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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合流与理学的形成:   宋元明清文化的四个方面之一

2013-08-16 15:11阅读:
宋元明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后期,中国夷夏天下观下中的基本样态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对立与一统。游牧文化一直有由广大草原带来的自由、动态、扩张的胸怀,农耕文化一直有由四季作业而来的安宁、静态、循环的心灵。二者的冲突,产生了中华民族的精彩活剧,二者的互补,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丰富性格。宋代以来,一方面宋代的都市、市民、商业、大众文化的腾升并由之而的文化转型,另方面有由元满而来多元融合的宏大气魄和世界眼光,由农业、游牧、商业而来的多方面的对峙、交流、融和,使中华民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演化时期,这一演化到了晚清,因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而起了新的变化。


一、三教合流与理学的形成
(一)儒释道三教:并立到合流
自佛教传入,道教产生,儒家即与释道以并置的方式存在和互动。而中华民族本有的包容性与和合性,决定了三教在并立和互动中各彰显出自己的特点,进入而演化为宋以后的三教合流。佛教在魏晋,就是与玄学的三玄,《老子》、《庄子》《周易》,进行互注互释而显出自己的特色。三国时牟子《理惑论》把佛陀与道教神仙和儒家三皇相比附。刘宋的明僧绍《正二教论》也是周孔、老庄、释迦并论,说前二者“诚帝王之师”,而后者“发穷源之真唱”。三教经典并读也成普遍现象,如梁武帝就是 “少时学周孔”,“中复观道书”,“晚年开释卷”(萧衍《述三教诗》)。陈寅恪说,南北朝就有“三教之目”,而到唐代“遂成固定之制度”[1] 入隋以后,隋、唐、宋三朝帝王的朝问屡进行三教辩论,使得
三教在术语、思维、理论框架上日益靠近,各自的特点也在统一的文化场域中得到突出。特别是宋代以来,在和合三教上,不但朝廷的帝王(如宋太宗、宋真宗等)很是热衷,儒释道的重要人物都在朝这方向努力。比如,在佛教方面有赞宁和契嵩,前者讲“三教是一家之物”《大宋僧史略》卷下,《大正藏》卷54);后者说:“儒释道一贯”(《大藏经》卷52)。在道教方面有张伯端和王嚞,前者讲“教虽分三,道乃归一”(《悟真篇序》载《道藏》第2册第914页);后者“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甘水仙源录》卷1,载《道藏》19册第726页)。儒家也正是从北宋始,吸收儒道的本体论而形成了声势巨大的理学。从文化的总体思想框架看,三教各有特点而正好互补,南宋孝宗《三教论》的话言简意赅地讲出了三教的特点和互补:“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重要的是,面对宋以来文化转型和多种冲突,佛教确在安宁心灵上起到作用,道教确在养生上有独特的功效,而家国天下的治理,儒家的纲常伦理确在发挥重大作用。中国思维的包容性不但在三教合一上起了作用,当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在明代有一定影响之时,著名伊斯兰经师兼著译家王岱舆一样地“以儒诠经(古兰经)”,强调学通四教(伊斯兰、儒、道、释)。
(二)理学的形成与内容
宋代儒家思想,在经济、都市、市民显出的文化转型新质中,在宋辽西夏金多朝对峙互动中,在与释道思想的日益合流的演进中,形成了理学。理学之初在周敦颐、邵雍、张载的思想中,明显地有吸取道教的强调以无为本并以术数的框架的宇宙论的方式,这体现在周敦颐把“无极”作为“太极”之本而太极两仪的世界演化中,体现在张载的“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张子·正蒙》)进而“乾父坤母”的宇宙说明中,更明显的体现邵雍用易理和易数对宇宙、社会、历史的解释与结构,同时也吸收了佛教的道就在自己心中的基本观念,闪耀在张载的“吾道自足”、邵雍的“以物观物”之中,更体内蕴在周敦颐对莲出污泥而不染的颂扬之中,这一对心性的强调,在程灏、程颐、朱熹、陆九渊那里得到了更明显强调。如果说,在周、邵、张三子那里,更多地感觉道教和易理的术语和构架,那么,在二程朱陆那里,更多有闪烁着佛教的简洁空灵。正是有佛教的“自我作主的启迪,理学摆脱了两汉以来儒学的注经主流,突显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经典上的优先位置,先四书而后五经,读经典以理义先为(在朱熹而集其大成),讲理义由吾心作主(到王阳明而达到顶峰),开启了理学的新方式。理学在宇宙论和心性两个方面把儒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宇宙论上,由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的道教型的具体框架,进入到一理万殊的佛学型的简洁把握。周敦颐的“万实为一,一实万分”(《通书》)的一多结构,在程颐那里简洁地体现为“理一分殊”,而朱熹则以禅宗的“月印万川”生动地说明了一问题。在这一理论里,道家的有无,佛教的色空,突出地体现为理学的体用。无极而太极,由无化有,以性为本,以情为用,自我作主,由内圣而外王,展开为修齐治平有天下胸怀。在心性论上,由周敦颐对“诚”的强调和张载的 “吾道自足”,到程颐宣称,“道”是用自己的心体悟出来的,最后到王阳明的良知说,儒家的心性论在理学这里得到了最高的宏扬。面对宋代以来文化转型和宋辽金并立的复杂环境,对于理学来说,如何立定本心,成为一个大问题,理学心性论对本心的言说,成为中国文化在宋以后的意识形识有核心和基础。这本心,就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整个结构中的“正心”,同时也是“为天地立心”(张载),自觉到“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一方面“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朱熹),另方面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张载)。
(三)以理学为核心的思想结构
在三教的各呈特点中,儒家以高扬“治世”为其鲜明的特点。而以理学思想表现出来的“治世”,一是心灵的坚定,二是儒家的纲常教化,三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的态度,四是经世致用的功利思想。理学思想向这四个方面展开,这些方面同时也产生出了与理学有所关联的其它思想,如宋代的功利思想,清代乾嘉学派、公羊学派等。这些思想关联着又补充着理学思想。从而这四方面组成了以理学为核心的思想结构。在心灵坚定方面,宋以后的思想是以理学为核心,尤以陆王心学成其体系,王阳明的由“吾性自足”而讲“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实际上讲的外部世界要通过心灵的体会,才能变成为我的世界,是与知行合一的方式,高扬了心灵的作用。他的良知论通过王学各派,王畿、王艮,乃至李贽的童心说,对明清时代士人主体性的突出起了重要作用。在纲常教化上。元仁宗开科举,以程朱理学思想为四书五经的标准答案,理学坚决维护的纲常伦理,在思想领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普及。在格物致知、实事求是上,理学从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教句,就有一种面向世界的高远胸怀,而朱熹的“格物致知”,继续着认识世界的进路。如果说,陆阳心学在认识世界上讲究通过主体而认定确确实实的世界的知识,那么,通过确确实实的古代文献而确证经典究竟讲的什么,变成了乾嘉学派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经世致用上,从宋代陈亮到明末顾炎武到清初的颜元到晚清的魏源、康有为,形成了具有体系性的具有功利性的经世致用思想。

[1]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 桂生 张步洲编《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6页;唐代法林《破邪论》有“暨梁武之世,三教连衡”;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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