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和他的子孙们》：旨在保存珍贵的“原生态文明”
2012-06-07 07:25阅读：
《土司和他的子孙们》：旨在保存珍贵的“原生态文明”
西部时报之《溯思访谈》
近些年，受《藏獒》、《藏地密码》、《放生羊》等作品的影响，涉及藏地的文学作品一般都会强烈地抓住读者的猎奇心理，但阿寅的《土司和他的子孙们》在讲好故事的同时，更加注重锻造文本的结构和突出故事的传奇性。“所以，我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采用了粗线条、快节奏、大跳跃的写法，这样使整个情节显得跌宕起伏，既可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又使读者享受到了与以往阅读经验完全不同的快感。”阿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今年初，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甘肃作家阿寅的长篇小说《土司和他的子孙们》，此书在今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一经亮相，便与贾平凹、陈忠实、张炜等重量级作家的作品一起被列入2012年订货会春季新书订单的目录中。
这部以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积石山为背景的小说，以富有诗意的笔触，时空交错的手法，描写了锁南普土司及其后代的传奇故事和坎坷经历。乡土气息浓郁、藏汉风情独特。土司家族怪异的性格，诡谲的命运，畸形的爱情，使小说具有新颖的阅读视角。
目前，这部小说的初印本已脱销，二印本也已经上市。但在此前的作品研讨会上，评论家们在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提出了作品存在的缺陷。在阿寅看来，小说的表现形式是见仁见智的，“我对小说的理解很简单，要突出‘我的’，也就是要有个性”。他表示，“原生态文明”更能展现人的本性，但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各种观念对人们生活的不断介入和渗透，以及社会形态的日益复杂化，使人性本真的面目越来越模糊。写小说旨在保存即将消亡或已经消亡的“原生态文明”。
喑篱：问好阿寅老师！在大家印象中，您是《黄河三峡、牧歌及心灵独白》、《黄河三峡恋歌》两部诗集的作者，对于您的小说创作似乎知之甚少，《土司和他的子孙们》可以看做是您的转型之作吗？您是怎样发现和挖掘这些宝贵素材的？
阿寅：从1983年发表第一首小诗起，我一直在写诗歌，先后在《诗刊》、《飞天》等刊物发表诗作200余首。2006年我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黄河三峡、牧歌及心灵独白》，获临夏回族自治州首届花儿文艺奖。2010年又出版第二部诗集《黄河三峡恋歌》，前不久获第四届黄河文学奖。近期，又在准备结集出版第三部诗集。
所以，对我来说写长篇小说谈不上是转型，不过是写诗之外的一次尝试。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十分繁荣，我们临夏州也有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受此影响，我也萌发了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于是，从2003年3月开始到6月底，我用了3个多月时间完成了小说初稿。小说主要讲的是王世文的情感故事，写完后，感觉故事很单薄，自己也很不满意，当时也没再修改，就放了下来。到了9月份，因工作需要，我从学校调到了县委宣传部，报到的当天，又临时抽调到县政协，帮助文史委收集整理文史资料。这期间，我了解了大量有关永靖的历史和民俗，还多次参与了永靖民间的祭礼活动。永靖，旧称河州北乡，那里民间祭祀时盛行儒释道三堂大礼。如家里办丧事，往往邀请儒生、阴阳、喇嘛同时做道场。道场间隙，我跟那些儒生、阴阳、喇嘛、活佛交朋友聊天，听他们讲故事、谈经历，感觉他们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小说。受此触动，2004年的时候，我开始修改初稿。于是就有了“我父亲”贡布、“我大伯五世鲁丹巴活佛”的故事和“文革”那段历史。
2005年的时候，我又接受了一个新任务，负责撰写《永靖史话》。采访过程中，接触到了临夏历史上最大的土司何锁南普和积石山王土司的史料。于是，我把何锁南普和王土司合二为一，写进了小说，这样一来，我的整个小说从以爱情为主线一下子变成了土司家族史，第三人称变成了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也从以前的平铺直叙变成了时空交错，彻底颠覆了小说的初衷。
2006年，我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故乡———积石山银川。我8岁离开故乡，有记忆的时间也就只有4年。但是，当我站在静静流淌的银川河旁，望着高高的积石山，童年的记忆一一呈现。故乡的一草一木，还有那里的人那里的事，铭心刻骨，永生难忘。蓦然回首，我猛然发现，我灵魂的根，就在故乡。这次回故乡的最大收获，就是有了我小说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人物“我祖父王烧子”，小说的背景也锁定在了积石山。至此，我对这部小说才有了一点自信。此后，我两赴青海、两赴甘南，亲身感受藏区生活。这部小说从创作到基本定稿时，我还没有去过藏区，没有见过草原。我将这几次游历的感受加进小说，使这部作品渐渐丰满。
确切地说，这部小说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小说初稿只写了3个月，而修改却用了整整8年。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许多领导和朋友的关心、鼓励和支持。有幸的是，还得到了著名诗人高平老师，著名评论家雷达老师、管卫中老师的指导。可以说，没有大家的无私帮助，就没有这部小说的今天。
从目前这部小说的销售来看，初印已脱销，二印已经上市，看来读者还是很认可的。
喑篱：著名诗人高平说：“今天以及未来的读者应当感谢诗人阿寅，他把他的生活积累、才华和心血凝结成这样一部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使我们获得了如此丰富的精神营养。”请问您在《土司和他的子孙们》中倾注了哪些思想？
阿寅：高平先生对我的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既是对这部作品的肯定，也是对我的鼓励。小说原来的书名是《西番庄》，现在这个书名是后来出版社改的。关于这部小说的“中心思想”，我想可以用小说中的两句话来概括。一句是反复出现的童谣：“铁儡铁儡上杠杠，不上杠杠抽肠肠。”另一句是主人公王世文在拘押室的内心独白：“种在同一片林中的树是自由的，遵照优胜劣汰的法则生长着、竞争着，新生总是伴着无可回避的损害和死亡。”尤其是那句童谣，应该是解开整个小说的钥匙。
喑篱：“土司”一词具有天然的神秘气息与异域色彩，它常常与藏区往事联系在一起。《土司和他的子孙们》以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积石山为背景，你也出生在类似的地方，《土司和他的子孙们》有您自己的影子吗？
阿寅：积石山是个很特别的地方，那里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回、汉、东乡、保安、撒拉、藏等多民族杂居和儒、释、道、伊斯兰等多种宗教并存，形成了独特的民俗风情。唐宋时期，那里是中原王朝和吐蕃政权进行拉锯战的地方，受藏文化影响，那里的汉民族大多信奉藏传佛教，更为奇特的是那里有不少汉民做了喇嘛，有的还成了活佛。我出生在积石山银川河旁的一个小山村。银川在宋时是吐蕃首领角厮罗之孙瞎五七的辖地，他的后裔直到清中叶以后才陆续迁走。银川乡政府驻地，至今还叫西番庄。离那不远的别藏，曾是王土司的辖地，民国时改土归流，其后裔部分迁徙别地，部分就地被汉化。有不少读者以为我本人就是土司后代，这一点我没有考证过，但从我生活的环境来看，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多民族杂居生活中，包括血统在内的相互交融是在所难免的。至于小说中有没有我的影子，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任何一部小说，都或多或少有一些作者的影子。即使没有作者经历的那些“本事”，但至少作者的精神气质像血脉一样，渗透在字里行间。
喑篱：今年3月底，甘肃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和兰州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了《土司和他的子孙们》作品研讨会。研讨会上，评论家们从各个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剖析”，在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提出了作品在细节和结构上存在的缺陷。请问这些缺陷具体指什么？您是怎样理解的，将如何面对？
阿寅:以我的阅读习惯，不喜欢过于细腻、絮絮叨叨的文章，读起来让人着急，感觉不过瘾。所以，我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采用了粗线条、快节奏、大跳跃的写法，这样使整个情节显得跌宕起伏，既可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又使读者享受到了与以往阅读时完全不同的快感。其实，我对小说的理解很简单，要突出“我的”，也就是要有个性。当然小说的表现形式，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在，小说已经出版，对它的褒贬毁誉，不是我能掌控的了，还是交给读者和评论家去评说吧。
喑篱：西部有丰厚的文化土壤，因此，立意“原生态文明”显著的西北大地的文学作品，往往表现出一种具有震撼灵魂的思想魅力，是因为它更能展现人的本性吗？我想您有独到的体会和认识。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挖掘空间？
阿寅：“原生态文明”更能展现人的本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各种观念对人们生活的不断介入和渗透，以及社会形态的日益复杂化，使人性本真的面目越来越模糊。我在小说中加进了许多当地民俗，诸如“花儿”、“贤孝”、傩舞、打调、秧歌、财宝神、祭礼、“围喇嘛”、挲蛋、打窝棍、地锅锅等，还大量使用了方言，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展示大西北丰厚而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将这些即将消亡或已经消亡的“原生态文明”保存在小说里，意在一方面点明人物生活的文化环境，一方面将当时人们的生存方式与现实生活做一对照，以期引起人们的思考。当然，在西部可供挖掘的此类东西还很多，我在今后的创作中，愿意为此做不懈的努力。
喑篱：为了做得更好，冒昧地请您对我们这个访谈栏目提出宝贵的建议，我们会不断进取，把它做得更好。
阿寅：说实话，对贵报我了解甚少，但从最近所看的几期溯思访谈来看，贵报在宣传西部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西部当然只是一个地理称谓，但它往往与贫瘠、落后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很多人总是拿经济来考量西部。其实，西部在文化资源上是相当丰富的，关键是如何利用好那些文化资源，是值得大家认真思考的，尤其是西部的媒体和生活在西部的作家，在这方面应该有更多的担当。贵报为人们了解西部、关注西部和宣传西部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祝愿贵报越办越好。谢谢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