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对“母亲”的固恋——浅析张洁作品中的母女之情（三）
2016-07-20 16:57阅读：
三、丧母的哀伤
张洁的文学更年期在1991年戛然而止，那一年，她的母亲张珊枝离世。张洁曾说过：一个人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要比在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而对常人来说，一个人到54岁，丧母的情绪不会像张洁那样撕心裂肺、天塌地陷。
毕竟，人到中年，她的社会、家庭关系往往变得十分庞杂，个人的情感势必会受到各方关系的牵扯。到了这一时期，从血缘和生命传承的角度看，子女应是是一个人最大的牵挂和希望；爱情或称夫妻之情也该算是个人情感世界不可缺少地成分；朋友间的友情，到一个人中年时也已日趋稳定；除此之外，事业或许也能成为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支柱之一。总之，中年人对母亲的感情更多的是牵挂而非心理上的依赖。丧母之痛，如张洁这般的痛彻心扉，怕只有作家一人而已。
对张洁而言，54岁的她并不具备一个中年人应有的心理财富：女儿久居国外，彼此牵挂常有，而依赖难求；爱情失落，苦恋20余年的男人并没有给她一个理想的婚姻，对张洁而言最好的对策就是“忘记”爱情。值得庆幸的是，张洁的事业既能满足她的生存需要又能满足她的精神需求。但，事实即是如此吗？我认为并不尽然。她曾说过：“我八十年代的作品，好的不多，那时心境不对。《沉重的翅膀》发表后，天天都有权威人士打电话，让有关部门把你弄进监狱、开除出党……如果一天到晚不得不应付诸如此类的事情，还谈什么文学的追求？”
[11]
可见，如果作家要坚持自己的文学追求，势必要忍受外界的压力。对于内心敏感、脆弱的艺术家来说，这种压力似乎要比实际的情况还要大得多。更何况，作家这个身份对于张洁不只是艺术追求，也是职业。追求与面包之间选择题，一次又一次摆在她的面前——这是一个让她陷入两难境地的职业。我们不能忽视，文学创作给予张洁精神上的愉悦，但，外界的压力、生活的实际要求难道不会让她感到痛苦吗？
张洁一步步退守“原生家庭”，她的固恋之情一步步由对“公共母亲的固恋”向“对血缘上的母亲的固恋”转移，最终在张洁母亲离世时爆发出来，并且张洁对“血缘上的母亲的固恋”要比任何一个阶段对“公共的母亲的固恋”都要深、要重——最终到达了母亲固恋的最深层次“乱伦共生”。“对共生依恋的人来说，他很难清楚地感觉到他与主人之间的区别……共生的形式越极端，就越
无可能认识他们两人各自的独立性。”
[12]对于具有共生固恋情结的双方来说，不管是主体还是客体，她们都很难厘清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感受往往是混同的，她们分不清是“母亲爱我”还是“我爱母亲”；也不能弄清对母亲的固恋是在爱母亲还是在爱自己。一个人共生固恋的对象并不一定要与主体共同生活、朝夕相处，也可能不常与主体接触，甚至不以生命的形式存在。所以说，张洁母亲的离世并不影响张洁共生固恋情结的持续，母亲的去世反而使她埋藏在潜意识里的情绪爆发出来。
“散文是与创作主体的生命律动一脉相承的非虚构性文本，这之中，决定叙事态度的一个基本力量是心理力量。”
[13]从1991年张洁丧母开始，哀伤的情绪便弥漫在她的文字之中。《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何以解忧，唯有稀粥》、《幸好还有它》、《母亲的厨房》、《哭我的老儿子》、《这时候你才算长大》等一系列散文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对母亲无尽的怀念，这些散文充满真切的情感，不事雕琢，给人一种张洁又回归纯情少女时代的错觉。实际上，这只是她的“固恋”情结的一次迸发，且这种迸发因源自作家内心的失落而来不及雕饰文字。
张洁童年的经历的确给了她“恋母”情结滋生的土壤，而母亲对张洁的爱与依赖也促使她们之间的关系结合得日益紧密。从张珊枝给张洁女儿唐棣的信中可见端倪：“一想起你妈一个人留北京，她的思想上有那么多痛苦的负担和压力，把她丢下（尽管是几个月）我也不忍心。”
[14]可见，她的母亲对张洁注入了太多的情感，母女二人相互为依靠的情感关系无疑助长了张洁的恋母情结。
张洁对母亲承受的苦难，往往是感同身受，甚至可能放大这种痛苦，以至于自身难以承受——“每每想起生活给母亲的折磨，我就仇恨这个生活”⒁张洁自觉地将这种加载在自己的身上。而生活带给张洁的痛苦并不比她的母亲少，幸运的是，这些难以抵御的痛苦都有共担者——母亲。“她还是会用她老迈的身躯为我抵挡一切。那是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肯为我这样做。”[15]
作家的这种真情流露简直与“乱伦固恋”中的其中一种病理特征如出一辙：“人可以用多种方式使其固恋合理化：为她服务是我的义务；或者，她为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并且，我感激她给予我生命；或者，她遭受了那么多的痛苦；或者，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16]这种病理特征与独立性和完整性相冲突，具有“乱伦固恋”情结的人不能对外在的世界开放，而是在无形中受到母亲的束缚。他们未能从心理上脱离婴儿的状态，恋母的潜台词即是回归母体——张洁对母亲的爱抚也会感到“我觉得自己像是重回到襁褓中的婴儿，安适地躺在妈的怀里”。[17]其实，恋母的之中指向的是回顾子宫的欲望，而回归子宫和过去的渴望同时也是死亡的欲望。“乱伦固恋”与“自恋”和“恋尸”三种情结的最极端的集合即“衰败综合征”的最终指向就是死亡。
作家不只一次地表明，她的生命在母亲去世时就已经结束。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表达看做是一个作家文学化的情感流露，也可以认为这是她潜意识中某种死亡欲望的显性呈现。最初的巨大悲恸促使张洁写出了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张洁在这部作品中，回忆了母亲从生病到去世这段时间里的种种细节和情绪变化，其中充满了作家对母亲的愧疚和懊悔。哀伤的情绪弥漫了整部作品。这之后，张洁逐渐从哀伤的情绪中爬了出来，这之后的一系列散文记录了她的心路变化，呈现出一种对生命的淡漠感。
“我也特意留下9月19日的《北京晚报》，因为上面载有北京市殡仪馆推出的几个可供选择的陵园，我想，早晚有一天妈的骨灰再也不能和我一起住在我的卧室里，我都没有了，又何谈我的卧室？我得及早为她寻找一个好些的去处，等到我也归西的时候连猫一起搬过去。
我们就齐了。”——《幸好还有它》
母亲的去世，对于张洁而言是再一次的成长，现实逼着她必须完成心理上的独立，尽管这对于人到中年的作家来说非常残酷，但这份疼痛是必须忍受的。
“最后你明白了你其实没有人可以指望，你一旦明白这一点，反倒不再流泪，而是豁然一笑。于是不再空想母亲的热面汤，也不再期待情人的怀抱，并且死心塌地关闭了电话。……自此以后，你再也不怕面对自己上街，自己下馆子、自己乐、自己笑、自己哭、自己应付天塌地陷的难题。……这时候你才算真正地长大，虽然这一年你可能已经七十岁了。”——《这时候你才算长大》
张洁的觉悟最终可以总结成一句话：“爱人是可以更换的，而母亲却是唯一的”。[18]这句话在《无字》中得到了最为全面的诠释。《无字》以墨荷一家四代女人的生命轨迹为线索，回顾了中国现代社会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在这里，风云起伏的民族历史，各式各样的男女情爱，这些在文学作品中被作家们长写不厌的经典素材已经退为整部作品的背景，作为墨荷、叶莲子、吴为、禅月这些女性组成的“母系家族”的衬托而存在。
在《无字》中存在着两组相互映衬的母女关系——墨荷、叶莲子母女和叶莲子、吴为母女。在小说中，叶莲子幼年丧母，并没有得到多少亲生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但主人公吴为始终认为叶莲子一生无师自通的高雅品味和良好修养都来自墨荷的遗传。甚至，母女二人在临终前的最后一滴眼泪都如初一辙。这并不仅是作家在小说创作时设定的一个巧合而已，它反映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张洁是一个血缘论者。她对母亲们的描写都显露出一种女儿对母亲的崇拜。这种崇拜是不可动摇和背叛的。“除母亲形象外，他对任何人，无论男子或女子表示爱恋、兴趣和忠诚都是一种犯罪。”
[19]这种罪恶感来源于她对于母亲的爱，也来源于对母亲的恐惧——对母亲的爱和恐惧始终是相伴而行的——对母亲的“固恋”程度越深，背叛母亲的罪恶感就越强烈。因为背叛母亲的人在他们看来是不配有好结果的。这种执拗的思想也一直存在于张洁的潜意识之中，并映射在《无字》中吴为的命运上。
所以作者始终对吴为和胡秉宸的爱情保持着一种批判的态度。特别是在描述叶莲子的那本专门记录胡秉宸对待吴为种种低劣表现的笔记本时，作家对那本“变天账”的态度十分友好，简直是期待这样一本可以真正把吴为从爱情迷梦中拉出来的武器出现。特别是对操刀者——“母亲”叶莲子更是无限感激。
这一幕母亲“救治”女儿的场景，其实是作家再借母亲之手解开那场“生死爱恋”的假象。之所以选择母亲这个角色，是因为作家在心理完全相信并依赖着“母亲”。无论“母亲”以何种方式出现，拯救女儿的任务只能由母亲完成，这也是张洁对母亲“固恋”的一种体现。
吴为最终的结局像现实中的作家本人一样——退守原生家庭。只是作家给了吴为一个更为严重的惩罚：让吴为在丧母、失婚后疯狂而死。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惩罚看作是作家对自身结局的最坏估计和最终的惩罚。
在《无字》之中，吴为对母亲的固恋最终物化为“塬”。没有退身之地的吴为最终认可了“塬”是她和母亲的最后的停泊地。
“黑暗中，她的塬像她的妈妈那样，以一尘不染的纯净包裹着她，保卫着她，并从另一个世界招回许多远走的灵魂，陪伴、飘飞在她的周围，像她自小在光明世界中受到的惊吓，一刹间消散得无影无踪。”[20]
对母亲庇佑的渴望最终落在了“塬”上，可见，吴为一生未能走出母亲心灵的“塬”。她发疯后口中始终念叨着“妈妈”，也印证了她的情感和生命都最终皈依于“母亲”。对母亲的固恋在张洁的小说中被发挥到了极致，同时对“母亲的固恋”的最恶性的形式“乱伦共生”也体现了出来。
四、结语：
在《无字》之后，张洁显然不再纠结在对母亲固恋的情结中。看来张洁丧母的哀伤已经通过文字的渠道得以，这个年逾七旬的“女儿”也可以独立地生存下去。但愿作家能像她自己所说：我不过是个朝圣的人，/来到圣殿，/献上圣香，/然后转身离去。/却不是从来时的路返回原处，/而是继续前行，/并且原谅了自己。
注释：
[1][2][12][16][19]埃里希·弗洛姆著，范瑞平、牟斌、孙春晨译：《人心——人的善恶天性》，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4]张洁：《何以解忧，唯有稀粥》，《张洁文集•散文随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5]李子云：《我的船》，《方舟》，北京出版社，1983年。
[6]张英：《真诚的言说——张洁访谈录》，《北京文学》，1999年。
[7]张洁：《他有什么病》，《张洁文集•中短篇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8]王蒙：《清新穿透与永恒的单纯》,《人大复印材料》。
[9]埃里希·弗洛姆著，范瑞平、牟斌、孙春晨译：《人心——人的善恶天性》，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0]王绯：《张洁对母亲的共生固恋——一种文学之恶的探源》，《文艺争鸣》，1994年。
[11]张英：《真诚的言说——张洁访谈录》，《北京文学》，1999年。
[13]王绯：《张洁对母亲的共生固恋——一种文学之恶的探源》，《文艺争鸣》，1994年。
[14]张洁：《母亲的厨房》，《张洁文集•散文随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15][18]张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17]张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20]张洁:《无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参考文献：
[1]张洁：《无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2]张洁：《张洁文集•中短篇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3]张洁：《张洁文集•散文随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4]张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5]埃里希·弗洛姆著，范瑞平、牟斌、孙春晨译：《人心——人的善恶天性》，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饶翔：《近十年张洁研究述评》，《江汉论坛》，2004年。
[7]徐岱：《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8]尚静宏等：《中国女性文学教程》，现代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9]周志雄：《中国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
[10]戴锦华：《“世纪”终结：重读张洁》，《文艺争鸣》，1994年7月。
[11]王蒙：《极限写作与无边的现实主义》，《读书》，2002年第6期。
[12]陈娟：《女性救赎的失落——张洁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
[13]王绯：《作家与情结》，《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3期。
[14]张英：《真诚的言说——张洁访谈录》，《北京文学》，1999年。
[15]吕智敏：《张洁：告别乌托邦的话语世界》，《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
[16]王绯：《张洁对母亲的共生固恋——一种文学之恶的探源》，《文艺争鸣》1994年7月。
[17]秦晋：《命运沉重的吹拂——评张洁的长篇小说〈无字〉》，《当代作家评论》，2002 年第 5 期。
[18]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9]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0]王虹艳：《女性历史、母亲情结与爱情拯救——<无字>的女性主义解读》，《艺术广角》，2005年第6 期。
[21]周晔：《爱到无字——张洁真爱理想的建构与结构》，《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