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内河淘洗的真珠——冯至《十四行诗》解读
2010-01-15 15:38阅读：
生命内河淘洗的真珠——冯至《十四行诗》解读
《十四行集》是冯至写于1941年的二十七首十四行诗。说起这二十七首诗的写作缘由，冯至在写于7年之后的《序》(原载于1948年8月《中国新诗》第3期)中说：
“1941年我住在昆明附近的一座山里，每星期要进城两次，十五里的路程，走去走回，是很好的散步。一个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看的好像比往日看得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得格外丰富。”
但很长一段时间诗人并不曾作诗，可见，那些“想”并不是为诗歌创作而“构思”“沉思”，而是体验（看）后的一种习惯行为。这样的“看”是随性而为的，自然由此生发的“想”也诗漫无边际的。诗人说自己从1930－1940年大约十年不曾写诗，这十四行诗是缘于一次偶然“一个冬天的下午，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故人的鵩鸟梦，我就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可见，诗人开始十四行诗歌的创作，有偶然性的因子，这种偶然性的因子也从某种意义上证明，冯至的十四行诗歌并非刻意的“冥想”、“沉思”而的来。是那些久积在内心的“生命体验”，
是自己的内心里渐渐感到一个要求，一旦释放出来，便一发不止。
“有些体验，永远在我的脑海里再现，有些人物，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有些自然现象，他们给我许多启示。……由于这个念头，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民妇，从远方的千古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与我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的，对于每件事情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
诗人所说的“有些体验”是一种“再现”，其实是指其20年代的《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里那种带着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刻骨的情爱体验和那种孤独的生命体验。冯至的诗歌延续了早年诗歌的某些传统，依然个体的生命体验，但是。其内涵和外延，远远不是20年代那种孤独的生命体验和悲苦的情爱体验所能概括的。在外延上，诗人加以横跨的拓展，在内涵上，予以纵深的开掘。
冯至的“生命”这一所指，其外延是巨大的：是一
个大的生命统一体，包括灵长的人、动物、植物、有生命的、无生命的，包括一条河流。一段小路，更包括某个瞬间、每个时刻。无论是伟大的人—歌德、梵诃、蔡元培、鲁迅、杜甫还是卑微的人——原野的村童、老妇或者普通的战士，无论是作为灵长的人类还是卑微的初生小狗、鼠曲草、小树甚至昆虫，诗人都赋予其鲜活而迥异以生命形式。这种生命意识的形成缘于德国五年的留学生涯。
1930年留德，诗人接触了许多诗人，“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的“有些人”是指哪些人呢？首先当推里尔克。1931年，在德国求学的冯至翻译了里尔克的书简《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可以说，这十封信对冯至的诗歌思维的影响是十分大的——他“……购买六卷本《里尔克全集》，从里尔克为人为文的态度看到自己的缺陷”。尽管早在1926年冯至读到里尔克的《骑手》时候，就觉得“是一种意外的、奇异的得获”，但是那时候，诗人并没有充分认识里尔克，以为里尔克“不过是一个新浪漫派的、充满北方气味的神秘诗人”，直到去德国留学，读了里尔克的全集以及翻译了《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后，冯至才明白“他在那时已经观察遍世上的真实，体味尽人与物的悲欢”，于是“他怀着纯洁的爱观看宇宙的万物，他观看玫瑰花、罂粟花；豹、犀、天鹅、红鹤、黑猫；他观看囚犯、病后的与成熟的妇女、娼妓、疯人、乞丐、老妇、盲人；他观看镜、美丽的花边、女子的命运、童年。”里尔克使冯至明白，日常生活并不贫乏，诗人的宝藏，就深藏在日常生活中间。日常生活出现的一切事物，构成了诗人的生命的真实。
这里有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的影响，冯至的博士论文是以他的诗歌为研究对象，在文中他引用诺瓦利斯的话“我们的身体是世界的一部分……宇宙完全是一个具有肉体、灵魂和精神的人的存在相似物。人是宇宙的缩写，宇宙是人的延伸。”诺瓦利斯将宇宙看作生命看作一个具有肉体、灵魂和精神的人的存在的相似物。人是宇宙的缩写。因此，在他眼中，万物皆有“灵”有生命，同时，宇宙万物与人密切相“关联”。诺瓦利斯这种将自然“生命化”的诗思维，深深地影响了冯至。
如何去体验呢？里尔克认为“……虚心地侍奉他们，静听他们的有声或无语，分担他们人们都漠视的生命……他呢，赤裸裸地脱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观看……里尔克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发现许多物体的灵魂，见到许多物体的姿态；他要把他所把握住的这一些自有生以来、从未被注意到的事物在文字里表现出来……”
里尔克给予诗人冯至的是一种崭新的体验世界的方式：“脱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观看”的方式，要以一种“纯洁的爱”来发现事物的“灵魂”，而尤其要把握一些细微的事物。并且，在诗歌中，情感并不是诗歌的主要表现内容（表现情感是浪漫主义诗人的特长和重心，诗人冯至早期诗歌便是如此），诗人需要的是“经验”，这种经验其实是一种生命体验。而正如蓝棣之教授所说：“这个‘生命’并非抽象的哲学概念，并不是想象或虚构的，这个‘生命’是有生命的……”，无论是伟人—歌德、梵诃、蔡元培、鲁迅、杜甫还是卑微的人——原野的村童、老妇或者普通的战士，无论是作为灵长的人类还是卑微的初生小狗、鼠曲草、小树甚至昆虫，在诗人笔下，他们的生命是鲜活而灵动的。
诗人像里尔克一样，用一颗“纯洁的心”和谦虚的姿态去观察宇宙中的万物，去感知它们的高贵“灵魂”，因此诗人把秋风中的“有加利树”看作自己的“引导”，希望“化身为你根下的泥土”（《有加利树》）
；为那卑微的“鼠曲草”祈祷，因为它“躲避着一切名称 /过一个渺小的生活 /
不辜负高贵与洁白
/默默地成就你的死生”（《鼠曲草》第四）冯至在《一个消逝了的山村》里提到这草“在这谦虚里没有卑躬，只有纯洁，没有矜持，只有坚强。”⑩
这些草和树，都与冯至的生命密切相连，它们是冯至生活中很熟悉的事物。而《几只初生的小狗》，是冯至听说来的一个日常生活细节，诗人不仅以一颗细微、谦卑的心去看生活中的一切事物，而且，对于人类社会，他也丝毫没有回避，但他没有从政治或者社会的角度（相对于原始的眼光）去写那些悲剧性生存的人们，没有像艾青一样（那样的悲悯是自上而下），去写北方原野的苦难的人们，却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原人”的眼光打量他们，倚着自己的独特体验，用自己的眼睛来捕捉那一瞬间的情形“我觉得他们好像从古来/就一任泪水不住地流/为了一个绝望的宇宙”（《原野的哭声》。《看这一对对驮马》里，由驮马的走过，诗人想到了人类自身的旅程，也是冯至个体生命的过程：“我们走过无数山水/
随时占有，随时放弃”，从故乡河北琢县，来到北平，又由北平来到东北，后来返回北平，又远赴德国，山山水水走过，带不走一草一木地走过。原野的小路，因为充满了生命而活泼（《原野的小路》。诗人赞美过那些伟大的人，也不望那平凡而普通的小战士，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个体形式。
诗人善于抓住生命中那些瞬息消逝的一刻的体验，以诗歌来为它们定型，使之有了永恒的意味。诗人对出现在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笑容”，一次“拉手”（《威尼斯》），都有深切的感受。仰望着天空的飞机，诗人便有了故人鵩鸟的梦想，诗人便有了《那个旧日的梦想》，一次空袭警报，于和煦的阳光下展开，诗人与人同行避难，与一般的避难诗不同，诗人想象：“我们来到郊外
/ 像不同的河水
/融成大海”，这个特殊的境遇，让诗人觉得应该珍惜因为它使得人们消除了差异，第一次共同承担同样的命运，然而，暂时的逃亡命运并不能消灭个体的独异性，空袭过后，“那些分歧的街衢
/又把我们吸回去
/海水分成河水”。危险过后，生活依然。走着熟悉的路，联想它几千年的生命，它们亘古的生命里，就包含着我们的生命，它们早已把我们纳入它们的生命里（《这里几千年前》），那样幽居的生命，那样熟悉的面容，然而这林间的路有许多陌生，它们还有如许我们未曾发现的隐藏，即便是熟悉，偶尔想起也会突然产生一种陌生感觉。
有时候，诗人会站在高高的山颠，
在这矗立中，那些过往的生命体验渐渐涌上来，走过的山山水水都仿佛已经内化成了自己的生命，成生命紧密关联的一部分，正如脚下的远景、平原、路径，这些山和水，因为“我”走过，它们就有了某种联系（《我们站在高高的山颠》）。冯至在自己的散文中反复提到这种缘于生命体验的“联系”：“人和人，只要是共同吃过一棵树上的果实，共同饮过一条河里的水，或是共同担受过一个地方的风雨，不管时间或空间把他们阻隔得有多么远，彼此都会感到几分亲切，彼此的生命都有些声息相通的地方……”可见，诗人对于人与物，人与自然的那种“联系”并非缘于哲学概念，而是来自自身深切的体验。生命中有过几次颠沛流离，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而对于内敛而敏感的诗人，尤其无法忘怀。那些在自己生命中出现过的人和事物，都已经成为自己生命密不可分的部分。
冯至的诗歌里发展和超越了20年代诗歌的爱情、孤独的生命体验。
20年代那些刻骨铭心的情爱和孤独的个体体验，依然能在40年代的十四行诗里寻觅到踪迹。一个人的精神气质，是很难在短短的数年改变的。孤独的个体体验，来自个性气质的影响。少时家境的中落，母亲的早逝给父亲造成的悲苦以及继母的去世，使得诗人养成一种内敛的精神气质和孤独的个性：“……父亲一遍遍讲着母亲的故事，泪眼模糊地直到夜深。——我骤然觉得宇宙之大，父子两个是怪孤孤零零的”“直到现在，我却一向是小心谨慎地生活着，同辈少年中‘不可一世，舍我其谁”的气概，我从来不敢有“，甚至说“明天我要从社会里取消我的‘人’的资格，我要悄悄在他身边做一个完全的‘儿子’”，
“虽说世界需要进步，人总要勇往直前，但想来想去，总不大像是我所能办到的事。贫贱的人最容易心虚，因为他尽望里边看；望里边看得多了，外面的世界便不是他的了”
如果说，在20年代，诗人是沉浸在这种个体的生命孤独之中无法解脱，命运，如同绿衣邮差手中的那封无法知晓内容的信，那么，在《深夜又是深山》，尽管诗人依然无法彻底从孤独内世界里出来，但诗人要求的是超越那种个体孤决，希望走出“狭窄”，将“心”安置在
“大的宇宙”里，这个大的宇宙，其实就是宇宙万物组成的那个庞大的生命体系。
十四行诗里同样可以看到早年情爱体验的痕迹，但更多的是升华。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里将创作的动机或者说“文艺的基础”看作为两种力量冲突的结果，一种是“创造生活欲求”，它是“突进不息的生命力”，而另一种力量，则是“强制压抑之力”，这种两种力的冲突，不仅表现在自我生命力与外界的强制力之间，同时“人类是在自己这本身中，就已经有着两个矛盾的要求。”，这就是各种法则和因袭的道德同生命力的冲突。简言之即“灵与肉”的博弈，是很多人经历的苦楚。
冯至的早期的诗歌，则大多是这样苦闷的“象征”，是从绝望而苦涩的情海中，用尼采似的强烈的“灵”——生命意志的灼照，蒸发出来的海盐的晶体。如果说，冯至早期的诗，无论诗抒情短诗还是长篇叙事诗，是晚唐诗人李商隐的杜鹃鸟嘴角滴下来的鲜血，它夺目而苦楚，浓郁而惨烈；那么他后期的诗歌，被人称为“沉思的诗”则是浩淼沧海之中、茫茫皓月之下千年明珠渗出的晶莹泪滴，是蓝田上空暖暖的阳光下，弥散着神性的光辉的玉石，当玉被蒸发成烟，需要沧海桑田的变幻，亘古的暖阳的灼照，需要经历几番生和死的脱落，蜕变。蚕一样，蛇一样蜕变，推进，出新。
冯至的诗歌，正如蓝棣之教授所说，是生命的体验，而并非人们所一贯认为的“沉思的诗”。这种生命体验还体现在他对情爱的审美上。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寻出他情爱生命体验的走脉。他四十年代的诗歌，是他二十年代情爱生命的那条“蛇”，那条“蚕”脱皮、蜕变的结果，只是它经历的蚕茧岁月里寂静、澄明的净化、顿悟，生命如同飞蛾一样，去掉了沉沉的束缚，断念，才有轻盈的诗意栖居于大地的飞舞。而这种蜕变，缘于晚年歌德的影响。同时也得益于里尔克。诗人从里尔克那里学来了处理疯狂的感情的方法，冯至也许觉察出了自己的精神危机，《寺门之前》的那个枕着腐烂的裸体女尸的僧人的变态的心理，已经出现了某种征兆，诗人说：“在若瓦利斯死去、荷尔德林渐趋疯狂的年龄，也就是在从青春走入中年的路程中，里尔克却有一种新的意志产生。他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无涯涘的海洋转向凝重。”正是这种意志以及十四行体式给诗人很大的启发。
《十四行集》的第一首是《我们准备着》。李广田在《沉思的诗——论冯至的<十四行集>》里认为冯至的十四行诗是“沉思的诗”。“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是“生命的颤栗，是灵魂中一次新的经验之完成，或者说一个宇宙意识的觉醒，假如你乐意，你也可以说这就是那最容易被人误会的灵感。”从全诗的内容来看，那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并非李广田所说的神秘的“宇宙意识”，而可以理解为诗人从20年代就一只等待的情爱的奇迹，两性的结合。蓝棣之教授对李广田关于冯至的诗歌“沉思的诗”的两点论据进行了质疑：他说认为冯至“把他在宇宙人生中所体验出来的印证于日常印象
”其二，“看出那真实的诗或哲学于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蓝棣之教授认为，这两句话应该改为：“一、他体验日常生活中那些与生命发生深切关系的人和事；二、他对生命有深刻的体验，但只写出个人感受。”
蓝棣之教授否定了李关于冯至诗歌思维的看法。冯至的十四行并非是将宇宙人生中的哲理印证于生活，冯至学习里尔克那种
“赤裸裸脱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来看”的察物方式，“他要把他所把握住的这一些自有生以来、从未被人注意到的事物在文字里表现出来。”
可见，日常生活的事物，并非诗人在宇宙人生中体验到的哲理的印证，而是反过来，是一种经由“原始”观察产生的发现，这发现的内容是独特的、个人化的，诗人“这一个”的深切体验。并且，诗人从日常看到的，并非是“哲学”理念或理论，而是一种与生命密切相关的“体验”
诗歌个性生命体验，其实是有渊源的，早年《昨日之歌》里有一首诗歌《狂风中》其实这首诗里的“狂风”与《我们准备着》里的“狂风”有着某种深切的联系：
“无边的星海
更像狂风一般激荡！
几百万颗的星球
一齐沉沦到底
剩下了牛女二星
在泪水积成的天河
划起轻妙的小艇
唱着哀婉的情歌
原有一位女神
把快要毁灭的星球
一飘瓢，用天河的水，
另洗出一种光明
这首诗的内涵十分明朗，表达了诗人对爱情的渴望，以浪漫主义手法借助神话的方式进行，那么到了《我们准备着》这首诗里，似乎是这首诗的感情呼应：
我们准备着深深底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
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这里，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并非如李广田所指的“宇宙意识”，而是20年代《昨日之歌》中的《狂风中》里所说的“有一位女神”“一瓢瓢，用天河的水/另洗出一种光明”，即让有情人成眷属，“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其实也是复指“意想不到的奇迹”，只是诗人用一种宇宙现象来指称，使得这首诗隐隐有了一种“宇宙意识”或者说有了一种哲学意味，但这只是读者的领悟，并非诗人的初衷。如果断裂地来读这首诗，不免产生一种“形而上”的意味。
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
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
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
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
诗人想象自己曾经向往过情事，那曾经爱过的人，在那奇迹出现的瞬间，紧紧拥抱，但这种历经岁月变换的晚来的拥抱，全然不似初恋的甜蜜、激情，更多的是夹着过往岁月各自的悲欢，这些悲欢本来是汹涌的感情浪潮在两人的心里翻滚，但是诗人运用了“里尔克”式的“雕塑”方式，将流体变为固体。
第三节的内容，与里尔克在第四封信里的内容相一致：
“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
它们经历了一次交媾
或是抵抗了一次危险
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
里尔克谈到“性”的时候，认为：
“那些生命借以自新的一切深的、单纯的需要”，“动物和植物中一切的美就是一种爱与渴望、静静延续着的形式；他能够同看植物一样去看动物，看他们忍耐而驯顺地结合、增殖、生长，不是生理的享乐也不是由于痛苦，只是顺从这个需要，这个需要比享乐与痛苦伟大……人们要更谦虚地去接受、更严肃地担负这充满大地一直到极小的物体的神秘，并且去承受和感觉，它是怎样重大和艰难……”在这里，冯至的诗句，也许是从这里得到启示，对动物的性与人类的情爱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去看，发掘了一种普遍的经验，像动物一样，“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
狂风乍起，彗星出现”，即，守候爱的奇迹。
再如《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中，实际上是诗人成长的蜕变的体验。青年时代的疯狂、和杂乱无章的情怀，在日渐成长后，归于平静，如同蝉蜕，从幼稚的躯体脱落。“蚕”是冯至早年诗歌的一个典型或者说是一个核心性的意象，蚕吐丝的意象，正如同诗人在20年代的青春年华里，吐出满腹的情丝。而到了40年代，35岁的诗人历经了人生的磨练，走向成熟和平静。在无边的寂寞里如同等待蜕化的蚕一般忍耐而寂静。如里尔克认为：“艺术家是：不算，不数；像树木似的成熟，不勉强挤它的汁液，满怀信心地立在春日的暴雨中，也不担心后边没有夏天来到。夏天终归是会来的。但它只向忍耐的人们走来……”冯至的这首被人认为是经典的“沉思的诗”的诗，从某种意义讲，可能来源于里尔克的启示。冯至在异国他乡的求学历程中，经受了寂寞、孤独，然而也升华，洗却那个迷茫、情感脆弱的旧我，重新来看待自己“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
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将自己看成一棵不断成长的树，将自己的旧我，看作“残壳”。
和爱人在一间生疏的房子度过亲密的夜晚，
亲密的体验让生命如同窗外的原野一样博大而充满生机，生命在此过程中得到洗礼一般，充实而新鲜。它“一望无际”但是“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而分别又不期而至，不得不挥手作别，而这别并不再是悲苦和意味着情爱的死亡（在20年代的冯至的眼中是这种感觉），而是“降生”，（《别离》），那些熟悉的面容，总是在梦中反复出现《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在深夜听着“夜雨”沉沉（《深夜，又是深山》回想起十年前的往事，在“暴雨”中的小茅屋里，生存的艰难，恶劣的社会环境，是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和不安感“我们紧紧抱住
/ 好像自身夜不能自主/ 狂风把一切吹入高空 /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
/只剩下这微弱的灯红 /
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这种暂住性思想，并非产生于先入为主的哲学观念：杀那与永恒，而是，作为敏感而内敛的诗人，在经历了情感的颠沛流离和人世的悲欢后，又置身于那种恶劣的社会现实种，渐渐产生了一种生命中无处不在的“惘惘的威胁”。而那样的环境中的一盏灯，它醒目而温暖，这一霎时的感觉深深嵌入诗人的生命中，由“刹那”获取了永恒的回忆。
冯至诗歌的体验性其缘由一方面是独特的成长环境里养成的敏感、细微、内敛的个性气质所致，同时与诗人的情爱生命体验密切相关，而这种个性气质和经历一找到与自己契合的精神向导——诺瓦利斯，而尤其是里尔克和晚年歌德，它就会在诗人心底沉淀成一种坚实而强大的创造能量，当诗人的生命进入沉潜期的时候，这种创造的力量就会挥发出来，因此诗人在1941年写成了27首具有艺术魅力的十四行诗，在文学史上散发出璀璨的光芒，因为它是诗人生命的结晶，从诗人勃发的内河淘洗出来的珍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