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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的讽刺特征

2007-10-16 23:01阅读:
《围城》既有喜剧风格,又是一部学者小说。但钱锺书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暴露人们的缺点来表现他们的生活。然而,钱锺书没有用说教来揭露他所看到的社会弊病,而是用讽刺。
《围城》深层的意蕴在于这里没有一个英雄,所有的人物均是盲目的寻梦者,是为命运所玩弄的失败者。《围城》的这个象征性的哲理层面,是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人类困境的感受与精神的孤独感相联系的,整个是一种反讽。作者的反讽技巧高超,大到主题意蕴的暗示,小到对人物隐秘心理和心理转折的发掘,对人情世态的精致入微的观察和表现,都堪称独步。他的描写,无一不聪敏睿智,俏皮流动,在说天道地中掺入讽喻的机趣,在热辣的喜剧高潮之中仍能酿成足够的悲凉气氛。他有旁支斜出的叙述风格,诡奇,尖刻,焕发机智,富有知识容量的书面讽刺语言,特别是编制新奇、犀利、多样的比喻句和警句,顺手拈来,即成妙语。只是有时显得枝蔓过多,不免有炫耀知识之嫌。钱锺书的讽喻小说,与左翼的政治暴露性讽刺不同,他熔道德、风俗、人情的批判于一炉,使一种机智讽刺得以确立,并大大增加了它的现代性质。无论是从讽刺主题的现代性上,或者是讽刺小说体式与世界文学当下的联结上,《围城》都是一步讽刺小说杰作。在鲁迅、老舍、张天翼、沙汀之后,钱锺书成为现代文学又一位优秀的讽刺小说家。
《围城》表现出了对世态人情的精微观察与高超的心理描写艺术。作者刻画才女型人物苏文纨的矜持与矫情,小家碧玉式的孙柔嘉柔顺后面深隐的城府,可谓洞幽烛微;而对嘴上机敏而内心怯弱、不无见识而又毫无作为的方鸿渐的复杂性格心态的剖析,则更是极尽曲折而入木三分。《围城》的描写,自始至终又都贯穿着嘲讽的喜剧情调。小说的基本情节,都围绕着方鸿渐展开,小说的诸多人物,场面也大都从方的观点展现,方的观人阅世的挪揄态度,以及隐含在他背后的
小说作者的嘲讽口吻,交错交融,使《围城》的讽刺手法别具一格。
1、以理节情的俯察式讽刺
作为智者,钱钟书以坚劲的否定性力量透视以恶为形式的人生弱质,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幽默,但钱钟书作品中缺乏冷峻之后的热情,常有“情理相厄”的窘势。对理智的过份追求使钱钟书形成了一种俯视的审美观照,在人生边上执卷欣然独笑而冷眼旁观。他游离于时代的漩涡之外,逸出了文学主潮——这正可解释他的作品何以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显得异类,却在三十年后一个文人焦虑的时代里突然重新开放,但正因此,也可以说他的作品是有一个环境性,在平和敛抑的环境中以理节情才会显得从容不迫。  
作为讽刺作品,《围城》以喜剧的形式展现了悲剧的内容。从深层来说,《围城》也是在笑声的背后包蕴着残酷的人生悲剧,作品愈到后来愈沉重,作者自身愈写愈悲,而几声强笑又是显得力不从心,勉强而滑稽。
从叙述视角与叙述话语论,《围城》采用了全知的叙述视角。作家的主体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讽刺是以蔑视与嘲弄的态度表现生活,揭破人性的丑态和恶行的;讽刺是最尖锐的社会批评,笑中带刺,是鞭挞与指责的升华。讽刺的对象是丑,最无价值的需要否定的东西。这就要求讽刺文学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充分发挥叙述人的作用。而作者的叙述视角,作者与叙述者往往合而为一,因而作家的作用体现得十分突出,他仿佛无处不在,无所不知。作者寓身在任何一个角色中,从每一个角色的言谈举止中表现其滑稽和荒谬。在叙述、描写的前提下加以适当的评论,讽议结合,构成讽刺话语,也便于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出心理的现实,达到心理讽刺的深度。钱钟书的叙述话语机敏、尖锐,叙述者的主体意识十分乃至过份突出,话语妆上万能的权威性,作者自然、社会、历史、中外古今无所不知,所以利用一切机会,采用各种手段阐发哲思,进行的议论与评价,到处闪动着作者自己的身影。作者居高临下,他笔下的人物仿佛微不足道的芸芸众生,可怜巴巴地聆听作者本人的高谈阔论。  
2、妙语叠出的讽刺语言
在文本特色上,《围城》以语言讽刺为特色。在《围城》有的是机智俏皮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尽管它比喻连珠,议论警策,八面来风,笑语迭出。但往往也只体现为一种语句安排,是作者的个人抒发而已。  
《围城》中作者的语言大大涵过了人物形象,而人物性格较弱甚至前后不统一。
《围城》的叙述并不完全贴紧人物性格与情节线索,作者常常旁逸斜出,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新奇的比喻,警策的句子,层出迭见,使小说语言的知识容量大为增加,但有时枝蔓过多,略有炫耀知识之嫌。
那些语言叙述,充满机智与幽默。我们来看这一段:
 他也看过爱情指南那一类书,知道有什么肉的相爱,心的相爱种种分别。鲍小姐谈不上心和灵魂。她不是变心,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变了味。  

看这样的比喻很新鲜。方鸿渐与鲍小姐的关系,书中没作半点直白,就四个“肉变了味”的字眼,轻轻点破。这肉自然保质期不长,“钱”将鲍小姐的恋爱喻成“肉”,这点真是恰当贴切。这“肉”有两指,一指所谓鲍小姐与方鸿渐的爱情保质期短暂,二是指出了两人纯是皮肉关系。可谓一语双关,且俗得很彻底,雅的有也功力。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说,文字要绕着写,跳着写,想必这算是经典例子。钱似乎总在投机取巧,但你不得不佩服这样的智慧。同样的事情,他必会东拉西扯,而且无疑另外的,他会找到它们的相似点。这种相似点的存在,及其两件事物间观念落差,总能让人觉得忍俊不禁。我们不妨再来看一段:
  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遮掩起来。
  拿文凭与遮羞树叶相提并论,算是极尽了讽刺嘲弄之能事。好好的文凭拿来竟是遮羞功用,而且这老头儿还说,是要遮掩下身的巨大用处。我们怎么能不说是“巨大”功用,这的确是巨大的作为。这树叶子虽是渺小物什,可这人是知羞耻、明事理的。但这东西重要,却上不得台面,有猥琐的嫌疑,作者却煞有介事拿来,并扯上文凭一事,真是把这文凭的显贵丢到爪哇国去了。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和牵涉众多人物而结构松懈的《儒林外史》有别,《围城》称得上是‘浪荡汉’(Picaresque hero)的喜剧旅程录。善良但不实际的主人公从外国回来,在战争首年留在上海,长途跋涉跑入内地后再转回上海。途中他遇上各式各样的傻瓜、骗徒及伪君子,但他不似汤姆·琼斯(Tom Jones)那样胜利地渡过灾难,作为美德战胜邪恶的证明。反之,他变成失望及失败的人。事实上他在书中很早就失去他苏菲亚·华斯顿(Sephia Western)式的好女子。后来他和另一女子结合,而她只带给他更形孤立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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