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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俗世奇人》

2009-08-10 15:43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297374952

天津是一座奇特的城市，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也出现过无数出色惊人的人才，记录清末民初天津卫辉煌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是由1985年出版的《市井人物》中的九篇小说与2000年创作的九篇小说合录一起的。从《市井人物》到《俗世奇人》，不仅增加了小说集的篇目，而且书名也做了有意思的改动。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井”，而是强调一个“俗”字，人物也不是普通人物，强调了一个“奇”字。这一“俗”一“奇”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天津的历史境遇和天津人的集体性格。法国年鉴史学派认为，每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都有一个最辉煌灿烂的历史阶段，而天津的最有津味儿的历史阶段就是民国初年，于是，冯骥才通过一系列津门传奇人物的塑造，书写了津门奇人的一部传记。
《俗世奇人》是借鉴了唐传奇写法的笔记体小说，用传奇手法来写津门轶事，体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汉代文论家王充反对当时流行的文采华丽的辞赋，曾说：“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1]他这一段话恰巧从反面论证人们的接受心理是趋于奇异人物和新巧故事的。因此，我们说，《俗世奇人》在翻新出奇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极邈远的想象空间。读者在阅读这类作品时并不是一味地好奇尚异，而是感受到天津人的集体性格，感受到浓郁的天津地方风格，是一种文化价值的追求。在《俗世奇人》中，我们不仅认识到那些传奇人物生命个体的价值，超越了时代共名的制约，而且在作家对民间文化的描述中，能够找寻到天津这个城市在清末民初曾经一度繁盛的文化因子。而那些所谓的精英文人，却口非心是，明斥而暗引，极力贬低民间文化。《俗世奇人》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成功，
就在于对民间文化资料的大量援引。
作者的写作意图不仅仅是为了“补史阙”和“辅教化”，而是从文化层次思考问题，并且在津门掌故的基础上“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2]作者在交待故事的来龙去脉，人物，地点的历史般信实可征，同时，作者对题材进行艺术加工，发挥自己的形象思维，综合运用多种艺术手段，《俗世奇人》的一些篇章出自天津的掌故小说，如《刘道元活出殡》就是借鉴了戴愚庵的《沽水旧闻》中的掌故，题材上不出天津民间故事的樊篱，然而究其旨趣，却是抒发了一种人生升降废兴的感叹之意，有一种文化批判的意味在里面。“文学写生活，真实是起码的要求。历史小说描述遥远的、无法眼见的过去。真实就成了最高的标准。”[3]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达到高度的统一。
作者借鉴天津历史发展的经验，分析天津的发展规律，寻求天津发展的内在动力。“我又一次心怀危机地感到，我笔下的天津人的集体性格如今正在渐渐弱化。这是现代化冲击的结果。现代化对人类的历史人文多元形态的破坏，是由表及里的。先泯灭城市的历史面貌，再冲散民俗文化，最后则是瓦解了地域人的集体性格。”[4]由于天津的地域文化正在走向衰落，因此，冯骥才创作了《俗世奇人》，对天津地域文化进行记录和抢救。
天津地区从金朝开始因地利之便设为直沽寨；元朝此地又因海运和漕运的缘故建立海津镇；明朝设卫筑城之后，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天津渐渐发展成为一座新兴的商业城市；到清代中叶以前，天津得漕运、海运和芦盐之利，已迅速发展成为北方的商业集散中心、拱卫京师的畿辅重镇。1860年成为天津的一个历史的转捩点。随着天津的开埠，外商开始进入天津并设立洋行，天津的商业化体现出半殖民地的特点，但是，天津的中西文化融合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这个问题要用辨证的眼光来看待，不能单纯强调天津发展的某一方面。1870年清廷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任此职二十余年间极力兴办洋务运动，通过创办天津机械局及开创近代矿业、交通、邮电事业，使天津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中心，天津的近代化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天津的黄金岁月就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各方面的有利因素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也创造了不少传奇，也使天津人具有独特的集体性格，也就为冯骥才创作《俗世奇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通过《俗世奇人》，可以看出，一个城市如果失去了凝聚力，也就难以发展了，而这种凝聚力是建立在地域文化的基础上的，这也就是《俗世奇人》的深意所在。
一、天津各行各业中出色惊人的“强人绝技”
冯先生在谈及津门工笔画时说：“工笔画从来都是津门画坛的强项。这恐怕与此地崇尚‘强人绝技’的地域文化有关。”[5]崇尚“强人绝技”，是天津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天津是一个拥有六百年历史的大城市，试问，一个历史不是很悠久的城市为什么能够迅速崛起？历史的机遇、地理位置上的优势都是重要因素，而起到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人，天津人的独特的气质和性格，将这座城市建设得有声有色。换言之，在这个发展极快的城市中求生存，没有一点过硬的本事，就会被社会淘汰。正如作者在《刷子李》开头所说：“码头上的人，全是硬碰硬。手艺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绝活。”[6]通过对刷子李、泥人张、苏七块、张大力、华大夫等能人的加意渲染，突出城市建设中人力资源的重要作用，也唤起本城民众的自豪感，这就是《刷子李》等小说屡屡编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一个原因吧？
“强人绝技”成为天津的一道风景线不是偶然的，天津地处京畿重地，贯通南北，辐射华北，既是军事要地，也是经济枢纽，自1860年开埠以来，天津更是开风气之先，华洋杂处，各种文明兼容并收，轻工业、教育、邮政等行业的发展上都走在全国前列。这样一个城市所熏陶出的人才必定是心高气盛，本能超群，所谓“天津卫不是凡界”，[7]一语道出天津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强人绝技”的出现也反映出天津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在天、地、人中，将人的重要性摆在一个突出的位置。无论何时何地，生命个体的尊严和适意是最重要的。重视自我个性和独立人格，并且承担着社会责任。这一点，我们从《苏七块》中能够看得清楚。苏大夫立下的规矩永远不能变，必须有七块洋元，否则就是病人死在跟前也不出诊。不谙内情的人会以为苏大夫心性残忍，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苏大夫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表明，自己凭一技之长自立于天地间，别人就要尊重苏大夫的习惯，做到这一点，就能获得苏大夫生存意义和个性价值的社会认可。
天津人崇尚“强人绝技”，由此可以看出天津人集体性格中具有顽强坚忍、自强不息的一个侧面。苏大夫、张大力、刷子李等人的绝技都是在刻苦的练习中形成的，这当然与生存有关，但是，无形中体现了一个城市的精神面貌，正是出现了这些具有刻苦耐劳精神的天津人，天津这座城市才得以快速地发展。
二、呼唤侠义精神。
天津的侠义精神在逐渐消失，因此，《小杨月楼义结李金鏊》中作者带着一种惋惜的口吻叙述这一故事，好像在告诉人们，李金鏊是天津最后一代侠客了。对于李金鏊来说，“情义”重于金钱，这与他的生活方式有关。他的游侠一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处世原则，就是漠视金钱利益，倡导人生的道义。天津是个移民城市，由四面八方的人组成一个群体，互助、侠义便成为一种粘合剂，这一粘合剂对于促进城市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侠义精神却式微了，这也是阻碍城市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
侠义精神的可贵就在于侠客能够在乱世中替天行道。当社会体制不能保证平民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时，侠客代为锄奸平暴，当穷乏弱势的人处于危难之中，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李金鏊这样的侠客，对小杨月楼的帮助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只是出于一片道义之情，因此，令人感动。
来自侠客的正义精神昭示着现实中存在的心理危机，而这种心理危机是由于文化的衰落造成的。对侠义的歌颂历史悠久，《史记·游侠列传》、《太平广记》中的“豪侠”类、宋元话本小说中的英雄传奇等都塑造了无数侠客的形象，而李金鏊出现在天津的清末民初这个历史阶段，是具有特定的含义。一个城市的迅速崛起，与人文精神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些侠义之士便是人文精神中的重要因素。
李金鏊是津门侠义精神的代表，但是，他的余绪却没有被人们很好的继承。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指出：“‘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就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8]天津历史的黄金阶段就是清末民初，这跟列强入侵的外来刺激有关，也是津门民俗的力量所致，但是，这种侠义精神却因各种原因渐渐消失，天津成为一个政客们争夺的名利场，一个期待东山再起的下野政客的避难地，这就使天津的发展进了迟滞期。
三、城市在多元文化的融合与较量中发展
以《冯五爷》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天津卫的市井文化是稍稍占了上风的，最终被伙计们偷得发怵的冯五爷不仅关了店，而且对于自己失败的原因百思不得其解。冯五爷本是书香世家出身，又聪明过人，只是，在天津卫找不到文人的发展机会，因为天津是商业城市，为了出人头地，他决心到商场上拼搏一番，于是，他开了一家饭馆。伙计们的偷盗行为固然是为了贪财，但是，胖厨子的偷盗行为却有戏弄、调侃冯五爷的意思，他当面偷盗，还没有被冯五爷识破，这样一来，冯五爷的自信心彻底被打垮，他再也无法开店了，可悲的是，他也无法读书了，他找不到自我了。
作者描写胖厨师的偷盗行为用的是戏拟的手法，因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就有伍子胥愁白头发闯过昭关的故事，还有孟尝君凭借鸡鸣狗盗之徒相助保全性命的故事，这些故事中被骗的都是把守关隘的官兵，这些官兵于是被骗，充当了小丑，冯五爷也同样落得个小丑的下场。他的失败，曲折地反映出天津这个城市的文化背景的特殊性。
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并不矛盾，精英文化源自于民间文化，而且对民间文化有反作用，但是，长期以来，二者却不能很好地协调，这是一个阻碍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不利因素。天津卫以市井文化为主，明显有别于北京的皇城文化和上海的商业文化，这是天津文化的一个特点。
市井文化有它的独特性，在天津，市井文化的道德尺度和价值观念往往是参考了儒、释、道各种文化加以灵活运用，而且本着求实养生的原则建立起来，对市民的性格和行为影响极大。就像冯五爷若在其它城市开店未必会有这么滑稽的结局，可是，天津卫就要使冯五爷这样的“书呆子”增长人生阅历和失败的教训，这是这个城市的特点。就像《阴阳八卦》开头所写：“天津卫嘛地界，成人都难，能叫你成佛？”[9]成人与成佛都与文化环境有关，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天津地域文化的特点。成人与成佛都要拥有真正的智慧，而不是做些表面的功夫就可以的。天津的“强人绝技”往往就是在多种文化的碰撞和夹击中顽强地生长起来的，因此，天津的“强人绝技”才格外出色。
四、诙谐与幽默渗透在刚强的性格中
在天津人的性格中，诙谐与幽默是主要的成分。诙谐与幽默不仅是为了博得众人一笑，更主要的是活跃气氛、协调人际关系、增加抵抗困难的决心、以及对恶势力的嘲讽和反抗。也就是说，天津人集体性格中的诙谐与幽默显示出天津人坚强正直的品格。《死鸟》中前后对比，鸟儿的聪明其实恰巧反衬出贺道台的弄巧成拙，本为奉承上司却栽了大跟头。故事的前半段极力渲染八哥的笨拙，贺道台本来夸口可以让它学会快板书，结果却是连一句整话也学不会。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鸟儿却通过自学掌握了“太太起痱子了吧？”[10]这句话，这让读者忍俊不禁，不过，这时的笑要与文尾对贺道台的嘲笑结合起来才具有完整意义：甘当奴才就会落个丑态百出的下场。养个伶俐的鸟儿本来想巴结上司没想到却被鸟儿所出卖，暗合了唐诗“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11]的意境。鸟儿的过于伶俐是对丑陋人格和腐败的官场制度的最大的反讽，正如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中回评所云：“不以庄语责之，而以谑语诛之。”[12]假如作者用“庄语”来评判贺道台的行为批判的力度就会减弱，而“谑语”的运用使读者在笑声之外获得深刻的认知。采取“谑语”来进行文化反思与《庄子·天下篇》“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13]有异曲同工之妙。
五、天津人性格中的“狂欢”因素
《刘道元活出殡》描述一个颠覆原有生活的秩序的狂欢世界，它打破了现实生活的唯一性的真实，也动摇了人们对这种真实人生的信任。真与假做了一番较量，真实人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而刘道元是用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承受这一切，同时也俯视这一切。“死”后的真相让他感觉自己像个小丑，其他人也像个小丑，整个世界在颠狂中丑态百出，于是，刘道元站在灵车上放声大笑，他的笑声给予这个荒谬的世界一种强烈的讽刺。《当代叙事学》中有一段话可以对刘道元这个人物的出现做一种解释：“在小说中，特定的个人经常提供一个反讽的透视角度，由此烛照其他人物的被普遍接受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这一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对于相沿成习的有关生活的假定进行了一种系统的潜在损毁和非神秘化，一种还圣为俗的‘解码’。另一方面，现实的东西又是那种普通的而非独特的或变态的东西，因此就有些人论称，现实主义必须与特殊保持一定距离。”[14]这荒谬的一幕是现实的，也是反讽的。刘道元的笑声中有一种悲伤，这也是一种自我发现的过程。旧日自信的刘道元变成一个看透世情的刘道元，当他再次回到非狂欢的世界中去时，他的权势少了一些严肃，而多了几分滑稽。这种对于人生的嘲讽正是狂欢诗学的一个特点。
《酒婆》、《蓝眼》、《三寸金莲》等都涉及到“真”与“假”的甄别问题，酒婆喝了多年的假酒都平安无事，一朝老板良心发现酿造了真酒却让酒婆丧了命；蓝眼鉴定古画技艺高超却因误识一张赝品而无奈地退出这个行业；《三寸金莲》中的佟忍安是一个聪明到在“真”与“假”之间混饭吃的地步的人，以上这些都让人们陷入“真”与“假”的矛盾之中。其实按照巴赫金的狂欢诗学理论，狂欢场面本身就是对真与假的颠覆，在“真”被嘲弄的同时“假”反而成为人生常态。颠覆不是狂欢诗学最终目的，重新构建真实的人生思想体系才是狂欢诗学理论的最终目的。我们需要一个真实的话语体系，重建一个有利于民族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社会空间。
六、“卫嘴子”的文化内涵
人们常说：“京油子，卫嘴子。”天津人以好斗嘴闻名，嘴好不仅只是能说，而且是善说，即天津人所说的有“嘴茬子。”数人相持不下时，必定是“卫嘴子”以锋利巧妙的话语抢占先机。《好嘴杨巴》就渲染了天津人这一特点。李鸿章所吃的这碗面茶本来是杨七做的，而好嘴杨巴却因这碗面茶名声大振，原因就在于他反应灵敏，谈话有机锋。天津人能说善说的根源与此地为水陆码头有关，同时，也类似于魏晋时期的“畸行隽语”。[15]其中的“隽语”就在于谈话人往往机智幽默、言简意赅，有着高超的语言技巧。天津处京畿重地，军政要人、洋人买办、士农工商云集津门，若想游刃有余地生存于此地，没有一张好嘴确实不行。因此，天津可谓是地杰人灵，是地理位置和文化历史造就了一个城市中的市民的性格。
同样是“隽语”，在魏晋时期名士嘴中说出是为了避祸，因为魏晋时期是个乱世，人命危浅，稍不留意，就有丧命的危险。而天津环境复杂，矛盾冲突集中，这个城市的居民就自觉地成长为机智幽默的类型。冯骥才在《俗世奇人·前记》中就说：“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处，性格迥然相异。然燕赵故地，血气刚烈；水咸土碱，风习强悍。近百余年来，举凡中华大灾大难，无不首其冲，因生出各种怪异人物，既在显耀上层，更在市井民间。”[16]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上列强侵略，天津开埠，使天津人面临一种艰难的生存环境，由此可以看出，天津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是在强大压力下得以提高的。
总之，《俗世奇人》充分体现了天津生活的真实风貌和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因此，才创造出许多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三》一文中提出“天下因缘生法”[17]这个命题，就很符合人物塑造的客观规律，“因缘”是客观事物得以产生的内外原因，“法”为天下万物所产生的各种现象，原为佛教上用语，金圣叹移来分析作家创作小说时的主观精神活动。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一定要揣摩人情事理，找出其中的发展脉络。小说人物的自身素质和生活境遇决定了他的一举一动，也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按照这一原则塑造的人物不会违背生活逻辑。因为天津人“集体性格”的塑造是离不开小说情节的设计的，而《俗世奇人》中的小说情节的展开都与天津这个特殊城市的奇特命运相联系，因此看起来是信手拈来的情节，实际上却起伏跌宕，而这种情节中显示的人物性格也就具有鲜明的个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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