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内涵
作者：贺云翱《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18日
殷墟出土的刻有长篇记事卜辞的甲骨
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铜璧形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饼纹青铜斝
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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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出土的刻有长篇记事卜辞的甲骨
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铜璧形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饼纹青铜斝
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
郑州大河村出土仰韶文化的彩陶双连壶
【业界新视角】
文明诞生“三要素”并非普适绝对标准
古代的中华文明要素分为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环境生态等不同方面
中华文明的一些重要因素早在一万多年前已经出现
距今5300年至5000年前后，我国出现了第一个国家文明——良渚文明
考古学视野下的“文明”诞生
文明起源是世界考古学核心学术任务之一。中国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及相关学术界为中华文明的起源、诞生、发展的研究做了百年探索，贡献极大。
国际考古学视野下的“文明”诞生于何时呢？顶多是5000多年前，“文明”才在地球上局部地域出现，如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域等。为此我们把几个世界原生文明称为古苏美尔—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
20世纪90年代之前，依据两河流域国家文明和古埃及国家文明出现的特征，国际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为文明诞生的标准，称之为“文明三要素”。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如果以这样的标准，中国到了距今3400年-3100年间的商代殷墟“甲骨文”出现时才能称之为“文明”。有学者指出：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图案也未被认可为文字。由此可见，文明诞生“三要素”并非普适绝对标准。为此，业界对“文明”诞生的判断标准产生了质疑，这才会出现考古学视野下“文明多样性”问题的讨论。
“文明”的定义与内涵
广义的“文明”与“文化”同义，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又特指人类的精神文明。但本文讨论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文明”，是指人类在数百万年发展中最终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一种高级社会形态和成果。根据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它以国家形态出现并以构成国家形态的各种文明要素为核心内涵。我们结合中国当代“五位一体”的文明形态及考虑到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特征，也将古代的中华文明要素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以及环境生态等不同方面。对支撑一种国家文明的要素系统而言，它们缺一不可。
为什么要将国家的出现视为人类文明的核心内涵，主要因为它是人类数百万年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国家诞生前的数百万年，人类社会是完全依靠血缘关系而存在和运行；国家诞生后的5000多年来，人类社会主要是依赖国家政治治理而存在和运行，政治性是文明的核心要素。为此我们认为，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高级治理方式。
中华文明各要素的起源
文明的诞生经历过漫长的历程，中华文明是独立起源的内生性文明，依上所言，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探索，首先是中华文明各要素的起源探索。
一是物质文明要素起源，人类第一代原生文明一般称之为“农业文明”，这是因为农业经济及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多种手工业经济是支撑国家文明生存的经济基础与物质保障。为此，中华文明中的物质文明要素起源可以追溯到约1万年前左右，包括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和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
二是政治文明要素起源，涉及到一夫一妻制家庭出现、父权制和私有制的出现、贫富分化、阶层和阶级的产生、公共权力与权势者的出现等。目前一般认为这些要素大概出现在距今6000年-5300年间，如崧泽文化时期、仰韶文化中期、红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等。
三是精神文明要素起源，包括艺术、文字、礼仪思想、宗教思想、科学思想等。距今9000年-10000年间的上山文化、8000多年前的彭头山文化、高庙文化、贾湖文化、跨湖桥文化等，都出现了造型艺术、音乐、绘画、雕塑、刻划符号甚至文字萌芽，以及聚落与建筑规划等；7000年前左右，在精神文明方面已经有了更多丰富成就；6000年前左右，“以玉为礼”“祭坛”等礼制符号系统不断丰富，敬天、法祖、崇龙的思想特征大体成型，红山文化、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仰韶文化等是这方面的代表。
四是社会文明要素方面，10000年前左右出现较成熟的乡村社会，6000多年前出现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分离、权力性建筑空间、男性社会与女性社会的不平等、少数暴力致死现象、权力符号系统及各种社会复杂化现象。
五是在人地关系要素方面，从9000年前左右开始，人们对生产、生活土地的选择逐渐精准化，不断开发各种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木材资源、玉石矿藏资源、水力资源等，在饮食、衣着、居住、交通等方面，体现出不同族群在不同自然地域于文化方面的创造性和彼此之间的互动性。
以上不同文明要素从一万年前左右开始，经过5000年左右的持续发展和累积升华，逐渐汇聚成文明的磅礴力量，在5000多年前，终于突破百万年原始血缘社会的惯性和制约，在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等不同区域建立了最初的地域性初期国家文明，如良渚文明、石家河文明、大汶口文明、陶寺文明、石峁文明等地域性文明。
从良渚到陶寺——中华文明诞生的标志
2002年春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重大成果，就是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文明诞生五千多年”这一历史性结论。
中华文明的一些重要因素早在一万多年前已经出现，到5500年前左右，已经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各要素及人地关系方面发展到较高水平，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财富积累，社会分工日渐复杂，人口数量与聚落不断增加；城市数量日渐增多并出现区域中心城市，都、邑、聚的城乡聚落分层结构形成；少数人占有大量财富并形成权势阶层；包括礼制在内的精神文化不断丰富，出现跨族群跨文化的社会流动。到5300年至5000年前左右，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平原南部，终于出现了第一个国家文明——良渚文明。这个地域性国家文明拥有三层城垣环绕的都城、建设在人工高台上的王宫、最早的“太仓”、玉礼系统、制玉制石制陶制漆等国家官营手工业经济系统、观象授时系统、发达的水利系统和农田耕作系统、祭坛式王陵、“国民”精神符号系统甚至早期文字等。其统治区域可能是整个太湖平原地区乃至宁绍平原一带。良渚国家文明延续了大约1000年。
就在良渚文明诞生后不久，长江中游也出现了屈家岭文明，黄河中游出现了陶寺文明、石峁文明、河南龙山文明，淮河流域和济水流域出现了大汶口文明、山东龙山文明等地域性文明。这些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初期国家文明既是各个地域文化连续万年发展的结果，也是彼此间在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等各种文明要素不断交流提升中创造而成。
初生的中华文明保存着血缘与地缘的有机结合，构建了“家国一体”“法祖尊贤”的最初形态，通过天文观测和农时季节的有机结合创造了“天人合一”“敬天礼神”的思维模式，通过族群内部分工和协调奠定了“仁政德治”“民惟邦本”的政治思想，通过跨族群跨文明互动与交流生成了“协和万邦”、多样共生的文明间和平交往的理念；在经济方面，形成了由国家控制的农业、高技术和官营手工业，即最初的“公田”“工商食官”体制及公共水利工程形态等。我们不否认中华早期文明时代存在暴力、战争、阶级冲突，但从总体上看，良渚文明、屈家岭—石家河文明等的衰亡并不是战争的结果。
在距今4400年前后，中国大多数区域性文明进入衰亡期，而中原夏文明却从龙山文明时代进入到属于自己独尊的时代，从蚌埠禹会村、登封王城岗，到新密新砦，再到偃师二里头，一个涉及淮河流域并立足黄河中游伊洛河流域——即后来称为“天下之中”的地方，建立了中国最初的广域性“王国”，中华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开启了中国乃至东亚文明的“青铜时代”。考古学家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以及二里头文化便是这一文明的具体实证。
从二里头夏都王宫，到偃师商城王宫、安阳洹北商城王宫，其功能布局一脉相承，即左祖庙、右王宫的结构，突出表现了华夏文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在此过程中，华夏文明的另一重大成果——成熟的甲骨文系统亦即后来的汉字系统也在中原诞生。此后，继承夏商文明的西周文明把中华文明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以“封邦建国”和“礼仪文明”为特征的统一国家阶段，这也为日后秦朝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建立开辟了先河。
（作者：贺云翱，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教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
【业界新视角】
文明诞生“三要素”并非普适绝对标准
古代的中华文明要素分为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环境生态等不同方面
中华文明的一些重要因素早在一万多年前已经出现
距今5300年至5000年前后，我国出现了第一个国家文明——良渚文明
考古学视野下的“文明”诞生
文明起源是世界考古学核心学术任务之一。中国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及相关学术界为中华文明的起源、诞生、发展的研究做了百年探索，贡献极大。
国际考古学视野下的“文明”诞生于何时呢？顶多是5000多年前，“文明”才在地球上局部地域出现，如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域等。为此我们把几个世界原生文明称为古苏美尔—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
20世纪90年代之前，依据两河流域国家文明和古埃及国家文明出现的特征，国际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为文明诞生的标准，称之为“文明三要素”。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如果以这样的标准，中国到了距今3400年-3100年间的商代殷墟“甲骨文”出现时才能称之为“文明”。有学者指出：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图案也未被认可为文字。由此可见，文明诞生“三要素”并非普适绝对标准。为此，业界对“文明”诞生的判断标准产生了质疑，这才会出现考古学视野下“文明多样性”问题的讨论。
“文明”的定义与内涵
广义的“文明”与“文化”同义，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又特指人类的精神文明。但本文讨论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文明”，是指人类在数百万年发展中最终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一种高级社会形态和成果。根据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它以国家形态出现并以构成国家形态的各种文明要素为核心内涵。我们结合中国当代“五位一体”的文明形态及考虑到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特征，也将古代的中华文明要素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以及环境生态等不同方面。对支撑一种国家文明的要素系统而言，它们缺一不可。
为什么要将国家的出现视为人类文明的核心内涵，主要因为它是人类数百万年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国家诞生前的数百万年，人类社会是完全依靠血缘关系而存在和运行；国家诞生后的5000多年来，人类社会主要是依赖国家政治治理而存在和运行，政治性是文明的核心要素。为此我们认为，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高级治理方式。
中华文明各要素的起源
文明的诞生经历过漫长的历程，中华文明是独立起源的内生性文明，依上所言，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探索，首先是中华文明各要素的起源探索。
一是物质文明要素起源，人类第一代原生文明一般称之为“农业文明”，这是因为农业经济及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多种手工业经济是支撑国家文明生存的经济基础与物质保障。为此，中华文明中的物质文明要素起源可以追溯到约1万年前左右，包括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和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
二是政治文明要素起源，涉及到一夫一妻制家庭出现、父权制和私有制的出现、贫富分化、阶层和阶级的产生、公共权力与权势者的出现等。目前一般认为这些要素大概出现在距今6000年-5300年间，如崧泽文化时期、仰韶文化中期、红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等。
三是精神文明要素起源，包括艺术、文字、礼仪思想、宗教思想、科学思想等。距今9000年-10000年间的上山文化、8000多年前的彭头山文化、高庙文化、贾湖文化、跨湖桥文化等，都出现了造型艺术、音乐、绘画、雕塑、刻划符号甚至文字萌芽，以及聚落与建筑规划等；7000年前左右，在精神文明方面已经有了更多丰富成就；6000年前左右，“以玉为礼”“祭坛”等礼制符号系统不断丰富，敬天、法祖、崇龙的思想特征大体成型，红山文化、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仰韶文化等是这方面的代表。
四是社会文明要素方面，10000年前左右出现较成熟的乡村社会，6000多年前出现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分离、权力性建筑空间、男性社会与女性社会的不平等、少数暴力致死现象、权力符号系统及各种社会复杂化现象。
五是在人地关系要素方面，从9000年前左右开始，人们对生产、生活土地的选择逐渐精准化，不断开发各种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木材资源、玉石矿藏资源、水力资源等，在饮食、衣着、居住、交通等方面，体现出不同族群在不同自然地域于文化方面的创造性和彼此之间的互动性。
以上不同文明要素从一万年前左右开始，经过5000年左右的持续发展和累积升华，逐渐汇聚成文明的磅礴力量，在5000多年前，终于突破百万年原始血缘社会的惯性和制约，在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等不同区域建立了最初的地域性初期国家文明，如良渚文明、石家河文明、大汶口文明、陶寺文明、石峁文明等地域性文明。
从良渚到陶寺——中华文明诞生的标志
2002年春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重大成果，就是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文明诞生五千多年”这一历史性结论。
中华文明的一些重要因素早在一万多年前已经出现，到5500年前左右，已经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各要素及人地关系方面发展到较高水平，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财富积累，社会分工日渐复杂，人口数量与聚落不断增加；城市数量日渐增多并出现区域中心城市，都、邑、聚的城乡聚落分层结构形成；少数人占有大量财富并形成权势阶层；包括礼制在内的精神文化不断丰富，出现跨族群跨文化的社会流动。到5300年至5000年前左右，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平原南部，终于出现了第一个国家文明——良渚文明。这个地域性国家文明拥有三层城垣环绕的都城、建设在人工高台上的王宫、最早的“太仓”、玉礼系统、制玉制石制陶制漆等国家官营手工业经济系统、观象授时系统、发达的水利系统和农田耕作系统、祭坛式王陵、“国民”精神符号系统甚至早期文字等。其统治区域可能是整个太湖平原地区乃至宁绍平原一带。良渚国家文明延续了大约1000年。
就在良渚文明诞生后不久，长江中游也出现了屈家岭文明，黄河中游出现了陶寺文明、石峁文明、河南龙山文明，淮河流域和济水流域出现了大汶口文明、山东龙山文明等地域性文明。这些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初期国家文明既是各个地域文化连续万年发展的结果，也是彼此间在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等各种文明要素不断交流提升中创造而成。
初生的中华文明保存着血缘与地缘的有机结合，构建了“家国一体”“法祖尊贤”的最初形态，通过天文观测和农时季节的有机结合创造了“天人合一”“敬天礼神”的思维模式，通过族群内部分工和协调奠定了“仁政德治”“民惟邦本”的政治思想，通过跨族群跨文明互动与交流生成了“协和万邦”、多样共生的文明间和平交往的理念；在经济方面，形成了由国家控制的农业、高技术和官营手工业，即最初的“公田”“工商食官”体制及公共水利工程形态等。我们不否认中华早期文明时代存在暴力、战争、阶级冲突，但从总体上看，良渚文明、屈家岭—石家河文明等的衰亡并不是战争的结果。
在距今4400年前后，中国大多数区域性文明进入衰亡期，而中原夏文明却从龙山文明时代进入到属于自己独尊的时代，从蚌埠禹会村、登封王城岗，到新密新砦，再到偃师二里头，一个涉及淮河流域并立足黄河中游伊洛河流域——即后来称为“天下之中”的地方，建立了中国最初的广域性“王国”，中华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开启了中国乃至东亚文明的“青铜时代”。考古学家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以及二里头文化便是这一文明的具体实证。
从二里头夏都王宫，到偃师商城王宫、安阳洹北商城王宫，其功能布局一脉相承，即左祖庙、右王宫的结构，突出表现了华夏文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在此过程中，华夏文明的另一重大成果——成熟的甲骨文系统亦即后来的汉字系统也在中原诞生。此后，继承夏商文明的西周文明把中华文明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以“封邦建国”和“礼仪文明”为特征的统一国家阶段，这也为日后秦朝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建立开辟了先河。
（作者：贺云翱，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教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