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历史烟尘背后人的高贵魂灵的叙事路径探索
——岳南系列作品以及新作《张伯苓》的阅读感悟
徐福伟
我与岳南认识有十
——岳南系列作品以及新作《张伯苓》的阅读感悟
徐福伟
我与岳南认识有十
新浪博客
几年了，在这十几年中我一直有个愿望，那就是想给岳南在我们百花社出一本书，我来做责编，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这是我十几年编辑生涯中的一大憾事，令我欣喜且欣慰的是，我们集团内的兄弟单位天津教育出版社率先出版了岳南的新作《张伯苓》，并且这书的策划和责编还是我认识十几年的编辑前辈王轶冰和袁颖两位老师，美术编辑是我们百花社的丁莘苡，正印证了鲁迅先生那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岳南是一位具有鲜明创作观的作家，从他的代表作《陈寅恪与傅斯年》到名满天下的“南渡北归”，再到今天分享会的主角《张伯苓》，都是关注历史大转折时期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深掘历史烟尘背后的作为人的灵魂叙事，是作为创作主体的岳南对世界、社会、历史、文化、人生的深刻理解，是对个体、时代、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命运的历史书写与精神建构。这些作品向内关注的是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性、人心、人道和人情，向外则是展现大时代、大转折背景下的精英知识分子个体的人生命运浮沉与生存境遇。岳南在创作的过程中，肯定是以“一种同情心同理心去贴近精英知识分子群体，走进其内心深处，了解其最为幽微隐秘的心灵深处的悸动，去捕捉精英知识分子生命升华的每一个瞬间。这正是对人性的基本尊重，也是对人物生存处境深切的体谅”。这充分体现了一位具有独立人格与创作观的大作家的悲悯情怀。
岳南系列作品以及新作《张伯苓》的写作是建构在打通虚构与非虚构的叙事路径基础上，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色就是文史不分家。“史学家范文澜将中华文明的精神特征归结为‘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认为前者起源于南方，多以诗歌形式表现；后者起源北方，多以历史形式表现，而‘史官文化’逐渐成为主流，以史学形式兼容了文学形式”。由此导致中国文学的叙事中呈现出鲜明的史传传统，这一点在历史小说以及传记文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种传统中，文学所赋予历史的，不仅仅限于史实叙事和人的言行记录，而是要有人的情绪抒发和情感表达，更要挖掘出人的生命意志与灵魂的惊颤，从而给予冰冷史实世界以鲜活生命世界的“温度”。也就是说历史仅是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骨骼和脉络，但文学却给历史赋予了血肉和情感，这一点在岳南系列作品以及新作《张伯苓》中有鲜明的体现。这些作品以现代性的创作主体视角重新打量过往历史中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以大量的鲜活的具有生命质感与痛感的细节来勾连历史与人生，一方面写出了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所具有的跨时代的人类共通的精神困境，另一方面挖掘出了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脊梁的倔傲魂灵的深厚家国情怀。
从叙事学角度而言，岳南系列作品以及新作《张伯苓》的写作成功在于两个关键词，那就是细节和情感。细节和情感是叙事性文学创作中绕不开的话题，也是每一位作者成长为作家所必须经历的路径探寻。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报告文学、人物传记，细节的传神、细腻、生动，无疑成为考验作者创作实力与作品成就的重要指标之一，正所“细节决定成败”。细腻的细节，都是颇具感染性的，能够在不经意中触发读者的心弦，从而打动读者。叙事性文学的真实建立在细节的真实之上。因为一部作品由成千上万个细节构成情节的。所以每一个严肃对待写作的作家都非常重视细节的独特和可靠。《张伯苓》中就有大量的细腻鲜活细节的呈现，比如张伯苓戒烟，张伯苓所经历的三易国帜，张伯苓默许并支持学校运动会中学生打出救亡宣传语气走日军驻天津最高长官，张伯苓在西南联大演讲消除外界所传的与蒋梦麟、梅贻琦的嫌隙，张伯苓与教育部长朱家骅的恩怨纠葛等。正是这些隐于历史烟尘的细节为我们塑造出了具有伟大高贵灵魂的大学校长的形象，并且他是可亲可敬可爱的，是深入人心的，能够拨动读者心弦的。
文学家孙犁有个观点，以为像《聊斋》这样的文学作品虽然是以文言文的呈现形式，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广为流传，解放前甚至是每个村里都会有几部《聊斋》，这是根源于《聊斋》的内容，它写出了人类共通的情感故事，是与“与广大人民心心相印，情感相通”的。我在读岳南系列作品以及新作《张伯苓》时也有同感——我觉得关注人类的内心情感世界的，尤其是带有普遍意义与价值的情感更是文学所关注的重中之重。这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典型传统与文脉，也是世界经典叙事文学的共通维度与价值。明代李渔说：“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从这个角度而言，岳南系列作品以及新作《张伯苓》所包含的情感是真挚的、深厚的、饱满的，表现精英知识分子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对于不幸的遭遇的悲叹与哀伤，还有对于家国情怀的坚守与执着。在《张伯苓》中，当张伯苓得知儿子驾战机殉职后说让儿子参军的那一刻就把他交给国家了，可惜未为国家做多大贡献就逝去了。这种痛彻心扉的丧子之痛与保家卫国的国人情怀交织缠绕在张伯苓的心间，令人唏嘘不已。当东北被日军觊觎后，张伯苓率先在南开成立东北研究会，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炙热情感，令人感动不已。我想，也许这就是岳南系列作品以及新作《张伯苓》能够与广大读者共情的重要原因。
（徐福伟，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小说月报》执行主编）
【注，喜欢《张伯苓 为师允公能》的读者，请到天津内山书店网上平台，以及当当、京东等平台订购。
岳南是一位具有鲜明创作观的作家，从他的代表作《陈寅恪与傅斯年》到名满天下的“南渡北归”，再到今天分享会的主角《张伯苓》，都是关注历史大转折时期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深掘历史烟尘背后的作为人的灵魂叙事，是作为创作主体的岳南对世界、社会、历史、文化、人生的深刻理解，是对个体、时代、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命运的历史书写与精神建构。这些作品向内关注的是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性、人心、人道和人情，向外则是展现大时代、大转折背景下的精英知识分子个体的人生命运浮沉与生存境遇。岳南在创作的过程中，肯定是以“一种同情心同理心去贴近精英知识分子群体，走进其内心深处，了解其最为幽微隐秘的心灵深处的悸动，去捕捉精英知识分子生命升华的每一个瞬间。这正是对人性的基本尊重，也是对人物生存处境深切的体谅”。这充分体现了一位具有独立人格与创作观的大作家的悲悯情怀。
岳南系列作品以及新作《张伯苓》的写作是建构在打通虚构与非虚构的叙事路径基础上，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色就是文史不分家。“史学家范文澜将中华文明的精神特征归结为‘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认为前者起源于南方，多以诗歌形式表现；后者起源北方，多以历史形式表现，而‘史官文化’逐渐成为主流，以史学形式兼容了文学形式”。由此导致中国文学的叙事中呈现出鲜明的史传传统，这一点在历史小说以及传记文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种传统中，文学所赋予历史的，不仅仅限于史实叙事和人的言行记录，而是要有人的情绪抒发和情感表达，更要挖掘出人的生命意志与灵魂的惊颤，从而给予冰冷史实世界以鲜活生命世界的“温度”。也就是说历史仅是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骨骼和脉络，但文学却给历史赋予了血肉和情感，这一点在岳南系列作品以及新作《张伯苓》中有鲜明的体现。这些作品以现代性的创作主体视角重新打量过往历史中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以大量的鲜活的具有生命质感与痛感的细节来勾连历史与人生，一方面写出了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所具有的跨时代的人类共通的精神困境，另一方面挖掘出了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脊梁的倔傲魂灵的深厚家国情怀。
从叙事学角度而言，岳南系列作品以及新作《张伯苓》的写作成功在于两个关键词，那就是细节和情感。细节和情感是叙事性文学创作中绕不开的话题，也是每一位作者成长为作家所必须经历的路径探寻。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报告文学、人物传记，细节的传神、细腻、生动，无疑成为考验作者创作实力与作品成就的重要指标之一，正所“细节决定成败”。细腻的细节，都是颇具感染性的，能够在不经意中触发读者的心弦，从而打动读者。叙事性文学的真实建立在细节的真实之上。因为一部作品由成千上万个细节构成情节的。所以每一个严肃对待写作的作家都非常重视细节的独特和可靠。《张伯苓》中就有大量的细腻鲜活细节的呈现，比如张伯苓戒烟，张伯苓所经历的三易国帜，张伯苓默许并支持学校运动会中学生打出救亡宣传语气走日军驻天津最高长官，张伯苓在西南联大演讲消除外界所传的与蒋梦麟、梅贻琦的嫌隙，张伯苓与教育部长朱家骅的恩怨纠葛等。正是这些隐于历史烟尘的细节为我们塑造出了具有伟大高贵灵魂的大学校长的形象，并且他是可亲可敬可爱的，是深入人心的，能够拨动读者心弦的。
文学家孙犁有个观点，以为像《聊斋》这样的文学作品虽然是以文言文的呈现形式，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广为流传，解放前甚至是每个村里都会有几部《聊斋》，这是根源于《聊斋》的内容，它写出了人类共通的情感故事，是与“与广大人民心心相印，情感相通”的。我在读岳南系列作品以及新作《张伯苓》时也有同感——我觉得关注人类的内心情感世界的，尤其是带有普遍意义与价值的情感更是文学所关注的重中之重。这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典型传统与文脉，也是世界经典叙事文学的共通维度与价值。明代李渔说：“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从这个角度而言，岳南系列作品以及新作《张伯苓》所包含的情感是真挚的、深厚的、饱满的，表现精英知识分子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对于不幸的遭遇的悲叹与哀伤，还有对于家国情怀的坚守与执着。在《张伯苓》中，当张伯苓得知儿子驾战机殉职后说让儿子参军的那一刻就把他交给国家了，可惜未为国家做多大贡献就逝去了。这种痛彻心扉的丧子之痛与保家卫国的国人情怀交织缠绕在张伯苓的心间，令人唏嘘不已。当东北被日军觊觎后，张伯苓率先在南开成立东北研究会，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炙热情感，令人感动不已。我想，也许这就是岳南系列作品以及新作《张伯苓》能够与广大读者共情的重要原因。
（徐福伟，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小说月报》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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