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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少政先生书房留影
有很强的进取心，在行为上不加掩饰，这就是黄少政。一个1958年出生的人，到了天命之年，走起路来就像脚巴骨里带风，说起话来总是带着急风暴雨似的气势，他轻易不会容忍你在他瀑布般的语速、语流中插嘴，轻易不会容忍你的思维跑跳到他的脑筋前面。从他的言谈举止里，你会强烈感受到他的那么一股子恃才傲物的劲道。
那么，他所依恃的才能是何种才能呢？就是翻译。尽管之前他的一些翻译因限于有限的学术圈子而不被大多数人所知晓，现在，有了漓江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纪伯伦《先知》《沙与沫》新译这本书，读者便可借此而一窥他的翻译才华。
说起翻译，我们不能不先提及声望日隆的青海重量级文化人物陈登颐先生，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文字翻译生涯中，他先后从俄、德、英三种外语翻译了超过20多种的西方音乐理论和文学作品，尽管此前他在中国翻译界尚未博得大名，可是他曾经翻译的《世界小说一百篇》，在许多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专家、学者那里，至今还被视为翻译的典范和丰碑，直到最近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徐强还在他的新著中念念不忘地提及陈登颐先生，他说：书中好几部作品的中译片段都采用了他在《世界小说一百篇》中的译文。这当然也是比较后的郑重选择。此前我曾读过该集中的某些篇章，印象深刻。这次细读使我如入宝山，击节连连。当试图了解译家详情时，却发现对他的译品早有好评如潮，但关于译家本人的信息，却因其身处偏僻之地……所知甚少。在好奇心驱使下，2007年有段时间我曾多方寻访关于他的消息。承青海省前广电厅厅长、作家王贵如先生等热情寄赠有关资料(王先生的报告文学《奇人陈登颐》几乎是之前仅见的一篇公开文献)，并苦心搜集陈先生译作，我大致了解了这位译坛奇人的曲折经历与非凡文章。当年这位只有中等学历的年轻人，结婚三年后因右派言论被从繁华大都市上海发配到青藏高原，抛妻别子孤身在大柴旦镇中学任全科教师长达26年。在孤寂中，他以一人之力译出皇皇160万言的《世界小说一百篇》。我按捺不住钦敬与感慨，写下一篇小文在网上发布……2008年以来，关于陈的报道和研究集中出现，今年(指2011年，笔者注)早些时候，黄少政先生的《中国译界的“睡谷传奇”》一文在《青海作家》和《青海日报》先后刊出(这无疑是目前关于陈先生翻译贡献的最佳叙述与研究)……在这些文章中，时见“字字珠玑”“活色生香”“译姿俊逸”“庖丁解牛”等语，并称其耸起了一座“严谨、谦逊、执著和沉静无言的丰碑”。这些，不都是对“完美”境界的另一种诠释吗？我庆幸于自己没有错过这几臻“完美”的译家译品，更欣慰于陈先生的道德文章终于渐为人知。在译本书第六章时，案头一直放着《死者》的译文，陈先生优雅传神的译笔每每使我沉浸到小说那沉郁的意境中去，感觉是在和遥远的达格达坂山下那位纯洁而博学的隐士神交。
最近，群众出版社决定重印陈登颐先生1998年翻译的、60万字的英国侦探小说名作《月亮宝石》，出版社经过认真比较，目前国内已有的几个翻译版本里，陈登颐先生的译本仍然是最为精彩的。而且，北京一家出版社还将出版陈先生的翻译旧作。经过时光磨洗而愈发精光四射的陈登颐译作，无疑已经臻及著名学者钱钟书所说的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化境”———“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黄少政是我省继陈登颐先生之后的一位译界新秀。他的大致履历是：1964年随父支边举家迁往青海海西某劳改农场，在该地度过十年童年、少年时代。1974年高中毕业往青海南部草原下乡三年。1977年入上海外语学院学习，1982年本科毕业于上海外院，1987年再度毕业于四川大学外语系研究生班，现为青海师范大学外语系副教授。
黄少政能在外语翻译上练得一身功夫，除了他超出常人的刻苦学习，也跟他在海西的岁月里，曾经亲炙缴济东(新中国成立前北大英语系的高材生，专攻莎士比亚戏剧。小时候上过私塾，能背《四书》、《五经》)、陈登颐先生这样的外语高才而获益良多。文学翻译绝不是一般人想当然以为的只是语言文字的简单转换。更何况在黄少政的理解里，他一直认为：如果翻译的公分母是文字表达，那么，一流的翻译应该低于一流的创作(朱生豪之于莎翁)，但是一流的翻译绝对高于国内二流三流的创作。作家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坦言：“假如中国现代文学上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
卡里·纪伯伦(1883———1931年)，是我国广大读者熟知的黎巴嫩诗人、作家和画家。有学者做过一个统计：在1983———2004年的二十多年里，仅内地出版的纪伯伦翻译作品至少就有25种以上。1931年就读美国卫斯理学院(一所拥有全面教育的私立女子高等院校)的冰心留学归来后，首次引介了纪伯伦的两部重要英文著作《先知》与《沙与沫》。从此，清雅古丽的冰心译本在其后80年里，由内地、港台的多家出版社多次再版，成为经典译本。
黄少政之所以不畏前贤、继踵重译这两部国内翻译出版最多的外国名著，是他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名家和跟风翻译的那些不名之家的译本里，看出了陈陈相因的讹误和他不能容忍的各种失真隔膜的转译。用他的话说：纪伯伦已然成了现代汉语和中国翻译的标高和试金石。他要重译纪伯伦，就是想纠正文学翻译史上一些重大的误会，澄清纪伯伦80年来滥译欠译的迷雾，还给诸多中国“纪迷”一个更为真实可信的纪伯伦文本。
黄少政悬置的标杆可谓高矣，他就是要在人们公认的高度上，显示出一个青海人不输于发达地区的才俊们所抱持的文化自信、文化眼光和翻译才干。
记者在采访黄少政时问他何以有这般的自信，他说是青海给了我生命的底色，高原人心灵世界特有的苍茫感、浑厚感是别的地方的人所不具备的，正是这种经过天磨地砺的强悍感受和浩茫粗砺的体验，让我得以进入纪伯伦的世界。在阅读、翻译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的过程中，黄少政形容他整个的人就像灵魂附体了一样。那种全身心投入《先知》、《沙与沫》文字世界的炽烈感应，仿佛打通了他所有的感觉器官，在极度亢奋、极度敏锐的状态下，他好像孙悟空练就了一副金睛火眼，于是，在他看来目前的各种译本存在以下普遍的通病：一是语言苍白，近似口水，原本流荡在纪氏行文里的那种饱含虔敬、敬畏情怀的宗教意蕴遭到了全面屏蔽；二是原本文本富有吟诵的特性付之阙如，翻译出的韵腔气韵不足，气势疲软。他说他这个译本最让他得意的地方就是把翻译纪伯伦的最高境界，还原为一种具有“圣经般简洁”文风和具有“圣言”语气、铿锵的内在节奏和鲜明的吟诵特质全新译本。只有这样，才能让读者真切地体验到寓深邃的哲理内涵于端庄大气，语言醇美、精炼、隽永、典雅的“纪伯伦风格”。
记者为此比照了几个版本的译文，确实从中感受到了一种原来各种译本所罕有的内蕴和一种神性的感觉，不妨略举《告别》中的一节，权且尝一脔肉而知一鼎之调：
———冰心译文：是的，我要随着潮水归来。虽然死要遮藏我，更大的沉默要包围我，我却仍要寻求你们的了解。而且我这寻求不是徒然的。假如我所说的都是真理，这真理要在更清澈的声音中，更明白的言语里，显示出来。阿法利斯的民众啊，我将与风同去，却不是坠入虚空。假如这一天不是你们的需要和我的爱的满足，那就让这个是一个爱的应许，知道践言的那一天。人的需要会变换，但他的爱是不变的。他的“爱必须满足愿望”是不变的。所以你要知道，我将在更大的沉默中归来。那在晓光中消散，只留下露水的田间的烟雾，要上升凝集在云中，化雨下降。我也不是不像这雾。
———钱满素译文：是的，我将与潮汐同归。虽然死亡会隐匿我，更大的沉寂会包围我，但我会再一次寻求你们的理解。我的寻求不会徒劳无益。我若说出了什么真理，那真理将会以更清晰的声音，以和你们思想更接近的语言，自我显示。我将与风同去，阿法利斯的人民啊，但并不堕入虚空。倘若今天未曾满足你们的需求和我的爱，那么让它成为另一天的许诺。人的需求会变，但他的爱不变，以他的爱满足他需求的希望，也不会变。所以你们知道，我将从更深的沉寂中归来。晨雾在黎明消散，在田野只留下露珠，但它还会升起，凝集成云，化雨而降。我也未必不像这晨雾。
———黄少政译文：是的，我会随潮水而归。死亡在遮蔽我，更大的沉寂包围了我，我依旧希望和你们能心心相印。但愿我的希望不是奢望。如果我说出了真相，我的声音会变得更清晰，我的言说会更契合你们所思所虑。我要随风而去了，但我不会坠入虚空中。如果今天你们的愿望并没有获得满足，你们并没有体验到我的爱，那么我就再立下一个誓言，直到有一天你们心满意足吧。人的需求会不断变换，但他的爱却矢志不移。爱就要爱得其所，此情同样矢志不移。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明白，我会在更大的沉默中归来。黎明时分，朝曦开始渐渐散去，田野里露珠晶莹闪光，再一次蒸腾而起，化作云团，雨水会再一次降落在大地。我不正像那清晨的朝曦吗？
有人这样感慨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发展水平，既取决于作家的努力，也有赖于编辑和翻译们的汗水和心血。黄少政说他目前正在着手三个翻译项目，两个中译英(有关花儿和文化演讲方面)，一个英译中(《新约》)。在他人生的河堤，译海的波澜正在一叠一叠的铺展开去。
陈登颐和黄少政，一前一后，一老一少，如同双子星座一般，他们擎起的翻译标高，必然会让外界的人们对当下的青海文化生态刮目相看，让许多处于文化优越地位的人，让那些仅仅知道青海长云暗雪山的人们，开始心悦诚服地仰视这片土地上业已被青海人创造着的一个个文化上的高度和奇迹。(本文刊登在2012年3月23日的《青海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