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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颂赞》辨疑

2009-06-08 20:06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312643723

[摘 要]《颂赞》篇是《文心雕龙》“文体论”之一。刘勰在此篇中，主要论述了“颂”和“赞”两种文体的本义、渊源流变及其写作要领等问题。本篇的疑点主要有三个：一是评价刘勰对“颂体”的阐释；二是对“四始之至，颂居其极”的内涵的解释；三是对刘勰“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的看法。本文立足于《颂赞》篇内容及“论文叙笔”的宗旨，从文论的角度出发，对这三个疑点加以辨析和阐释．
[关键词]《颂赞》； 颂体 ；四始之至；徒张虚论

《颂赞》篇属于《文心雕龙》中“论文叙笔”的部分，是“文体论”之一。刘勰在此篇中，主要依据“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原则，论述了“颂”和“赞”两种文体的本义和渊源流变，阐述了这两种文体的主要特征，揭示了他们的写作要领及体式要求等一系列问题。
“颂”和“赞”都是歌功颂德的作品，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刘勰将二者并列一起加以论述，把“赞”视为“颂家之细条”，并在具体的分析中，突现出二者在功能、体制、历史地位等方面的细微差别，这是符合历史实际和文体发展规律的。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已不再有“颂”和“赞”两种文体，但作为应用文的解说词、长幅楹联、科学小品，以及作为文学作品的诗歌、散文、歌词之中，仍然保留着颂、赞的一些传承基因，因此说，刘勰对颂、赞的写作原则和方法等的论述，对当今写作实践，仍不失借鉴作用。[1]（P127-128）本文在综合各家之说的基础上，立足《颂赞》篇原文，对其进行重新梳理，并围绕“颂” 存在的三处疑点进行辨析。

一、刘勰对“颂体”的阐释
刘勰在具体的阐释“颂体”的体义、流变及其写作要领的过程中，分别涉及到了远古时代的“颂”，《诗经》中的“颂”，民间的“诵”，以及秦汉以后的“颂”和“赋”等等。有的学者认
为，刘氏将“颂”、“赋”、“诵”三者是混而为一的；也有的学者提出，刘勰论颂体，又涉及到“诵”，是对文体认识上的错误。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刘勰对“颂体”的阐释，对以上论断作出辨析。
刘勰“释名以章义”，指出“颂”的本质特征是“美盛德而述形容”，这是沿用了《诗大序》的说法。《诗大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2]（P102）因此，刘勰对“颂”的渊源，首先追溯到了“歌颂帝王功德”的远古之“颂”，指出，“颂”作为一种文体，是源于经典的。然而，刘勰仅仅是将“远古之颂”视为“颂体”的萌芽，因为在他看来，“规式”的“颂”，有其更深层的内容和体式上的要求,这才是其论述的重心所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刘勰将《诗经》中的“颂”，与“风”、“雅”进行对比，指出，“风”和“雅”叙述人事，有正有变，但“颂”的体义在于“容告神明”、“颂主告神”，所以“义必纯美”，他称《鲁颂》、《商颂》为“宗庙之正歌”，而非“宴飨之常咏也”，认为《周颂》中的“时迈”篇，乃“规式存焉”。显然，刘勰是将“四始”之“颂”，视为“规式”之“颂”的；继而，刘氏又列举了“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认为它们都是师范经典、褒德显容的作品，乃“典章一也”，而对“班、傅之《北征》、《西征》”、“马融之《广成》、《上林》”以及“崔瑗《文学》、蔡邕《樊渠》”，刘氏则批它们为“褒过而谬体”、“弄文而失质”以及“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这就从正反两方面，进一步阐明、界定了颂体的基本内涵；最后，刘氏依据“颂”的内涵，提出了“颂”的写作要求，即要内容典雅、“辞必清铄”、“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唯纤情巧致，与情而变”。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刘勰所言“颂” 之“规式”，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曰“美盛德而述形容”，即通过“镂影摛声”，来表现形貌仪容，赞美、歌颂大功大德；二曰“容告神明”，即“颂”作为一种文体，是用于向神明禀告功德的祭祀活动的。三曰“义必纯美”，即“颂”的体制和内容必须要纯正美善。简言之，即以“模经为式”，同时要求“文理允备”。[3]（P124–128）
综观《颂赞》全文，刘勰正是以“颂” 之“规式”为标准，来评判“颂”的各种不同情况的，这里仅对民间之“诵”和汉魏之“赋”加以探析：
首先，对民间之“诵”的阐释。郑玄注《周礼》曰：“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4]（P176），指出“诵”具有“美德述容”之义。反观刘勰对“诵”的阐述，《颂赞》篇云“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丘明、子顺，并谓为‘颂’，斯则野颂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矣。”可以看出，刘勰之所以将“诵”作为“颂”来加以阐述，是与郑氏之意同，认为民间之“诵”，具有赞美、歌颂或者是“告神”的特征。然而，刘氏并没有将二者等同，而是指出了民间之“诵”“浸被乎人事”，兼有了讽刺的另一面，这一面不符合“规式”之“颂”的“义必纯美”之要求，故而刘氏将其称为“颂”的变体。对于屈原创作的《橘颂》，刘勰虽肯定其“情采芬芳，比类寓意”，但又因“覃及细物”、“降及品物，炫辞作玩”，因此亦将其归为变体。
其次，对汉魏之“赋”的阐释。祖保泉在《文心雕龙解说》中说到：“汉代重辞赋，多数写颂的能手本是著名的赋家，因此汉人论文，往往把‘赋颂’连文并列，表示两者的密切关系——汉代的颂是赋化了的颂。” [5]（P177）正因如此，刘勰在论述“颂”的过程中，与汉人时常混淆不清的“赋”进行了比较，他将那些不符合“美盛德而述形容”的“褒贬杂居”之“赋”，视为“末代之讹体”。并在总结“颂”的写作要领时，进一步明确了“颂”与“赋”的区别： “原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即“颂体”的写作，可以像“赋”那样铺陈文辞，但不能毫无节制，过分华靡。可见，在刘勰看来，“颂”与“赋”在都重视内容纯雅，文辞明丽光耀的前提下，“赋”较为强调文辞的修饰，而“颂”则更重视“文理允备”的特征。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刘勰对“颂体”的阐释，是以“模经为式”、“文理允备”，为评判颂体的标准的。正是由此标准和角度出发，刘氏将在内容或体制方面具有相通之处的“颂”、“诵”和“赋”放在一起加以阐释，清晰的界定了“颂体”的体义，凸现了“颂”之“美盛德而述形容”、“容告神明”以及“义必纯美”的内涵特性，把握了其内容“典懿”、“辞必清烁”的写作要领，进而突显出其与“诵”、“赋”的不同。其实，以这样方式看待颂体的，古今大有人在，近人黄侃就曾言：“《周颂》以容告神明为体，《商颂》虽颂德，而非告成功；《鲁颂》则与风同流，而特借美名以示异。是则颂之谊，广之则笼罩成韵之文，狭之则唯取颂美功德。” [6]（P72）这说明，文体论上的正误，需要考察其剖析的角度。
由此可知，那些认为刘勰将“颂”与“诵”和“赋”混为一谈的观点和指责刘勰对文体认识错误的说法，一是没有把握住刘氏衡量“颂”之义的标准和角度，另外是忽略了刘勰对“颂”、“诵”和“赋”三者之间的细微差别所作出的明确界说。故而，都是不确切的。

二、“四始之至，颂居其极”的内涵
刘勰在探及“颂”的起源问题时，首先与“四始”中的“颂”紧密结合起来。“四始之至，颂居其极”，主要阐述了“四始”之“颂”的地位问题。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歧义主要集中于对“至”与“极”两词的理解上，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解释，“至”、“极”二字义近，“至”即“最”；“极”即“至极，顶端”。全句释为，“《诗经》中的四始，以颂为至极”；
第二种解释，“至”为“极”；“极”为“结尾，最后一项”。全句释为，“四始是诗理之极，颂居于四始的结尾”；
第三种解释，“至”为“好，美，善”；“极”为“最好”。全句释为，“四始为诗理中之美，颂为四始之最好”。
回归文本，综合各说，笔者首先排除第三种观点中对“至”的解释。《毛诗序》在分述风、小雅、大雅、颂各体的命名由来后说：“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孔颖达《疏》云：“诗理至极，尽于此也”。[7]（P95）由此可见，“四始之至”，是言“堪称为‘四始’的风、小雅、大雅、颂，是诗理之至极”，故而，“至”为“极”、“最”，如果将其译为“美、好、善”，是不符合其渊源实际的。另外，从“至”本身的字义来看，有动词、连词、副词等属性，而无形容词之义，在此句里，它译为“极”、“最”，是用作副词，表示程度的，至于有的译者有时在其后加上一些形容词，那是译文时为了使句子达到完整，根据句意的具体需要而附加上的，并不说明其本身有此义。
对比第一和第二种观点，其分歧主要在于对“极”字的解释，而且可以看出，其不同理解，直接涉及到“四始”与“颂”的关系问题，第一种解释表示二者语意的递进，第二种解释表示二者的并列关系。那么，刘勰的本意到底如何，他是将“颂”视为“四始”之“极”，还是将其排列为“四始”的“末端“呢？
首先，刘勰在界定风、雅、颂的涵义时谈到：“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告神明，义必纯美。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在刘勰看来，“颂”体重在祭神，乃“宗庙之正歌”，不像风、雅那样有正、变之分，而是要求内容要庄重纯美，并称其为“文理允备”，“规式存焉。”由此可见，与风、雅比较而言，刘勰更重视将“颂”尊为至极之位。另外，从句式来看，严格地说，“四始之至”并不是完整的句子，“至”作为“最”讲，不是直接说明“四始”的，而仅仅是一种指示，等待后句作出具体的答复。因而，“颂居其极”，是对“四始之至”之中何者为至极问题的回答。而且从二者关系来看，后句是对前句语意的递进。
故而，笔者更赞同第一种解释，即“《诗经》中的四始，以颂为至极”。

三、对刘勰“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的看法
“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是刘勰对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论述“颂”的评价。据《吕氏春秋》记载：有人认为白锡使剑坚，黄铜使剑韧，白锡黄铜相杂铸剑，既坚且韧；又有人持异议，认为白锡使剑不韧，黄铜使剑不坚，两者相混不能铸成好剑。刘勰在此用“黄白之伪说”来评价挚虞之说，实际是喻指挚虞之说是前后矛盾的。但近年来，多有学者未赞同刘氏的说法，其中尤以张灯先生为甚，张氏认为，刘氏评论挚虞为“虚论”、“伪说”并黄白之喻，乃用语过重，属于不正确的批评，其具体理由大致如下：
1．挚虞之文与刘勰所论，属大同小异的情况：挚虞以为班固、史岑、杨雄、傅毅的五首作品类《诗经》之颂，虽有风雅之意却仍然是颂，与刘勰言其中四颂“或拟《清庙》，或范《扃》《那》”，“典章一也”完全合拍；另外，马融《广成》《上林》二颂，挚虞称其为“纯为今赋”，称颂则“失之远矣”，又与彦和亦斥其为“弄文而失质”合。
2．刘勰批评挚虞，仅仅因其提到有些颂“杂以风雅”却仍堪为颂而起的，而挚虞是从文体的流变和旁通着眼的。比如论赋，他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非常准确地说出了文体的发展变化，因此刘氏所论，实为过分。
3．有许多学者不赞同刘勰所论，例如敏泽指出：“后来的《文心雕龙·颂赞》篇的内容多采自颂论，各类文体的论述方法也大抵和《志论》相同”；黄侃亦言挚虞“于颂之原流变体有所未尽”；刘永济也称彦和“于诵、颂通用之故，有所未照，是以文意不免小疵”。[8]（P98-99）
关于张氏的论断及其理由，笔者并不予以赞同，亦有如下理由：
首先，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对“颂”的论述是这样的：“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杨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 [9]（P98）对此，刘勰在《颂赞》篇给予如此评价：“挚虞品藻，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而不辨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
反观张灯反对刘氏的理由，他首先将挚虞对班固、史岑、杨雄、傅毅等五首作品的论证，与刘勰对其中四颂的论证，以及挚虞和刘勰对马融《广成》《上林》二颂的论证，先后加以对比，最后得出，挚虞之文与彦和所论，属于大同小异。笔者以为，张氏扭曲了刘勰的本意，通过刘勰对挚虞之论的评述可以看出，其所言“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主要是针对挚虞的“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一句。至于挚虞对班固、史岑、杨雄、马融等人文章的阐释，刘氏并没有否认，而是称其为“颇为精核”。可见，张氏是扩大了刘勰对挚虞之文的批评范围。另外，刘勰称傅毅拟《清庙》而作的《显宗颂》为“典章一也”，是从颂体要求的角度对傅毅《显宗颂》的肯定；他批评挚虞的“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一句，是从挚虞语言的前后矛盾性而言的，二者并不矛盾。
其次，张氏认为彦和批评挚虞的，仅仅因其提到有些颂“杂以风雅”，却仍堪为颂而起的，因此称刘氏的批评实为过分。但通过刘勰对颂体流变的阐述可以看出，在刘勰看来，评判颂体的标准首先要以“模经为式”，《诗经》之“颂”是“美盛德而述形容”的，而“风”、“雅”却有正有变，故而“颂”与“风”、“雅”相比，更居“极至”。再看挚虞对傅毅《显宗颂》的评论，他一方面说傅毅之文与《诗经·周颂》相似，另一方面却又说傅文中“杂以风雅”，而且又未给予充分的解释和理由，这恰恰是与刘勰评判颂体的标准相违背，故而刘勰称挚虞之说为妄说，并不是过分之举。
另外，张氏引用了敏泽、黄侃、刘永济等文论家的论断，来证实刘勰之错。可如果对这些文论家的术语加以分析，不难看出，他们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对刘勰的文体论思想加以评议的，与此题并不属于同一层面的问题，因此不足以作为此题的论据。
[参考文献]
[1][3]林杉.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
[2]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1.
[4][5]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6]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8][9]张灯.文心雕龙疑义辨析举隅[J].贵州社会科学，1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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