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栖逸门”所录十七则故事，集中记载了魏晋时期一些士大夫和隐士的隐居生活。“栖逸”就是隐居赋闲的意思，它很形象地概括了中国隐士文化的精神特质。中国隐士文化，发轫于先秦，承续于秦汉，至魏晋趋于定型，已是变得相当的成熟，以至于成为高峰而后世不见超越。在此期间，一个明显的特征是，社会的视觉主要聚焦在隐士个体的言行上，《世说新语》亦复如是，于是从这些故事中人们则大致可以了解到魏晋时期中国隐士文化的基本情况。
有一则故事说，阮裕在东山过着冷落凄清无所事事的生活，但是心里却常常感到很满足。有人拿他的情况去问王羲之，王羲之说，这位先生几乎不惊宠辱，即使是古代深藏不露的隐士，又怎么能超过这种境界呢？这个故事虽然是在称赞阮裕，但从另外的层面也说明要做一个隐士，外在条件就是要能够适应冷落凄清的寡淡生活，内在精神上则要宠辱不惊，心理上恬然自足。至于个体的生活状态，游散名山也好，吟啸林下也罢，那不过只是一个隐士在满足前边两个条件之下的个体生活表现罢了。
不过阮裕起初并不就是隐士，他是“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堂弟，先前是做过官的，朝廷曾授他以金紫光禄大夫的官职，所以人们也称他为“阮光禄”。他在王敦手下干事的时候，“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终日酣觞，以酒废职”，于是得免王敦之难，侥幸地活了下来。大致是迫于政治的压力，总之是后来多次摆脱牵连，一如孔子在《论语》中说的那样，“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于是辞官不就，彻底地做了隐士。这是隐士群中的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形是以隐为志，以隐为美的，他们步入社会就以归隐为志向，终生坚持操守，做着隐士，如“栖逸门”中所载的刘子骥、翟道渊，他们都是南阳人，也都是历史上有名的隐士。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是先前做着隐士，而其志不在于此，或者是经不起外界的诱惑，就出山出仕去了，如鼎鼎大名的谢安，“栖逸门”中所载的孔愉、周卲等人，都是如此。
“栖逸门”中还有三则故事，是说三个不同门第的兄弟二人都是一人做官，一人归隐，却都是各有各的好，读来亦很有趣味。其一说，骠骑将军何充劝弟弟何准做官，弟弟却回答他说，我老五的名望，并不比你骠骑将军差！还是算了吧
有一则故事说，阮裕在东山过着冷落凄清无所事事的生活，但是心里却常常感到很满足。有人拿他的情况去问王羲之，王羲之说，这位先生几乎不惊宠辱，即使是古代深藏不露的隐士，又怎么能超过这种境界呢？这个故事虽然是在称赞阮裕，但从另外的层面也说明要做一个隐士，外在条件就是要能够适应冷落凄清的寡淡生活，内在精神上则要宠辱不惊，心理上恬然自足。至于个体的生活状态，游散名山也好，吟啸林下也罢，那不过只是一个隐士在满足前边两个条件之下的个体生活表现罢了。
不过阮裕起初并不就是隐士，他是“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堂弟，先前是做过官的，朝廷曾授他以金紫光禄大夫的官职，所以人们也称他为“阮光禄”。他在王敦手下干事的时候，“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终日酣觞，以酒废职”，于是得免王敦之难，侥幸地活了下来。大致是迫于政治的压力，总之是后来多次摆脱牵连，一如孔子在《论语》中说的那样，“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于是辞官不就，彻底地做了隐士。这是隐士群中的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形是以隐为志，以隐为美的，他们步入社会就以归隐为志向，终生坚持操守，做着隐士，如“栖逸门”中所载的刘子骥、翟道渊，他们都是南阳人，也都是历史上有名的隐士。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是先前做着隐士，而其志不在于此，或者是经不起外界的诱惑，就出山出仕去了，如鼎鼎大名的谢安，“栖逸门”中所载的孔愉、周卲等人，都是如此。
“栖逸门”中还有三则故事，是说三个不同门第的兄弟二人都是一人做官，一人归隐，却都是各有各的好，读来亦很有趣味。其一说，骠骑将军何充劝弟弟何准做官，弟弟却回答他说，我老五的名望，并不比你骠骑将军差！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