王元帅，秀山的陈元帅等人的船只都已经出海。乘我的快船一起去讨伐明州吧。”
叶演三、王元帅、陈元帅等人，都是“兰秀山之乱”的主要领导者，张百户也看中了林宝一的驾船技术，鼓动他一起参与暴乱。
上田信说，这位航海专家林宝一，答应了张百户的要求，真的与他一起前往明州，结果与在镇海口招宝山扎营的陈元帅会合，一起伏击明军的船队。行动遭到彻底的失败，林宝一只好逃走。
林宝一东躲西藏了几个月，后来国内藏捕下去了，居然一路向北，通过海路逃到了距离舟山极为遥远的济州岛，再后又逃到了朝鲜半岛，最终在靠近黄海的名叫古阜的商埠上住了下来。没有想到的是，一同参加暴乱的陈魁四（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所谓的陈元帅），还有他的两个同族兄弟陈魁吴和陈魁八，也逃到了这里。他们居然在朝鲜半岛上相遇了。
他们在朝鲜半岛住了两年。得到消息的明朝政府向朝鲜当局施压，要求他们送回这些暴乱者。陈魁五第一个被捕，陈魁四不知去向。林宝一在逃亡中杀死陈魁八谋取金银，被朝鲜当局逮捕。
上田信先生说藤田明良的这些史料来自于朝鲜编纂的有关林宝一与高丽人高伯一的口供。说明这是真实可信的第一手史料。石一民《“兰秀山之乱”与明代海禁》一文对此也有所引述。
三、上田信对“兰秀山之乱”的分析评价
上田信先生根据手中掌握的材料，聚焦林宝一这个特殊人物的经历，作了点射式描述，并以此为依据，对“兰秀山之乱”进行分析和评价。
上田信认为，“兰秀山之乱”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因素。“明朝逐渐加强了对海洋的统治，这对于在海上生存的人来讲意味着难以过活的社会即将来临。”所以在他看来，“兰秀山之乱”是舟山岛民争取自己生存权利的一次惨烈抗争。
这种生存权利不仅仅是海洋自由生活、海洋自由捕捞这样简单，最根本的是对于海洋自由贸易的追求。上田信指出，林宝一、陈魁四等人之所以参加暴动，其原因就在这里。失败后又不约而同的逃往朝鲜半岛，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这条航线非常熟悉。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长年从事漕运，而北上的漕运路线，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前往朝鲜半岛的航线重合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舟山有许多人从事海洋贸易活动，前往朝鲜进行贸易，对于他们来说也是熟门熟路。因此，上田信大胆下结论说：“在朝鲜古阜因叛乱关系被逮捕的共有一百多人。这么多人能够在两年的时间内生活下去，说明林宝一与陈魁五等人的行为并不属于个别现象。在古阜应该存在着一个舟山群岛人的据点。”
上田信先生进而还分析说，陈魁八等人逃亡朝鲜半岛所携带的物品中，包括有苏木这种原产于东南亚地区的商品。“可以认为以舟山群岛为基点在海上活动的人，承担了与东南亚相联系的贸易网络的一部分。”另外，上田信先生还注意到一个重要信息。“林宝一从济州岛渡海去朝鲜半岛的时候，大量买进裙带菜这一点也不容放过。在中途落脚之处弄到当地的物产，并在过了大海的地方卖掉赚钱，在海上生活的人擅长此类小生意。在哪里买入什么东西，把它带到哪里能高价卖掉，林宝一具有能够捕捉这种信息的才智。”
可见上田信先生主要是从经济角度分析“兰秀山之乱”。当然，政治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他也没有完全忽略，而他观察分析这个政治原因的角度，也挺有意思。“叛乱首领自称陈元帅、王元帅等，藤田推断是不是方国珍授予他们这样的称号？洪武四年十二月，明朝下令调查旧属方国珍的温州、台州、庆元（宁波）文职人员与兰山、秀山的居民时，据说数量超过了一万人。把这些人分配给卫军，禁止沿海居民随便出海。”
上田信这里所说的，就是明朝政府厉行的海禁了。明朝海洋政策的转向，的确与“兰秀山之乱”有直接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