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汤因比《历史研究》三个译本之我见
2018-02-22 09:29阅读：
虽然自幼就喜欢读历史书，而学生时代历史课的考试成绩也不算差，但对如何做好历史研究这项功课，除了阅读过梁启超、钱穆二位大家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各一种）能稍获启发外，大脑里基本还是近于空白状态的，而一位张姓书友曾经推荐的《历史的观念》（柯林伍德著、何兆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也一直没有真正的读进去过。尽管如此，提及汤因比《历史研究》这本书，早在2005年的夏季，当时的我仍然因为其开本特别的大、封面特别的花而有意留心过它，但最终却又惧于其卷帙的浩繁而嘎然止步。转眼间，就到了2011年即去年的9月。那时的我，又曾因为一时兴起地收集米歇尔·福柯相关著作的中译本，而无意间把“刘北成”这位译者的大名留在了自己的脑海里。
时光易逝，一眨眼间又有八个月的时间已成为过去，而一年一度的盛夏也即将伴随着端午节的临近而一同到来。这时的我，已经为注册会计师考试（CPA
）的教材迟迟不见到货而焦灼不安了好几天。就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枯燥无聊的我只好借助于书店里的闲庭漫步来打发自己的郁闷。于是，我的身影很快就出现在了嘉汇汉唐书城这个号称“西北第一民营书业”位于西安南郊小寨的卖场里。
与我到西安新华书店的图书大厦或钟楼书店的习惯一样，任何时候的我进入书店中的第一目的地肯定会与摆放文史哲类图书有关，今天也无例外。随后，当我在书店三楼社科馆摆放历史文化类图书的区域中无目的地游弋时，蓦然间发现《历史研究》的译本已经有一大一小的两个开本同时摆放在货架上，而其中的一个译本的封面上竟然也带有“刘北成”这位似曾相识的译者的大名。于是，我就再一次地因为翻阅《历史研究》这本书而停留在了这块此前已“到访”无数次的地方，最终也就促成了今天这篇文字的诞生。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自幼生活在一个历史学研究世家，母亲和伯父也都是历史学家，而汤因比本人的名字就来自于对其早逝的伯父的纪念。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的熏陶下，汤因比从小就热爱历史，并通过温切斯特学院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就读经历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1911年自牛津大学毕业后，曾留校任教。1915年后，为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1919年，出席巴黎和平会议后，在伦敦大学任拜占庭及近代希腊研究教授。1921年～1922年希土战争期间，任《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后将此经历写成《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1925年，成为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史研究教授，并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部主任，直至1953年。1955年退休后，一直专心致力于学术写作。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其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而其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分别于1929年至1967年两度来华访问，对中国文化有极高的评价。关于汤因比学术成就的总结，可参看《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一书，目前分别有两个译本可供选择：一是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3月出版、王少如与沈晓红合译；一是商务印书馆2012年7月出版、胡益民与单坤琴合译、周佐虞与章忠国合校。
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汤因比曾尖锐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而《历史研究》一书，即以文明为研究单位，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出发，将人类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纵观全书，汤因比对已知的至少二十一种文明按照过去六千年的可知历史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同时又根据将人类史视为一个整体的思考模式，对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加以描述，而大一统国家和大一统教会的建立也由此进入作者的视野；在此基础上，汤因比还广泛地考察了历史长河中各个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碰撞、接触和融合。
那么，为什么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呢？汤因比认为这是“现实需要”。由于技术上日新月异的进步，人类逐步消除了在空间上的距离，但这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天下一家”的和谐状态，而汤因比本人在有生之年（1889～1975）就曾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由此不仅看到战争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坏，而且深感人类的相互残杀给后世带来的紧张、不安、沮丧和暴力正将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境地。“为此，我们必须相互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直接的现在。”
与此同时，汤因比不仅从时间的纵向层次考察了人类历史，而且还在各个文明地理分布的横向层面保持了“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即：“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