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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经典赏析课作业——吴组缃(《菉竹山房》分析

2008-09-16 23:33阅读:78,247
吴组缃《菉竹山房》分析
戏文07 甘晓蒲 夏天珩 王彤镇 章希宸
一、作者简介
吴组缃(1908.4.5- )原名吴祖襄,字仲华,安徽泾县人。1921年起先后在宣城安徽省立八中、芜湖省立五中和上海求学。在芜湖五中念书时曾编辑学生会创办的文艺周刊《赭山》,并开始在《皖江日报》副刊发表诗文。1929年秋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1932年创作小说《官官的补品》,获得成功。1934年创作《一千八百担》。作品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 1935年中断学习,应聘担任了冯玉祥的家庭教师及秘书。1938年发起并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协会理事。抗战时期创作长篇小说《鸭咀涝》。1946年至1947年间随冯玉祥访美,此后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任《红楼梦》研究会会长。
吴组湘主要著作书目
西柳集(小说集)
1934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
饭余集(小说散文集) 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生活书店
鸭嘴涝(长篇小说) 1943年3月,重庆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出版,1946年改名《山洪》,由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再版
吴组湘小说散文集 1954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说稗集(古典小说论评集) 1987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宿草集(小说集) 1988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拾荒集(散文集) 1988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苑外集(文艺评论集) 1988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宋元文学史稿(与沈天佑合著) 1989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故事简要
《菉竹山房》是吴组缃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于1933年。情节不太复杂,讲的是新婚夫妇“我”和阿圆从城市回到老家,受二姑姑的邀请,去她家小住。二姑姑年轻时曾与叔祖学塾中的一个聪明年少的门生相恋幽会,“这幕才子佳人的喜剧闹了出来”后,“连丫头也要加以鄙夷”。不幸的是,她的情郎在“赴南京应考”途中“翻船身亡”。19岁的二姑姑闻耗自缢,被救活。少年家“商得女家同意”后,二姑姑抱着灵牌做了新娘,一直孤寂地生活在“一丝阳光也晒不下来”的灰暗阴森的菉竹山房里。二姑姑和丫头兰花的行为古怪,把“蝙蝠”叫“福公公”,“燕子”叫“青姑娘”。少年已去世20余年了,姑姑和兰花却还说姑爹经常回来,“公子帽,宝蓝衫,常在这园里走”,就连给“我”们用的蚊帐也“是姑爹的帐”。晚上天气突变,使本就有些“鬼气”的菉竹山房气氛更加阴森可怖。本来已惊恐万状的一对新人,忽然听到窗外“如鬼低诉”的“低沉的戚戚声”,并看到窗上印露着的鬼脸。“我”壮起胆子,推门而去,“门外的两个女鬼竟是二姑姑和兰花。原来他们在门外偷听窥视新婚夫妇房中的生活!

三、艺术特征
1、刻画人物采用了侧面渲染和烘托的表现手法。
小说通过对菉 竹山房这一中心景物的描写,营造了人物生活的环境和氛围。写菉 竹山房正是为了突出生活其间的主人。景物与人物有着互渗关系和比喻关系。
2、小说叙事视角独特
《菉竹山房》的作者吴组缃先生在叙述故事时,设置了第一人称的“我”作为叙事者视角,以“我”和妻子阿圆去看望抱着灵牌作了新娘的二姑姑为线索,来写 “我”和阿圆所听到、看到的主人公二姑姑的故事。另外,第一人称叙事者通过对词语的选择,巧妙地进行了视角转换,呈现出叔祖、少年家等次要人物角色视角。
主人公二姑姑的视角:在二姑姑的心目中,她和已亡人之间是人鬼情未了似的爱情。
次要人物角色的视角:在次要人物角色的视角下,二姑姑和少年之间演绎的是“伤风败俗”的故事
叙事者的视角:在叙事者眼里,二姑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爱情故事,那二姑姑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性质?叙事者是不是可靠的叙事者?隐藏在叙事者背后的作者的意图是什么?
本文的叙事者是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作者设置一个不可靠叙事者的目的,显然是不希望读者从叙事者角度看待二姑姑 。 这也正是第一人称叙事者带来的“距离控制”的美学效果。 第一人称叙事的美学效果即是拉开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叙事者成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中介, 这一中介的存在使读者不会把小说中叙事者的观点误认作是作者本人的思想态度。
作者的写作意图并非单纯地表达传统文化对二姑姑正常人性的压抑,而是参照着一系列现代性的观念,通过传统和现代的对比,提示出封建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作者的意图决定了其在创作时对视角的选择,二姑姑和少年之间到底是不是爱情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故事,在那样的社会里,左右女性命运的不是自己,是他人,是社会,这也正是作者没有把二姑姑的故事处理成人鬼情未了似的爱情故事的原因。所以,在封建政体虽然解体但传统文化中糟粕因素仍然存在的广大农村,不可否认,二姑姑的故事有客观现实的基础,二姑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但在作者现代文化的烛照下,相对于作者的意图来说, 二姑姑的故事是被主观化、符号化的。

3意味深长的闹剧式的结局
欧·亨利式的结局:“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四、人物分析
二姑姑压抑的人生、扭曲的心理深刻地揭露了封建传统文化、封建制度对人性和人的生命价值的漠视与摧残,是封建礼教“吃人”历史的又一注脚。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中,妇女只是社会的附属,对其所遭受的一切不公正和不平等,只能独自承受,默默地等待被“吃”———要么是身体的毁灭,要么是灵魂的扭曲!即使是经历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小说中说“我”过的是电灯电影洋装书籍柏油马路的另一世界的生活),已有两千多年封建发展史的中国社会,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封建传统思想的堡垒依旧顽固,不是轻易就能打破的。1923年末,正当大家津津乐道于“易卜生主义”和“娜拉出走”的时候,鲁迅就尖锐地提出:“娜拉走后怎样?”对妇女解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见解的精辟,一针见血!不管男女是否结合,“名分”关系产生了,伦理关系也就产生了,妇女就要尽这种伦理关系下的伦理义务,恪守这种伦理关系下的伦理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姑姑的人生悲剧并非从“抱着灵牌参拜家堂祖庙,做了新娘”开始。作为一个女子,当她与才子少年相爱时,甚或心中萌发爱的念头时,就已经注定了其爱情的悲剧性,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自己选择爱情的女人。我们不妨假设,如少年不死,二姑姑就能够沐浴到爱情的阳光,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吗?未必。她与才子少年的夫妇名分关系能否成立还是个问题。且看小说中的描写:这幕才子佳人的喜剧闹了出来,人人夸说的绣蝴蝶的小姐一时连丫头也要加以鄙夷。放佚风流的叔祖父虽从中尽力撮合周旋,但当时究未成功。在封建社会中,自由恋爱是绝对的禁区,就算是已婚夫妇,丈夫对妻子产生感情,都会令那些卫道士们感到惶恐,因为他们害怕这会破坏了封建统治“秩序”。陆游才学过人,在士大夫阶层中有较高的威望,但他面对自己痴心的爱人,也只能空自悲吟《钗头凤》!对一般女性来说,不论是婚前的性行为还是婚外的性关系,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为社会所不齿的。在封建礼教观念如空气般笼罩大地的环境里,在重重的重压中,他们能冲破阻力成为有名分关系的夫妇吗?这恐怕是很难的。二姑姑虽然嫁进了菉竹山房,但实际上从少年翻船身亡的那一刻起,在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中她也跟着死了,是个活着的死人。也正因为少年的死,她才可能得到有所谓“名分”关系的婚姻,而这种形式上的婚姻,不过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为维护封建礼教给她披上的一件外衣罢了。对二姑姑来说,有无这个名分关系,其生活实质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但这个名分关系对封建礼教却极为重要,它需要这把锁链来束缚住二姑姑的身心。少年死了,她的希望也就破灭了,她的正常人生也就结束了。这是一种人力无法改变的真正绝望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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