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论哲学特质

2012-03-12 12:3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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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法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一种中西印哲学（尤其是中西哲学）的比较展开，并在比较之中抓住了中国哲学的特质。在梁漱溟自己看来，中国哲学的特质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问题不同，即在设定哲学所处置对象时，西方和印度哲学把对象看成是静体对象，而中国哲学则把对象看成的变化的；第二，方法不同，静体的对象需要的是理智（即西方式的严密逻辑），变化的对象则需要直觉（即中国式的本质直感）；因为是把握静体的对象，西方人用了明确固定的概念，为了掌握变化着的对象，中国人的概念是活动的浑融的。由这两大方面的不同，梁漱溟进一步得出了中国哲学的几大特点。为了让这些特点得到突出，不妨继续用序数词予以提示，第三，认定态度与不认定态度的不同。静体的对象和固定的概念，让西方人对二者的关系抱一种明确的认定态度；变化的对象和活动的概念，让中国人对二者的关系抱一种灵活的不认定态度。梁漱溟在该书“孔子的不定认态度”一节中说：

认定一条道理顺着往下推就成了极端，就不合乎中。事实象是圆的，若认定一点，拿理智往下推，则成为一条直线，不能圆，结果就是走不通。譬如以爱人爱物这个道理顺着往下推去，必至流于墨子兼爱基督博爱的派头；再推下就到了佛教的慈悲不杀；再推不但不杀动物也要不杀害植物才对；乃至一石一木也不要毁坏他才对；那么这个路你怎么走呢？你如果不能做到最后尽头一步，那么你的推理何以元端中途不往下推？你要晓得不但后来不能推，从头原不应判定一理而推也！所以孔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在我的直觉上对对于亲族的情厚些，就厚些，对于旁人略差些，就差些；对于

生物又差些，就又差些；对于木石更差了，就更差些。你若判定情厚、多爱为定理而以理智往下推寻，把他作成客观道理而秉持之，反倒成了形式，没有真情，谬戾可笑，何如完全听凭直觉！然而一般人总要推寻定理，若照他那意思看，孔家谓‘钓而不纲，弋而不射‘，‘君子远庖厨‘未免不通：既要钓何如纲，既不纲就不要钓；既要弋就射宿，既不射宿也就莫弋；既不忍食肉就不要杀生，既杀生又何必远庖厨。一般人是要讲理的，孔子是不讲理的，一般人是求其通的，孔子收简直不通！然而结果一般人之通却成不通，而孔子之不能则通之至。[1]

这里的一般人的思维／理智正是西方的认定型思维/理智。这种西方的认定型思维/理智是执一的,而中国的为认定的思维/直觉则如舜那样“执两端而用中”，从而“执一”与“用中”是中国与西方的第四点不同。这里“执两端”既包含“直觉的自然求中”，还包含“理智的拣择求中”，“双、调和、平衡、中，都是孔家的根本思想，所以他的办法始终着眼在这上头，他不走单的路，而走双的路，单就怕偏了，双则得一调和平衡。”[2]可以说中国人的中心意思就是调和，他们认为：“宇宙间实没有那绝对的、单的、极端的、一偏的、不调和的事物，如果有这样的东西，也是隐而不显的。凡是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双、中庸、平衡、调和。一切的存在，都是如此。”[3]而这里又内蕴了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的不同态度，就是孔子对“生”的赞美。这可以算是中国哲学在比较中的第五个特质。梁漱溟引了一大堆孔学名言，如“天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然后总结道：“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从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地去生发，他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气春意。”[4]用对生的赞美把中国与印度（死的涅槃）区别开来之后，在生的态度上中国与西方的区别是什么呢？梁漱溟认为是在“生”中的“不计较利害的态度”。他说：“这是儒家最显著与人不同的态度，直到后来不失，并且演成中国人的风尚，为中国文化之特异彩色的。”[5]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在比较中显出的第六个特质。这种不计较利害的态度与墨子～西洋的计较利害态度区别开来[6]。梁漱溟在把这两种态度进行比较中讲清了何为不计较利害态度并对之进行了价值上的肯定：

当我们作生活的中间，常常分了一个目的手段：譬如避寒、避暑、男女之别，这是目的；造房子，这是手段。如是类推，大半皆这样。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工具——理智——为其分配、打量之便利，而假为分别的；若当作真的分别，那就错误而且危险了。什么错误危险？就是将整个的人生生活打成两断截；把这一截完全附属于那一截，而自身无其意味。如我们原来生活是一个整的，时时处处都有意味；若一分，则当造房中那段生活就全成了住房那一段生活的附属，而自身无复意味。若处处持这种态度，那么就把时时的生活都化成手段——例如化住房为食息之手段，化食息为生殖之手段——而全一人生生活都倾欹在外了。不以生活之意味在生活，而把生活算作为别的事而生活了。其实生活是无所为的，不但全整人生无所为，就是那一时一时的生活亦非为别一时生活而生活的。平常人盖多有这种错分别——尤以聪明多欲人为甚——以致生活趣味枯干，追究人生的意义、目的、价值等等，其而情志动摇，溃裂横决。孔子非复常人，所见全不如此，而且教人莫如此；墨子犹是常人，所见遂不出此，而且变本加厉。墨子事事都问一个“为什么”，事事都求其用处。其理智计较算帐用到极处；就把葬也节了，因为他没有用处；丧也短了，因为他要害处；把乐也不要了，因为他不知其何所为。这彻底的理智把直觉、情趣斩杀得干干净净；其实我们生活中处处受直觉支配，实在说不上来“为什么”的。你一笑、一哭，都有一个“为什么”，都有一个“用处”吗？这都是随感而应的直觉而已。[7]

以上六点确实呈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质，然而，在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斗争现实中，“不计较利害的态度”与时代要求哲学成救亡武器是完全对立的；在西方工业体系和教育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现实中的重要因素的时候，“不认定态度”和“非确定概念”完全与工业体系的原则和教育体系的方法相对立。因这两个方面的对立，梁漱溟讲出的中国哲学的特质时，失去对时代的影响，但另方面却突显了时代哲学所忽略的东西：一种丰富而又灵活的“心性”。正是这种对中国心性哲学的独特体认，成为了新儒学的一种文化自信。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128～129页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149页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123页
[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127页
[5]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136页
[6]梁说：“这个态度问题，不单是孔墨的不同，并且是中国西洋的不同所在。”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138页
[7]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138～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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