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乐悬的概念体系：青铜乐钟的问题之二
2017-07-17 08:07阅读：
青铜乐悬的概念体系：簨虡、肆堵、宫-轩-判-特
从殷商时代殷墟编庸和南方大镛的二分，大镛呈现为镛与镈两种类型，到西周初年大镛在与编列的互动中升形出甬钟，镈在保持特镈地位的同时，与编列的互动而变形出纽钟。甬钟、纽钟、镈钟都进入编列，透出的是，在青铜乐钟的历史演进中，“编列”是历史潮流，正是一种历史的内在逻辑，使大镛改变器型成为甬钟，进入编列，镈钟自我重组，跃入编列。
编列之潮的产生，在于青铜乐器以编庸为核心重组音乐（编钟音乐）和重组文化（祖庙文化）。在音乐上包含两个方面演进：一是编列的演进，由殷商的3编列到西周的多编列，二是因编列的增多，编列的放置由殷商乐植到西周的乐悬的演进。乐悬是编列发展的结果，同时又给编列的发展规划了新的方向。可以把商庸的编列称为植鸣编列，呈现的是庸口朝上的乐植，可以把周钟的编列称为悬鸣编列，彰显的是钟口朝下的悬鸣。悬乐的新结构，以两套新术语体现出来，从编钟本身的结构安排讲：肆-堵，从政治对编钟结构的规定讲：宫-轩-判-特。
这两套术语又是建立夏代以来的簨虡这一术语的基础上的。因此，乐悬术语从体系来讲是，要加上簨虡才算完整。青铜乐器还处在铃的阶段时，由横杆（簨）竖柱（虡）结构而成的簨虡（乐架）只与磬鼓相关。夏初祖庙仪式中的编列，最初由磬鼓构成，簨虡用于磬，应是以悬挂为主，用于鼓，似应以树植为主。铃演进为庸，簨虡由悬磬植鼓扩演到放置编庸（在商文化的核心区殷墟）和大镛（在商时代处于文化边缘的南方地区），就商文化的整体而言，庸镛成为
祖庙仪式中编列的主体或核心。编庸是以树植为主的，因此，簨虡成为以树植为主。庸演进为钟，植庸演为悬钟，簨虡因而也转为以悬挂为主，这样，簨虡与乐悬内在地关联了起来。钟成为簨虡的主体，钟及其展开的甬、纽、
镈成为编列的主体。肆堵讲是在簨虡钟架上编钟（及其相关乐器）的悬挂组合，宫-轩-判-特是这一悬挂组合在室内形成怎样的空间结构。因此悬乐制度要呈现的，就是由，第一，作为悬挂编钟的挂架簨虡（即能悬之架）；第二，簨虡上编钟的组套和数量（即所悬之物）；第三，由悬挂着一定数量的簨虡，形成室内空间的具体结构：占占据四面的宫悬，占据三面的轩悬，占有据两面的判悬，只占一面的特悬（即由悬之架和悬之物组面的悬面）。理解了这一基本结构，就可以对自汉代以来就出现分歧的“肆堵”进行解释了。
由于周代悬乐有一历史演进过程，各地文化具有语言差异，当秦汉以后学人对之进行总结之时，对肆堵的解释甚有分歧。如果不死求术语本义如何，而重在通过术语把事实讲清楚，那么，可以如下解释：编钟一组（由之也可推及编磬一组）称之为肆，编钟（或编磬）挂在纵横结构的簨虡上，编组数小（如西周初期三件一组），横簨只一层即可，编组数大且不止一组，如曾侯乙多枚成组，共八组，呈现为横簨三层，簨虡一架，无论其簨是一层还是多层，构成平面空间，都称为堵。正如贾公彦疏《周礼•春官•小胥》曰：“云堵者，若墙之一堵。”可以说，肆是编钟成（编列之）组的基本单位，突出的是钟的组合。堵是由簨虡形成的面，面中簨可一层或多层，虡则是稳定的竖立结构，由此，郑玄注《周礼•春官•小胥》曰：“一簴谓之堵。”堵即空间中的一面。总而言之，肆堵讲的是所悬之钟（编列的组与数）与悬钟之架（簨虡不同层级）的组合。，强调组合里的编列之钟，可称肆堵，强调组合里的钟架，可称簨虡。在簴即堵即面的基础上，展开为乐悬的宫-轩-判-特结构，即《周礼•春官•小胥》讲的：“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郑玄综合郑众及他人的解释进行解说曰：宫悬即东西南北四面皆悬，轩悬即东西北三面悬，判悬即东西两面悬，特悬则只在东方一面悬。因此，肆堵，主要是编钟之组与簨虡之面的关系，宫-轩-判-悬则是簨虡悬钟形成室内空间各面的置呈结构。汉唐学人用西周的肆-堵和宫-轩-判-特两套术语去总结从西周到春秋末500年来的乐悬制度，在一肆有多少钟，一堵有多少肆，轩悬应是哪三面、特悬应在哪一面，产生了不同说法和相反意见，任一定义都会出现与考古材料不合的情况，在于乐悬制度是西周在夏商祖庙仪式和青铜乐器合一的音乐体系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要，总结出的一个原则：就是由编列构成组，组构成堵，堵在室内空间的四面应何展开。而一肆由多少件钟构成，一堵由多少组钟构成，堵的几面应怎样的编组或其他乐器构成，则由现实的具体情况而定。这具体情况关系到编钟编磬和其他乐器自身的演进。就编钟而言，就有西周初的3件钟一组，到西周前期晚段的4件钟一组，到西周后期和春秋早期的8件一组，到春秋中期的9件、10件、11件一组，还有8+8的两组一套或8+8+8的三组一套，以及9、10、11的多组一套……正是在组的构成件数增多的演进中，肆堵和宫-轩-判-特的具体内容都在进行着改变。这一演进和改变还包括作为悬乐结构的主体乐器在配置上的演进，如西周中期，编磬和镈纳入进乐悬之中，继而形成了：单用甬钟、编甬编磬合用，编甬编磬镈的组合的三个等级。
[1]
西周后期纽钟产生之后，呈现了三种组合形式：一是甬钟里8+8的组合，二是甬钟8与镈钟3的组合，三是甬钟8与纽钟8的组合
[2]
。进而言之，如果说，肆堵只涉及一面，是就主体乐器之钟而言，而讲一面以上，就有钟之堵与磬之堵的关系，以及钟磬与曾经紧密关联着簨虡的鼓的关系，还有钟磬鼓与其它乐器的关系。这样，肆堵和宫-轩-判-特是悬乐的基本结构，这一结构代表着青铜乐器进入音乐和文化核心的最后完成。这一完成是与由夏开始到商到周的政治等级制演进的完成，即西周封建制（天子、诸侯、大夫、士的政治结构）的完成，在观念内容上相适应。
从术语本身讲，悬乐制度的三套基本语汇，簨虡、肆堵、宫-轩-判-特，又内蕴着历史的演进，簨虡是从夏代就开始的祖庙仪式中心的乐架，即《礼记·明堂位》讲的：“夏后氏之龙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只是簨最初是悬植磬鼓的，殷商的编庸产生后，簨虡就与乐钟结合起来，树植成为主体，殷商编庸演进为西周编钟，乐钟开始以悬挂为主，而编钟编列演进和件数扩大，簨虡的层和面的出现多样性，肆堵概念重要起来。殷墟编庸三件一组，簨一层虡一堵就够植列一肆，因此，只用簨虡和肆堵两组概念就可以了，也可以只用肆堵就包括了簨虡在其中。但西周以后的编钟，不但钟的体系展开的甬、纽、鎛，而且编列也不断发展，这样只是肆堵或簨虡加肆堵就不够用了，于是宫-轩-判-特的空间结构术语产生了出来。宫-轩-判-特的编钟空间结构，不仅是一种艺术结构，而且是一种政治结构，四面宫悬是天子的威仪，三面轩悬是诸侯、三公的符号，两面的判悬是大夫、卿的标志，一面特悬为士所专用。因此，青铜乐钟从簨虡到肆堵到宫-轩-判-特的艺术形式演进，内蕴着夏商周的政治制度演进。
[1]参
王清雷《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第155-156页
[2]参
王友华《先秦大型编钟组合研究》（博士论文，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第1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