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2011-08-29 10:05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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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论语》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转载）
2011年8月29日
[摘要]：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中，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宝贵遗产。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教育改革无疑需要做好传统思想精华的抉发，同时结合时代思想，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之路。本文从教育目的、教育作用、教育对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道德教育、师说等七个方面论述了《论语》中的主要教育思想，并剖析了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孔子；论语；教育思想；现实意义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中，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宝贵遗产。在现今社会发展对教育事业的要求越来越急迫，教育改革方兴未艾的时期，如何批判继承《论语》的教育思想，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教育改革无疑需要做好传统思想精华的抉发，同时结合时代思想，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之路。本文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教育目的、教育作用、教育对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道德教育、和师说七个方面，对《论语》的教育思想做一分析，兼及它们对现下教育的借鉴意义。
一、教育目的

（一）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
教育是为社会服务的，教育的目的当然应该指向社会发展。春秋末期，在孔子看来，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社会政治秩序失调，价值系统紊乱。出于政治和伦理目的，孔子提出了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的目标。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斯可矣。”（《述而》）孔子认为“圣人”是高不可攀的，他讲求实际，将“君子”作为人生最高理想境界，因而也是他教育人的最高目的。曾有人统计，《论语》中“君子”凡101见，可见孔子对“君子”的重视。如其中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泰伯》）、“君子道者三”（《宪问》）、“君子有三戒”（《季氏》）、“君子有九思”（《季氏》）等，都是重要的论述。归纳起来，“君子”的个人修养可分为四个方面：
其一为政治的，如说“君子修己以安百姓” （《宪问》）；
其二为道德的，如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颜渊》）；
其三为文化的，如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雍也》）；
其四为生活的，如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学而》）。
孔子格外重视“君子”的道德修养，这与他对人的精神修养的要求是相联的。
（二）志于道
“他（孔子）讲的乃是‘人’之‘道’，而不是‘天’之‘道’、‘地’之‘道’，而此‘人’之‘道’主要也不是指政治路线，而是指个人的政治和道德修养……”（高时良《中国古典教育理论体系----孔子教育语义集解》）孔子在讲“君子”的同时，还讲“道”。《述而》中载：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的“道”即是“人”之“道”。“志于道”不是为了简单的世俗生活，也不是为了求取功名利禄，而是追求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像颜渊那样箪食瓢饮陋巷而不改其乐（《雍也》），才是理想的境界。孔子还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学习的真正目的，乃是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当然，孔子并无半点阻止学人致仕的意思。反之，孔子自己一生为政治理想奔走，也曾做过鲁国大夫。而且《子张》中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本是主张致仕为官。个人的精神追求与政治追求是不矛盾的，孔子教育的目的便是培养具备崇高的政治和精神追求的人。
孔子的教育目的相对后世教育家，较为偏重伦理道德目的，这是与他“恢复周礼”及“仁政”的理想密切相关的。当下我们的教育仍然是以应试教育为目的。学校教育基本局限在智育的范围之内，道德教育严重缺失。人才培养的目的似乎只是生产各个行业所需要的生产工具，人的全面发展得不到重视。从《论语》这里，我们应该得到一些启示。
二、教育作用
教育的目的是孔子的理想，而教育作用是教育在进行过程中及之后（因教育是指向未来的）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效用效果。《论语》中所体现的教育作用，大体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社会经济作用
孔子的教育思想中还没有明确讲到教育的经济作用的地方，但他毕竟意识到了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卫国的人口真多啊！冉有问，人口多了之后还要怎样呢？孔子说，让人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了之后还要怎样呢？孔子说，把教育搞上去。（《子路》）这里似乎只谈到了人口、经济和教育的先后关系，实则不然。孔子说到把教育搞上去之后，就再没了下文，说明了教育的重要性。不只是经济会作用于教育，教育也会作用于经济，二者相互促进。这就是教育的社会经济作用。
（二）对人的作用
教育的对象是人，有人说孔子是第一个发现人的人。那么孔子对教育对人的作用当然十分重视，也做了颇为丰富的阐述。
其一，对人性的作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整部《论语》，孔子都很少言及人性，为人所熟知的有一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很显然，孔子认为人的天性是相近的，（不过他没有指出是善是恶抑或其他）。然而为什么成长之后有善有恶，良莠不齐？原因在后天习染不同。后天习染不外乎环境与教育，而教育尤重。这其实是表明了教育对人性的决定作用。一个人，后天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熏陶，便可向着良善的方向发展；反之，后天受到了恶劣的教育渐染，便很可能走向罪恶之路了。
其二，对人自身发展的作用。孔子不但认为每个人的天性善恶相近，而且认为绝大多数人的天赋也是相近的，没有天赋高低之分。至于他所说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实属特殊人群，不在此列。天赋相近，那么教育的作用也就凸现出来了。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每个人都不是“生而知之”的天才，所以，此后的自身发展如何，只能取决于个人的学习。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显然是教育在发挥作用。不但自身的“学”作用很重要，教育环境的作用也很重要。“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意思是人能居住在崇尚仁德的环境里，那是最美最好的了。显然，这里明确指出了环境与教育对人自身发展的塑造作用。
其实教育的作用当然不应该仅仅是这两个方面，至少还有一个传承文化的作用。这一点，《论语》里没有明确地提到，但孔子的“好古”及他对学生的教学内容，都少不了古代历史文化的教育，这是一个孔子没有明确提及却时刻践行的方面。
总的来说，不管是对人性还是对人自身发展的作用，教育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它的培养塑造人的作用。学生，尤其是初等教育阶段的学生，可塑性很强，如果教育发挥好自己的力量，真正起到造就人的作用，那就庶几尽善尽美了。
三、教育对象
（一）有教无类
孔门学生，不论贵贱贫富，均一视同仁，是为“有教无类”（《卫灵公》）。在孔子之前的西周，教育是贵族的特权，平民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进入春秋时期之后，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士庶阶层兴起，同时给文化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到孔子那儿，更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平民教育的先河。
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只是一个口号或理想，而是他实际践行的。他的学生贵贱贫富同列门墙。孔子的学生中，除了极少数像孟懿子、南宫敬叔这样的贵族外，绝大多数都出身于平民阶层。比如孔子称仲弓为“犁牛之子”（《雍也》），司马迁也说“仲弓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参之父已是平民；子路出身“鄙人”（《荀子·大略》）。孔门中虽有“乘肥马，衣轻裘”的公孙赤、“家累千金”的子贡这样的富裕者，但也在少数，大多数人出身贫寒。如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子夏“家贫，衣若悬鹑”（《荀子·大略》），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史记·游侠列传》）。所以说，“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它打破贵贱贫富和种族的界限，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这是历史性的进步”（《中国教育史》，孙培青主编）。“有教无类”体现了一代大教育家的博大胸襟。《荀子·法行》记载了一则对话：南郭惠子问子贡，“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君子正身以候，欲来着不拒。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櫽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欲来者不拒”，只要抱着提高道德、知识水平的愿望而来，孔子都加以悉心指导，满足其愿望。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通往成人成才的道路十分宽阔，心向往之，即使不能至，然而接近总是不难的。也正因为孔子的“有教无类”所导致的孔门学生的“杂”，才真正打破了西周贵族教育的樊篱，使教育对象扩大到平民。也因此，才造就了更多的人才，进而促进了当时及以后社会的进步。这一点，观诸史实，是毋庸置疑的。
（二）欲来者不拒
其实“有教无类”不仅不分贵贱贫富，它还打破一般社会地域、文化樊篱，真正是“欲来者不拒”。《述而》里面有一则是这样的：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互乡为一乡名，何晏《集解》引郑玄言“其乡人言语自专，不达时宜”，朱熹《集注》说“其人习于不善”，钱穆《论语新解》说“其乡风俗恶，难与言善”，总之，互乡之人，在当时世人眼中，不是“良民”。因此，孔子的见互乡童子引发了门人的疑惑。但孔子这么做自有道理，“孔子对互乡童子，不追问其以往，不逆揣其将来，只就其当前求见之心而许之以教诲，较之自行束修以上章，更见孔门教育精神之伟大。”（钱穆《论语新解》）从这则实例中，还可以发掘出更多的东西。高时良《中国古典教育理论体系----孔子教育语义集解》中说：在理论上可以这样体会：第一，它体现了孔子“有教无类”，从与对方“难与言”，到“与之言”的飞跃；第二，从“不保其往”，表明对一个人的言行，应着重看他现在表现，不要老是咬住历史问题不放；第三，对教育改造人充满信心，包括互乡在内的社会环境，又是通过人来改造；第四，重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有这种思想基础，就可望成才，教师没有理由挫伤其自尊心；第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教师要有广阔的胸襟，开放性的教育总比封闭性的教育好。
（三）其它
孔子施教，因“有教无类”，所以门槛必然很低。“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不仅如此，孔子的弟子中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孔子三十而立开始创办自己的私学，到七十三岁逝世，四十多年间授徒讲学，未尝有一日废辍，很多弟子可谓终身受教。这里也可以说是孔子的终身教育思想。这当然是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和孔子自身的特殊经历决定的。孔子始创私学，不可能像现代学校教育那样按年龄段实行分层教育。我们反观孔子的终身教育思想，不难发现，我们当下只重青少年儿童的学校教育，而忽视了大多数成年人的终身教育。当然，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我们不可能实行社会大众的终身教育，但我们应该朝这方面努力，把我们的教育对象扩大化。
“有教无类”似乎触及了一个教育普及的问题，也是一个教育公平的问题。当下我们的教育中存在很多问题，前些年的教育普及问题现在已基本解决。然而教育公平问题仍然相当尖锐，教育水平存在着地区的、经济的、文化的、性别的乃至民族的差距。如何缩小或消除差距，达到真正的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将是一个需要我们长期思考并努力解决的问题。
四、教学内容
（一）六艺
“六艺”是孔子的主要教学内容。《史记·孔子世家》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古代“六艺”有两说：一为礼、乐、射、御、书、数，二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由于第一种“六艺”在孔子之前的教育中已经存在，（《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之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而且《论语》中也没有提到孔子教书、数的地方，所以孔子所教的“六艺”应是后者。《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庄子·天运篇》中载孔子见老聃时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亦是明证。下面分述如下：
《诗》：在孔子之前，《诗》本有三千余篇，孔子通过筛选，挑出了三百零五篇，并谱以乐曲，以使它们符合德育、美育及智育的需要。《论语·阳货》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依照钱穆的解释，“盖学习诗则知观于天地万物，闾巷琐细，莫非可以兴起人之高尚情志。”“诗之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故学习诗，通可以群，穷可以怨。事父事君，最群道之大者。忠臣孝子有时不能无怨，惟学于诗者可以怨，虽怨而不失其性情之正。”可见《诗》在孔子的教学内容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书》：是一部历史教材。“所选材料，都符合垂世立教示人轨范的政治标准，目的是要人学习先王之道，特别是恢复文武之道”。（《中国教育史》，孙培青主编）诚然，《尚书》中多载尧舜文武之事，所以孔子立学施教，乃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
《礼》：又称《士礼》，后称《仪礼》。“夫礼，先王以承天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可见《礼》是政治行为的规范。所以，《论语·季氏》中孔子告诫伯鱼“不学礼，无以立”。
《乐》：顾名思义，属于美育范畴。《乐》教虽属美育范畴，但兼含德育成分。孔子本人非常喜欢音乐，曾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述而》）。《泰伯》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乐乃学“成”之道。钱穆解释说：“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学者之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和顺于道德者，每于乐得之。是学之成。”此言得之。
《易》：即《周易》。据说孔子曾作《易传》，大概乃是为帮助弟子理解《周易》而作。《论语》中谈到《易》的只有一处，即《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后人多认为《诗》《书》《礼》《乐》是孔子教学的基本课程，而《易》和《春秋》是较为高深的科目，所以谈及不多。如崔述就认为“孔子晚年始作《春秋》，《易》道深远，圣人亦不轻以示人”（《诛泗考信录》卷四）。现在看来，《易》的确是一本很难的书，此处所言，大体可信。
《春秋》：《春秋》是一本孔子自编的教材，记载了鲁国从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孟子·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里道明了孔子作《春秋》的原因，从此也可以看出，孔子作《春秋》并传授学生《春秋》的目的乃是“正名”（《子路》中谈及）。所以“春秋大义，一字褒贬”，都是为了传授学生正确的历史观和政治是非观。
（二）其它
1.孔子之前即已存在的“六艺”，虽不为孔子所取，但其中的“射、御”却仍为孔子所用。“射”即射箭。《八佾》中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里的射箭其实是一种射礼，据钱穆所考，此处应为大射，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当时之贵族阶层用以选择其治下善射之士而升进使用之之礼。”（《论语新解》）“射”不仅是一种礼的需要，也是当时乱世战争的需要，所以孔子教之。“御”即驾车。是当时社会生活所需，《论语》中曾提到“吾执御矣”（《子罕》），“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所以孔子将它教给学生。
2.《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文化知识；行，道德行事；忠，待人以忠；信，与人以信。这是孔子弟子的追记，似乎是孔子教学的另外四科。文化知识的教授主要属于智育范畴，而后者都偏重于有关道德实践的德育范畴。前一者是学，后三者是行，学、行结合，本是孔子教学的重要方法。
3.《先进》中载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并列举了四科的高弟，合为孔门“十哲”。与前面的“文、行、忠、信”一样，这里的四科好像也是孔子教学的另一个系统。四科各有专攻。孔子有此分科，或是为社会需要造就不同的人才，或是因材施教的结果，或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如此分科，是不无道理的。
4. “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孔子教学，首重德行，次重政治需要，都是正途之用，而不曾涉及旁门左道。所以孔子不谈及怪异、暴力、战乱、鬼神，更不会教学生这方面的东西。
孔子的教学内容兼重经典义理的学习和道德实践。因其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所以也教授为政之道。现在看来，这是一种政治和道德上的“精英教育”。孔子希望通过这种教育践行自己的理想。依孔子的逻辑，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孔子的教学内容似乎有些“蹈空”。道德文章，当不得世俗生活。孔子主张“君子不器”（《为政》），反对弟子“学稼”“学圃”（《子路》），终是离下层人民还有一段距离。此后中国历代教育，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以致“培养”了无数“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三国演义》诸葛亮舌战群儒回）的书生。隋唐以来的科举制更是将这一现象发挥到了极致。我们当下的教学内容，不讲“道德文章”，也不讲“学稼学圃”，初中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多半是为应试。
中国新闻网今年年初公布了一个调查，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普遍忽视传统道德文化修养。“你是否读过《三字经》、《论语》等中国传统经典著作？”对于这个问题，70%的同学选择“读过，但很少”;“从来没有读过这类书，不感兴趣”的占15%;“了解很多，基本全读过”的占10%。“听说过，但没读过”的学生占5%。国学经典教育的缺失，在个人修养上、文化传承上，乃至重塑国人文化主体意识上，都是一个堪忧的问题。此外，现今教学内容下的学生普遍脱离实际生活，甚至闹出了前些年大学生“韭麦不分”的滑稽事件。当下教育要像孔子那样把经典当作主要教学内容，当然是不可能的，但现下的太过忽视状况，也是亟待改正的。过犹不及，我们在发现孔子不足之处的同时，也要反观自身，这样才能有所裨益。
五、教学方法
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了比较系统且合理的教学方法的教育家，包括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结合、学习结合、乐学等，其中的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因材施教
《论语》中并没有直接谈到“因材施教”这个词汇，它是后人根据孔子的教学实践总结出来的。“材”指的是个人的特性，包括智力、性格、气质、兴趣爱好等方面。孔子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清醒地发现不同学生的个性是不同的，比如“柴也愚，参也鲁”(《先进》)，“师也辟，由也喭”（《先进》），“由也果”“求也艺”（《雍也》）等等。对不同个性的学生，需要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以顺应他们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引导他们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学习之路。《论语》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前面提到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的“十哲”，即是孔子因材施教的结果。又如同样是问“仁”，他有不同的回答：颜渊问，答“克己复礼”（《颜渊》）；仲弓问，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樊迟问，答“爱人”（《颜渊》）和“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子张问，答“恭、宽、信、敏、惠”（《阳货》）。孔子回答学生问“仁”，自然不会随口以想到的一句话作答。另外学生问“政”，他也有不同的回答。这说明他的回答是有针对性的。另一个例子可能更能明确地说明这一点。《先进》载：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子路和冉有各有不同的缺点，子路过于胆大，冉有过于退缩，所以孔子叫子路审慎一点，而叫冉有果敢一点。因材施教，宛在眼前！此外，像“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乃是根据学生智力水平差异而选择教学内容，不是有所歧视或等级观念使然，而是讲求实际，因材施教。
（二）启发诱导
孔子是世界上首创启发式教学法的教育家，比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的“助产术”稍早。这一教学方法的科学性在于，它正确地认识到学生的学习心理，反对机械灌输，而重视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善于独立思考的能力。《述而》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朱熹《论语集注》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复，再告也。”如若在学生未“愤”未“悱”的时候就“启”之“发”之，那么学生对知识就只能是被动接受，懵懵然不知所以。只有当学生经过了自己的思考，达到了深思熟虑，将要突破最后一道屏障而又不能时，才加以点拨，开意达辞，必能使学生豁然开朗，乃至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这样的教学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后半部分说举一反三，也是一种启发诱导教学法。因学生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具备思维能力，当老师提出某一方面时，学生理应具备触类旁通的能力。在孔子看来，假如学生还不具备这一能力，那么不要勉强他。这也是尊重学生的能力水平的表现。教学上本应如此，当循序渐进，不可躐等而求。《论语》中还有其他表现孔子启发式教学法的地方，如颜回“闻一知十”（《公冶长》）就是这一方法的成果。另外孔子的“叩其两端”（《子罕》）法更类似于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弟子称孔子“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子罕》）也是明证。
（三）学思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为政》），这一“学”“思”的辩证关系，传承几千年，仍然魅力不减。“学”主要指浅层次的知识获取，“思”则主要指对知识的分析思考。对比哲学上的认识论，前者近似感性认识，后者近似理性认识，二者结合，才能达到对事物的全面深入的认知。另外，《卫灵公》里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句话点出了“学”的基础性作用。学为先，学思结合，乃是科学的治学之道。
（四）学习结合
《论语》开篇第一则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孔门后人整理编排孔子语录，不会随意将某一则放在首先的位置。这一则居首，可谓开宗明义，点明了孔子教学法的精义。只因为它是基本方法，所以在此只做略述。治学之道，时时回顾以往，常会有新得，所谓“温故而知新”（《为政》）是也。如此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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