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斤到斧到戉：中国之美的起源及特色（之五）

2017-03-07 18:2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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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戉：从壬到巫到王的演进
武器之斧升级为礼器之戉，在于戉比斧有更深厚的内蕴，即戉与中国型王权的出现紧密相关且共同成长。
远古产生的中国型的王，由历史的演进中，由聚落村主到地域共主到天下之王，其特点是什么呢？从文字学角度看，《说文》引了三人的话来释义，以孔子的话释字形：“一贯三为王”；以董仲舒和李阳冰的话释字义，（董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李曰：）“中画近上。王者，则天之义”。虽然这是以汉解古，但所言之义在深层内容上，却与远古之王的产生相暗合。远古之王，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众族群的互动和竞争中，在追求天地人的合和里，产生出来的。王的产生有很多内容，其中之一就是与戉相连。因此，古文字中，王的字形甚多，徐中舒列了七形，叶玉森列了九形，诸家还有多形， [1] 各种的王字，主要有两大解，一是（如徐中舒、叶玉森、孙海波所说）王作为最所首领之人的本形,所谓君也，大也。二是王字来源于三种构成首领之为首领的要件：其一是（

吴大澂、罗振玉、高鸿缙、朱芳圃等认为的）源于火，其二是（林沄、吴其昌等）认为的源于戉。其三是（高田中义认为的）从工。工论可汇戉论（参下面吴其昌说），从而是两论。两论在根本上有内在关联。火论诸家都以

（王）字下面

为“火”而从秦汉思想讲火与王和关系，与戉关联太远。其实“火”是天上的火（心宿），当火成为观象授历的时代，“火”曾成为历法的核心指标，族群首领成为作为天文系统的掌握者，“火”成为其标志。火的重要使之与两个重要的字关联起来，一是与“大”相联，成了“大火”，二是被冠以最重之星的名称“辰”。《左传昭公元年》讲了唐陶氏时代的商丘地区领导人阏伯“主辰”，即以大火（心宿）为重要标志，形成了“以火为祀”的地区性仪式。从而“大火”也成为了“阏伯之星”（《国语·晋语四》）。以火为历法象征的首领，在从由火象征到更普遍的象征的演进中，同时也由地区之巫而升级为具有普遍性的王巫。天相进入仪式和武器进入仪式的整体系统，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第一，根据各自因素在时代中的重要程度而进行安排，第二，各自因素又因具体的组合而相互渗透。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且有多样的呈现。各种因素都汇到王的象征体系，从而显示出了王字在字形的内涵方面的多样性。本文的主题是武器之戉成为仪式之戉。暂时撇开其他方面，而只从戉的演进逻辑来看其在王字形成中的作用。古文字中的王字：

（甲三三五八反）、

（甲二九O八反）、

（乙八六八八牛距骨刻辞）、

（205）、

（成王鼎），构成这方面的系列。以这一系列为基础，林沄《说王》讲：“王字的本形是不纳柲【即没安上柄】的斧钺” [2] ，吴其昌不但说“王字的本义，斧也”，而且说“工、士、壬、王，本为一字”词义“皆为斧” [3] 。吴的学说正好可以给“王”的历史演进以一方便性的逻辑组织。壬，《说文》曰：“与巫同意”，又曰：壬呈现为“阴极阳生”，以一种中国型的思维去看待天地万物。郭沫若说：壬，甲骨文为

，是“鑱”这种武器的初文 [4] ，因此，其具有巫的性质的阴阳思想当然也包含着武器之艺于其中。工，《说文》曰：“与巫同意”，而且与工艺的精巧和体会工艺与天地的规律相关，如徐谐注的“为巧必遵规矩法度，然后为工”。壬与工的结合，可以象征中国型的巫的特点。士，《说文》曰：“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这里包含了远古的巫在十月历中，完美地把与工艺相关的技术和规律用于一年的重大事务，即段注讲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惟以求其至是也。”高鸿缙说：“士即筮的初文。”[5] 其谋事待事是在远古的巫风下进行的。郭沫若说：士、且、土相通，且与祖相关，土与社相关，“祀于内者为祖，祀于外者为社，祖社二而一者也。”[6] 这正与远古的坛台中心阶段（如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中）的祖社一体相合，士乃各地域的共主。这里且按内在的理路，姑把最初的聚落之主称为巫壬（包括工的技术和壬对技术的整体性体悟），把各地域之主称为巫士，把天下共主称为巫王。用这一命名意在强调：远古中国在从壬到士到王的演进中，一直与戉相连。戉之观念之所在贯穿始终，不仅在于各地的生产领域中工具之斤里，对由工艺而来的规律性体悟，也不仅在于对地域战争中的武器之斧里由军事而来的规律性体悟，更在于各地区各领域的规律都关联着一个根本的天地规律。正是这一根本规律，各地与工艺关联为主的巫壬，演进为东西南北与武器关联为主的巫士，进而演进为以天下为一的巫王。当巫王以戉为象征之时，戉就从武器象征变成了王权象征，从而成为王戉。而王戉在由石而玉而青铜的演进中成为王钺。
在王钺阶段，由斧而展开的斧-父-甫-黼的美的体系，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可以说，中国之美，不仅是一种外在形式，而与整个文化的内容关联在一起，从工具之美的外观到武器之美的外观到礼器之美的外观,美都是一种文化内容的外在形式，这种外在形式与文化内容是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在钺为核心象征的王权中，美体现为一种（内容和形式合一的）威仪。因此，由斤到斧到钺的演进，是由内含着实践效用的工具的形式美，到内含着军事效用的武器的形式美到具有王权象征的礼器的威仪美。可以说，中国之美的起源，由从斤到斧到钺的演进中，就呈现了一种关联型的美。
然而，由王权的威仪美体现出来的中国的关联型之美，不仅是靠礼器的形式而来，还要靠王权之被信仰的内容，这一内容不仅现实的，更是天道的，因此钺之为王权象征的重要内容，是所内蕴的天道的内容。

[1] 参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第206-222页
[2] 《林沄学术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第3页
[3] 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第216页
[4] 郭沫若《释干支》载《郭沫若全集》（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第77页
[5] 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第316页
[6] 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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