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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长征路之再读毛泽东《七律长征》

2026-02-23 17:15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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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长征路之再读毛泽东《七律长征》
2024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毛泽东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前夕所作的《七律·长征》，以凝练笔触与磅礴气势，浓缩二万五千里征程，彰显红军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精神，是革命史诗与艺术精品的完美融合；以诗载史，成为记录长征这一伟大史诗的标志性文本，具有不朽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与精神价值。不仅如此，有专家学者评论道，这首诗是长征时期唯一一首律诗，也是该时期毛泽东诗词的压卷之作，更是毛泽东诗词的代表作之一，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史诗级名篇。
在重走过中央红军的长征路后，再来读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我有了对一代伟人新的认识和启示。不妨，从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文本分析及新的认识、启发来说说。
一、创作背景
了解这首诗的创作背景，需要从创作时间上去关注。
1935年9月17日，毛泽东翻越红军长征的最后一座海拔4000米的岷山雪峰——铁池梁达拉山，来到了岷县回汉杂居村——旋涡村。据当地有关部门考证，在这里，毛泽东酝酿并创作《七律·长征》。如今，在旋涡村毛泽东居住过的院子照壁上，写着毛泽东1962
年手书的《七律·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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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红军到达哈达铺镇。在这里，一张旧报纸，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层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挥师北上，到陕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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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红军从哈达铺出发，于25日进入武山境。
9月26日，毛泽东宿营武山费家山村。据考证，他在继续修改《七律·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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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沿武山、陇西交界的山路向北挺进，经武山榆盘，进入通渭的榜罗镇。在这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最终作出将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根据地的重要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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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从榜罗镇向通渭县城进发。当晚，毛泽东在通渭县文庙小学，接见第一纵队第一大队先锋连（占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以来第一座县城通渭城的连队）全体指战员时，满怀激情地朗诵了《七律·长征》。毛泽东的这首诗首次以口头形式发表出来。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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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上来看，是在1935年9月中下旬的半个月时间里。在这半个月里，红军长征的征程还没有结束，只是长征的最后落脚点发生了重大转变，而这重大转变，与诗中所彰显的乐观精神相契合，预示着红军长征必胜、中国革命必胜！
二、文本分析
《七律·长征》的情感与主旨是：围绕“不怕远征难”，将艰难历程化为壮丽画卷，传递出红军面对绝境时的坚定信念、无畏勇气与乐观精神，是长征精神的艺术写照。
在艺术特色上，格律精湛、对仗工整、平仄合规，是格律与内容完美融合的典范；“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境界雄奇，以小见大，凸显革命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情怀；从“只等闲”的内容到“尽开颜”的喜悦，情感饱满，层层递进，感染力极强。
具体来看：
首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开门见山，奠定了全诗豪迈基调，以“不怕”“只等闲”凸显红军蔑视艰险的气概。
颔联：“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运用夸张与反衬，将连绵五岭比作细浪，磅礴乌蒙视为泥丸，极言红军气魄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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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联：“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暖”含巧渡金沙江的喜悦，“寒”显飞夺泸定桥的悲壮，情景交融，精准概括红军长征的关键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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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诗歌创作中，有一种常用的艺术手法，即虚实结合描写法。所谓“实”，是指客观世界中存在的实象、实事、实境，是可以通过视觉、听觉等感官直接捕捉到的具体描绘；所谓“虚”，则是指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之中的想象之景、已逝之境、未来之设、抽象之情或梦境仙境等，需要借助联想才能感知的部分。虚实结合，可大大丰富诗中的意象，开拓诗中的意境，为读者提供广阔的审美空间。颔联与颈联，即是虚实结合手法的典范。
颈联写的“五岭”“乌蒙”，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山脉，而且红军长征（包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曾经翻越过的，其中，五岭翻越了都庞岭（是由湖南道县进入广西灌阳县）、越城岭（兴安县翻越的老山界），乌蒙山（主要分布在云南昭通、曲靖，贵州六盘水市、毕节市及四川的交界地带）的毕节、曲靖等地，这是写实，而虚，体现在将巍峨的山脉，比作细浪、泥丸，曾经的极易翻越上。
颈联写的金沙江、大渡河，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河流，而且红军长征渡过的，这是实写，虚写的，是这两条江河，都曾经发生过战役，以红军胜利告终，尤其是大渡河，红军没有成为第二个“石达开”，还有，“暖”既是实写，又是虚写，因为金沙江流域为干热河谷气候，气象意义上的就是一个“暖”字，因为巧渡，所以喜悦；“寒”，也体现了大渡河自青藏高原流出，到泸定时，为上游，也就是说，大渡河上游一直在青藏高原流淌，自然水温较冷，当然，更重要的是红军强渡的悲壮。
尾联：“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以岷山雪景收束，“更喜”“尽开颜”抒发长征胜利的万丈豪情，升华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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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在这首诗中，包含诸多真实的山水地名，均为红军长征途中翻越或渡过的。若以当代中学学历者为参照，大多能较准确地辨识这些地名。然而，对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学是否设有地理课程尚不可知。倘若当时并无此类课程，则从侧面印证了毛泽东对中国命运的思考，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与地理的深刻认知基础之上的。
三、新的认识及启发
我们知道，诗歌因其以意象、韵律为核心，直抵情绪内核，少叙事铺垫，多主观情志的直接抒发，与散文、抒情小品等文学体裁相比，在情感密度和艺术化表达上，是最能集中、凝练体现作者个人情感的极致载体。
以这个文学常识来分析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其彰显出的磅礴气势与乐观精神，是后人理解作为伟人的自然之作，无可厚非。但从毛泽东的长征初期经历和创作于红军长征未结束之时来看，与诗中所表现出的情感，有着很大的差异，当我们了解了这些，会更加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
长征前期，毛泽东未进入领导核心。1934年长征前，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是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长征开始，毛泽东甚至一度被排除在转移名单中，经周恩来力争才随军行动；起初，毛泽东是随中央纵队的后勤梯队行动，完全排除在军事指挥梯队外。由于没有毛泽东的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指挥，导致长征初期执行“大搬家”式转移，“短促突击”等错误战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陷入绝境。
毛泽东虽遭排挤，他未消极沉沦，而是忍辱负重，聚焦路线是非而非个人恩怨，不纠缠个人得失，把精力放在争取同志、纠正错误路线上；始终以党和红军全局为重，在困境中推动转折：长征初期虽无指挥权，仍坚持据理力争，通道会议提议转向贵州，黎平会议推动战略转兵，猴场会议限制李德指挥权，逐步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支持，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强调“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以乐观与理性稳定军心、凝聚共识，体现了他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襟与远见。在这首诗中，我们看不到毛泽东所遭遇的排挤、个人正确主张得不到认可、以及个人恩怨、消极情绪的半点流露，给予我们的，是无畏的勇气、豪迈的气势与乐观的精神。
创作这首诗时，红军长征尚未结束，仅刚确定最终的落脚点，且与陕北红军也尚未联系上（直至抵达吴起县境内方才接洽上），但毛泽东已然预见了胜利，并在诗中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这一情感。这或许正是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人的核心特质所在吧。
再读《七律·长征》这首诗，又有什么启发呢？
毛泽东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了创作的源泉，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生活是文艺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理想，因而就更有普遍性。读《七律·长征》一诗，你能够深深地感受到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印证。因此，我们的文艺创作，应该始终牢记伟人的教诲，才能创作出不愧于时代的华章。
毛泽东是红军长征的领导者和参与者，自然熟悉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创作《七律·长征》时，是源于这段生活经历的，但在材料上又是有取舍的，因而又高于生活。毛泽东一生中最为骄傲的“四渡赤水”战役，在诗中就没有表现，他在长征初期受到的排挤等遭遇，以及湘江战役等红军遭受到的损失，在诗中也没有表现，更多的，选择了那些表现红军昂扬斗志、不畏艰险勇夺胜利且极具画面感和视听效果的事例，给予展现，从而使得诗歌呈现出乐观、热情、向上的精神风貌，读者读来感受到极大地震撼。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长征史诗，浓缩在一首律诗中，而且成为标志性文本和诗词经典，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伟大诗人才能够做到。
最后还想说的，是毛泽东1962年4月20日书写的《七律·长征》，是毛泽东书法的经典之作。以雄奇恣肆的行草，契合了诗词的磅礴豪情，将革命家的胸襟与诗意融入笔墨，独树一帜，让书法气势与长征精神浑然一体，极具艺术感染力和精神张力。如今，手书的“长征”二字，已经成为了红军长征沿线纪念馆、各类书籍、影视作品等广泛采用的经典字体，未来，必将成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标准字体。
重走长征路之再读毛泽东《七律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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