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阅读：尹吉甫与《诗经》（上）许士杰

2016-08-27 11:4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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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吉甫与《诗经》（上）
许士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反映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的社会生活，跨度近600年。
据《尚书》记载，《诗经》中最早的诗篇为周公姬旦所作的《豳风·鸱鸮》，大约写于西周初期；《诗经》中最晚的诗篇是《陈风·株林》，大约写于春秋时期中叶（据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诗谱序》记载）。

《诗经》的产生

那么《诗经》是怎样产生的呢？有采诗说、献诗说和删诗说三种说法。
采诗说——
是说周王朝为了了解民情，从民间采集诗歌。
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汉书·食货志》记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大意是：每年的初春，冬天聚居在一起的百姓，将要分散到田野去，从事生产劳动。这时，采诗官就会摇着木制的大铃巡视在路上，向百姓采集民歌，然后将采集到的民歌献给朝廷的乐师，配上乐曲，唱给天子听。所以说，周天子足不出户而天下事尽知。
战国时期，齐人公羊高﹙也称公羊子或公羊寿﹚编撰《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五谷毕，人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采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下。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大意是：庄稼收割完毕，百姓就整天呆在家里，男女同住在一个巷子里，夜晚相邀在一起，搓绳纺线。从头年十月到次年正月底，男女有所怨恨，就聚集到一起来歌唱，饥饿的人唱歌，希望能得到食物，劳作的人唱歌，赞美他们所做的事情。男人六十岁、女人五十岁还没有孩子，官家就免费给他们提供衣服和食物，然后要他们到处去采诗，采来的诗歌记录下来后，从乡间移送到小城镇，又从小城镇移送到诸侯国，诸侯国最后把诗歌交给周天子。所以，周天子不出大门，尽知天下百姓之苦；不下朝堂，就知四方的形势变化。
献诗说——
是说周王朝为了考察时政，命令诸侯百官献诗。
春秋鲁国人左丘明编撰《国语·周语》中（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记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大意是：因此，天子处理政事，让公卿、大夫直到列士都献诗，盲眼的太师献乐章，记事史官献文献，乐官少师进箴言，瞍者（瞎子）朗诵，矇（眼睛失明）者吟咏，百工谏诤，民众的议论辗转上达。
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在《诗集传》中写道：“是以诸侯采之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大意是：因此，诸侯采集诗歌献给周天子，周天子把接受的诗歌让乐官配乐演唱，以考察社会风气的好坏，了解朝廷政治的得失。
删诗说——
是说孔子对《诗经》进行过整理、删改和润色。
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大意是：古时《诗》有三千多篇，等到了孔子生活的年代，他删掉了其中重复的部分，取其可以用于礼义教化的部分。孔子首先选择了有关契（殷商的祖先）和后稷的诗歌，其次选择了记述殷和周兴盛的诗歌，还选择了描写幽王和厉王衰败的诗歌。他选的第一首诗歌是抒写男女爱情的篇章……三百零五篇，孔子都能用琴瑟伴奏而加以歌唱，并求得合于《韶》、《武》、《雅》、《颂》的音乐。人们从此可以得到礼乐并遵循它，从而使王道完备。于是，孔子编成了六艺。

《诗经》的内容
《诗经》所写内容非常丰富。
倚秋千的博客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向〈诗经〉取经》，其中写道：《诗经》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祭祀典礼，战争徭役，定都建国，燕飨欢聚，狩猎耕耘，采摘渔牧，君王贵族，将军大夫，君子淑女，农夫商贾，思妇弃妇，游子隐逸，初恋思慕，闺怨春情，幽期密会，洞房花烛，迎亲送葬，怀人悼亡，草木鱼虫，飞禽走兽，莺啼马鸣，风萧雨晦，波光山影，火山地震，祈祷祝愿，占卦圆梦等等，其信息量之大，文献价值之高，令人惊叹。
可以说，《诗经》对当时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反映，这在世界古代诗歌中独一无二。
我们知道，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不仅是中国的文化巨人，而且也是世界的文化巨人。孔子曾经亲自参与过对《诗经》的整理和编纂，应该说，他对《诗经》的评价最具有权威性。
那么，孔子又是怎样评价《诗经》的呢？
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孔子评价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见《论语·为政》）大意是：诗的全部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想纯正，没有邪念。
对于《诗经》的总体特征，孔子评价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见《礼记·经解》）大意是：观一国之民性，即可知其教化。如果百姓性情平和，待人接物态度温厚，说明是深受诗之教化的缘故。诗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的功效，作为教化的工具实在是最佳良策。
对于《诗经》的社会作用，孔子评价说：“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见《论语·阳货》）大意是：诗可以激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可以交往朋友，可以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
对于《诗经》的教育作用，孔子评价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曾有这样一段描写：“(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孔子问鲤：‘学诗乎？’鲤对曰：‘未也。’孔子接着说：‘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大意是：孔子曾经一个人站着，他的儿子鲤快步地走过庭院。孔子看见鲤后，问：“学习诗了吗？”鲤回答说：“还没学。”孔子接着说：“不学诗，就不会表达。”孔鲤退下去，开始学诗。
《诗经》在先秦时代称为《诗》。汉朝初年，汉文帝、汉武帝设 “五经博士”，也就是设立了《易》、《书》、《诗》、《礼》、《春秋》五位经学学官，专门负责讲授儒家学说。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增加到十四家，后来有“五经十四博士”的称谓。他们推崇《诗》、《书》、《易》、《礼》、《春秋》，把这五部书尊为“经”，从此确立了《诗经》的名称，并沿用至今。

《诗经》与尹吉甫
《诗经》是一部奇书，而这部奇书却与一位古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就是尹吉甫。
那么，尹吉甫是干什么的呢？
尹吉甫是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2年)的太师，太师是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之首，又名太宰，相当于后来的丞相，是天子之下的最高官职。他文韬武略，治国安邦，周宣王曾经赞美说：“中兴佐命之臣，炳炳麟集，而维武经文，内安外攘，舍吉甫更莫与竞，颂诗者心窃企慕焉。周室中兴，盖内史尹公勋居多。”大意是：复兴周朝辅佐天子的大臣，出类拔萃，能文能武，内安外攘，除了尹吉甫再没他人了，写诗颂扬尹吉甫的人私下仰慕着他。周朝复兴，内史尹公立下的功勋最多！周宣王对尹吉甫的这个称赞是非常高的。
那么，尹吉甫是哪里的人呢？
可以明确地说：尹吉甫就是房县人。最权威的证明见于大量的文献记载和大量的实物依据：
林尹、高明主编的《中文大辞典》（台北中华学术院出版）中记载：“尹吉甫，周房陵人，宣王臣。宣王中兴，尹吉甫奉命北伐猃狁，逐之太原而归。”大意是：尹吉甫是周代房陵人，周宣王的大臣。宣王中兴时期，尹吉甫奉朝廷之命向北攻伐猃狁，尹吉甫率领的军队把猃狁赶到太原﹙古地名，非现在的山西太原﹚以北地区后，返回。
舒新城主编的《辞海》(中华书局出版)称：“尹吉甫，周房陵人，宣王修﹙治理﹚文武大业，进迫﹙逼近﹚京邑，奉命北伐，逐之太原而归。”大意是：尹吉甫是房陵人，周宣王经营文治武功的大业，猃狁逼近京城，他奉朝廷之命率兵向北攻伐，把猃狁赶到太原以北的地区后，返回。
臧励龢等编纂的《中华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出版）称：“尹吉甫，周房陵人。”大意是：尹吉甫是周代房陵人。
明代薛刚编纂的《湖广图经志》称：“尹吉甫，郧阳房州人，死后葬于房陵青峰。”大意是：尹吉甫，郧阳房陵州人，死后埋葬在房陵青峰。
明代陆应旸主编的《广舆记》记载：“吉甫祠、墓俱在房县，世为房陵人。”大意是：尹吉甫祠堂、坟墓都在房县，世代都是房陵人。
明代万历版《郧阳府志》﹙即《郧阳府旧志》﹚载：“周尹吉甫，房陵人，宣王时封太师，食邑于房。吉甫有文武才，入为卿士。时猃狁内侵，王室浸弱，王命吉甫帅师伐之。吉甫与仲山甫协赞，内修外攘，迄奏肤公定王国，周道赫然中兴，诗人为之六月之章歌之，列于小雅，卒葬于房之青峰山，今碑坟在焉。”大意是：周代尹吉甫是房陵人，宣王时被封为太师，并把房陵封给他作采邑。尹吉甫有文武之才，进入朝廷后就成为高级官员。当时猃狁向周发动侵略，而周王室衰微，宣王就命令尹吉甫率兵征伐。尹吉甫与仲山甫协助辅佐宣王，内修政治，外除凶寇，最终取得了大功，安定了国家，周朝国势明显提升。诗人写《六月》篇章来歌颂尹吉甫，并将此诗收入《小雅》。尹吉甫去世后，被埋葬在房陵的青峰山上，现在碑和坟都在那里。
清代同治版《房县志》记载：“尹公庙，城西南六里，祀周尹吉甫……”大意是：尹公庙，在房县城西南方向六里的地方，专门祭祀周太师尹吉甫……
至于实物依据，后面还要讲到。
尹吉甫生活的时代，距今已经2800年，因年代久远，加之“秦火之灾”，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详细地了解到尹吉甫的生平事迹了，但从留世不多的史料以及多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我们仍然能够大致地描绘出尹吉甫的生平主线。
尹吉甫主要生活在周宣王统治时期。周宣王的父亲周厉王是一位暴君。周厉王继承王位时，周朝国势已经衰微了，诸侯不朝，西北游牧民族又常来侵扰。针对这些情况，厉王做了一些改革，比如，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把京都四周的山林川泽收归国家控制，结果既损害了中小贵族的利益，也损害了国都平民的利益，他们认为这些改革是“暴政”。公元前841年，西周国都镐京发生了“国人暴动”，厉王遭到国人驱逐，随后逃到彘﹙今陕西霍县﹚，成了一位流亡天子。周厉王被驱逐之后，召公、周公共同主政，这一时期被称为“共和行政”。公元前828年，厉王在流亡中死去。于是，他的儿子姬静在大臣的拥戴下继承了王位，是为周宣王。周宣王上任后，起用了尹吉甫、仲山甫、方叔、召虎等一批能臣。此后，周朝国势渐渐有了起色，后世史家称为“宣王中兴”。
话从头说起，尹吉甫从房陵﹙春秋时期房县叫防渚，战国以后房县叫房陵﹚来到都城镐京以后，就以普通武士的身份出征打仗，先后参加了蹶父的北征韩西、召伯的南征淮夷、仲山甫的东征齐鲁。每次作战他都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他的爵位官职也就不断地升迁，直到成为太师。
据文献记载，周宣王五年 (公元前823年)三月，西北猃狁侵犯周境，大部队聚集在焦获(今陕西泾阳西北)，前锋已抵泾阳(今陕西泾阳境)，直接威胁周朝都城镐京。六月，宣王命大臣尹吉甫率兵反攻。尹吉甫文武兼备，以十乘战车为核心组成精锐的先头部队，向焦获开进。周军日行40公里，出其不意地一举击败猃狁。继而追击至太原(今甘肃庆阳一带)。随后，尹吉甫率周军返回到山西平遥一带驻防。
清朝光绪八年《平遥县志》记载：“周宣王时，平遥旧城狭小，大将尹吉甫北伐猃狁曾驻兵于此。筑西北两面，俱低。”大意是：周宣王时期，平遥旧城狭小，大将尹吉甫北伐猃狁曾驻兵于此。并修筑了西北两面城墙，因这两面城墙都很低矮。又记载：“受命北伐猃狁，次师于此，增城筑台，教士讲武，以御戎寇……”大意是：尹吉甫受宣王之命，向北攻伐猃狁，后来退兵驻扎在平遥城。驻防期间，尹吉甫率领兵士加高城墙，修筑了望台，教当地成年男子练习武艺，来抵御西北方向的侵略者。尹吉甫增城筑台、抵御猃狁之事在平遥一带世代流传。
明朝嘉靖十三年《重修周卿士尹吉甫庙记》写道：“人美公《六月》之作，所谓‘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北伐猃狁，至于太原。’既不恃胜贪杀，也不乘败穷追，仁义之师也。是其文炳葩经，而道统攸寓；武戡夷丑，而治统以垂万邦为宪之名，岂决溢哉？其庙貌祀仪，宜与天壤同悠久也。”大意是：人们赞美尹公而写作了《六月》诗，所谓“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北伐猃狁，至于太原。”其实，尹公既不仗着取得了胜利就过分地杀戮，也不趁着对方的溃败就穷追猛打，尹公带领的军队是仁义之师啊！尹公写的诗文是诗文中的典范、经文中的奇葩，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就蕴含在字里行间；他用武力平定了侵略者，而治理国家又获得了万邦为宪的美名，难道这些评价过分吗？尹公庙的式样和祭祀的礼仪，应该同天地一样长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