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乐器是后起的，它进入到原有的乐器体系之中，会被原有体系根据本有结构和新器性质，给予观念的定位。这一观念体系包括甚多的内容，但最重要最根本最简明的是从伏羲时代就形成体系的远古阴阳观念。青铜乐器从最初之铃始，被定性为阴。从铃到庸，则进入到亦阴亦阳的灵活之位，由庸到钟，最后基本上完成了由阴到阳的转变。这样，钟带着三种传统：阴、阴阳圆位，阳。当编钟消隐之后，钟作为乐器在多样功能中，根据具体情境可作灵活运用。从而也在对钟的定位上有不少的观念困惑。在远古的由铃到庸到钟的演进中，钟的观念演进却与时代主流思想的演进紧密相关。
青铜乐器最初之铃，包括相似的镯、铎、钲，与领导者或领导机构的令有关，令无论是政令还是军令，都具有威严和刑杀之性，在阴阳体系中属阴。《乐记·魏文侯》曰：“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铜铃产生的虞夏时代（从陶寺到二里头），社稷是仪式中心，社是与天相对的地，地属阴。铜铃进入虞夏乐器体系时，鼓磬占有中心位置，鼓在乐器体系中已经被定为与雷相同，是属天的天鼓，与地相对。雷最为重要是的春雷，它开启一年的季节，因此，鼓被定义为春分之音。钟进入乐器体系与鼓相对，鼓为天则钟为地，鼓为春分之音则钟为秋分之音。《荀子·乐论》曰：“声乐之象……鼓似天，钟似地。”《说文》释“鼓”曰：“郭也，春分之音，万物郭皮甲而出，故为之鼓。”释“钟”曰：“乐鐘也。秋分之音，物穜成。”从方位上讲，鼓为春，其方位是东，钟为秋，其方位是西，《白虎通·礼乐》把八乐与八方相配时，也是“鼓在东方……钟在西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