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胯下之辱”为哪般：跨越两千年的人性扭曲
■半世春秋
【载于本刊2010年第八期】
公元前196正月，大汉开国元勋淮阴侯韩信被杀于长乐宫钟室，年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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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胯下之辱”为哪般：跨越两千年的人性扭曲
■半世春秋
【载于本刊2010年第八期】
公元前196正月，大汉开国元勋淮阴侯韩信被杀于长乐宫钟室，年仅3
3岁。从此，历代为韩信鸣冤惋惜之声不绝于耳。大部分人认为韩信作为一代名将，功高震主，死得可惜。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回首那段历史，是否能够更客观合理地去审视它呢？就让我们从韩信那一幕惊人之举开始说起。
“胯下之辱”作为一个经典的成语，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文化。韩信当初甘愿受胯下之辱，最后建立不世功勋，一直为人传诵，于是他便成了忍辱负重的典型。然而在我看来，这实在值得商榷。
我们读历史，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衡量古代人的价值观念。在“胯下之辱”被传诵了近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对韩信这一行为自然是很敬佩的，并很少有人会去质疑其间的社会理念。然而，只要我们换个角度思考，站在那个年代的人的立场思考，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件很难让人接受的事情。因为在当时，韩信的举动可谓是前无古人，没有先例。
鲁迅先生曾称赞：“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韩信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是，话虽如此，勇士要被大众传诵却不仅仅是因为他第一个吃了螃蟹，还需要吃了螃蟹，而人却没事。换言之，就是敢吃螃蟹还不够，还需要不被螃蟹所伤。如果吃了螃蟹，人被毒死了，那大众就又是另一个说法了：这人真傻，吃螃蟹吃死了。同样，韩信如果受了胯下之辱，最后没有建立功勋，人们就会把他说成是胆怯的懦夫。
诚然，韩信成功了。但是，吃螃蟹的勇士基本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被逼出来的。而逼出来的勇士，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勇敢，却未必是他所做的事。韩信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况。
首先，韩信忍辱负重，敢为天下人之不敢为，着实勇敢。钻人家的裤裆，即使在有韩信这样光辉先例的今天，也不是那么容易让人接受的，更何况是在那个荣辱观念极强的时代？
其次，虽然这是很让人不齿的行为，韩信还是钻了，其承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于是信孰视之，俯出胯下，蒲伏。”“孰视”一词，可见当时韩信心情之复杂。我们似乎能看到那个眼含愤怒的青年，在凝视对方的同时，经过痛苦的心理斗争，最终决定从那个地痞流氓的胯下钻过去。
那么，是什么驱使韩信最终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如果仅凭勇敢，韩信就该拔剑死拼，杀了对方或者被杀。然而韩信却以惊人的忍耐力，最终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壮举。原因就在于，韩信不想死，也不想因为杀人而获罪，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他还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他渴望得到、渴望成就！而活下去是这一切的基础，哪怕是屈辱地活着。
这种渴望，我们可以解释成是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韩信就是这样一个渴望建功立业、光耀门楣的有志青年，而这份志向，究其根本，就是对利益的渴望。
韩信“亡楚归汉”，几经辗转，最后被刘邦拜为大将，说到底，他太想有一番作为，以此证明自己的能力，也实现自己的利益。在韩信日后的岁月里，趋利之心一直伴随着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说韩信趋利并不过分。“靖难之役”胜利后，明成祖朱棣论功行赏，功绩第一的姚广孝却什么都不要。《明史》记载：“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又说：“以所赐金帛散宗族乡人。”姚广孝其人，前半生碌碌无为，临老鼓动朱棣造反，功成之后却毫无所求，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他的奋斗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反观韩信，对于他事汉后的种种行为，绝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更在于自己对利益的渴求。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馀城，将军将数万众，岁馀乃下赵五十馀，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从其计，遂渡河。”郦食其说降了齐王，但韩信却为了争功，不惜耗费士兵的性命而自主攻齐，最后还导致郦食其被烹杀，其为人之无义实在令人毛骨悚然，功利之心在此已有所显现。而之后，他又在刘邦危难之时借口“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要挟刘邦封自己为“假齐王”，其利欲熏心，已昭然若揭。
至此，韩信已然不再是当年那个简简单单的有志青年了。他的志向，一再地驱动着他的贪欲，同时也一步步将自己推向死亡。
在韩信最后的那段岁月里，无论事情如何发展，他始终保持着自己那颗趋利的心，至死也放不下自身的利益。
平心而论，刘邦对于韩信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作为统兵大将，前有拥兵挟主之过，后有图谋叛逆之嫌，放到哪朝哪代都逃不过一死，而刘邦却只是把韩信降为淮阴侯，可谓皇恩浩荡。
然而韩信却一直对自己所受的待遇不满，天天发感叹抱怨，“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及至最后临被杀时，还放言：“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这是一句耐人寻味的话。韩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终于道明了自己的心迹，他后悔自己当年没有听蒯通的话自立为王。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如果给他再来一次的机会，韩信就会采纳蒯通的进言，自立为王，背叛刘邦。
当年不肯背叛是以为刘邦会满足他对利益的欲望，也不想背上叛主的恶名。作为既得利益者（受封齐王），谁愿意拿荣华富贵下赌注去叛变？而一旦知道刘邦不会满足他的利益，韩信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背叛，因为在他眼里，自己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所谓忠诚无非只是个价码。
一个贪图私利、不忠不义的人，就其品性，实在不值得追捧和学习。反观后来的岳飞，虽然被冤杀，但自始至终却毫无反意，更无一丝后悔，只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字来表达自己的忠贞！
岳飞固然是愚忠，但不管怎样，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员大将，岳飞不谋私利、一心为公的品性值得肯定，更值得学习。
“胯下之辱”值得我们传诵和学习的关键之处，在于那份受辱的勇气，以及后来为了让自己不再受辱而不断进取的精神，而不在于对韩信其人的膜拜。其间体现的是“忍辱负重”的真谛，而不该是向往某位历史人物的声名。
然而两千多年的畸形膜拜，导致了后世一系列丑恶现象的发生。明末清初之际，洪承畴之流，假惺惺地拒降，无非是沽名钓誉，最后仅仅因为皇太极一番微不足道的作秀，就感念恩德，投降叛国。史载：“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难道明朝的高官厚禄不算是皇恩，崇祯为其举办隆重葬礼（明朝以为洪承畴战死）不算是洪恩浩荡？
如此这般折腾，无非是先赚取忠君报国的名声，接着摆出感念皇太极恩德的姿态，搞得自己忍辱屈服，深受感召投降了敌国。
一切只为自己的私利！岂不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时，无数生灵涂炭，却没有哪位负重之人出面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他们要的只是名利双收，怎会因天下大义舍生为民？
无耻至极！我只能这样去看、这样来说。
而时光流转到现今，我们现代人对于“胯下之辱”的认识，以及对“忍辱负重”的概念，需要分清其具体情况和真实含义。我们所要学习的是那种隐忍的勇气和不屈、奋进的精神，而绝不是对某一个人的盲目崇拜，从而扭曲了人性的美好。
（本文在本刊征文大赛中获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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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回首那段历史，是否能够更客观合理地去审视它呢？就让我们从韩信那一幕惊人之举开始说起。
“胯下之辱”作为一个经典的成语，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文化。韩信当初甘愿受胯下之辱，最后建立不世功勋，一直为人传诵，于是他便成了忍辱负重的典型。然而在我看来，这实在值得商榷。
我们读历史，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衡量古代人的价值观念。在“胯下之辱”被传诵了近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对韩信这一行为自然是很敬佩的，并很少有人会去质疑其间的社会理念。然而，只要我们换个角度思考，站在那个年代的人的立场思考，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件很难让人接受的事情。因为在当时，韩信的举动可谓是前无古人，没有先例。
鲁迅先生曾称赞：“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韩信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是，话虽如此，勇士要被大众传诵却不仅仅是因为他第一个吃了螃蟹，还需要吃了螃蟹，而人却没事。换言之，就是敢吃螃蟹还不够，还需要不被螃蟹所伤。如果吃了螃蟹，人被毒死了，那大众就又是另一个说法了：这人真傻，吃螃蟹吃死了。同样，韩信如果受了胯下之辱，最后没有建立功勋，人们就会把他说成是胆怯的懦夫。
诚然，韩信成功了。但是，吃螃蟹的勇士基本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被逼出来的。而逼出来的勇士，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勇敢，却未必是他所做的事。韩信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况。
首先，韩信忍辱负重，敢为天下人之不敢为，着实勇敢。钻人家的裤裆，即使在有韩信这样光辉先例的今天，也不是那么容易让人接受的，更何况是在那个荣辱观念极强的时代？
其次，虽然这是很让人不齿的行为，韩信还是钻了，其承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于是信孰视之，俯出胯下，蒲伏。”“孰视”一词，可见当时韩信心情之复杂。我们似乎能看到那个眼含愤怒的青年，在凝视对方的同时，经过痛苦的心理斗争，最终决定从那个地痞流氓的胯下钻过去。
那么，是什么驱使韩信最终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如果仅凭勇敢，韩信就该拔剑死拼，杀了对方或者被杀。然而韩信却以惊人的忍耐力，最终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壮举。原因就在于，韩信不想死，也不想因为杀人而获罪，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他还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他渴望得到、渴望成就！而活下去是这一切的基础，哪怕是屈辱地活着。
这种渴望，我们可以解释成是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韩信就是这样一个渴望建功立业、光耀门楣的有志青年，而这份志向，究其根本，就是对利益的渴望。
韩信“亡楚归汉”，几经辗转，最后被刘邦拜为大将，说到底，他太想有一番作为，以此证明自己的能力，也实现自己的利益。在韩信日后的岁月里，趋利之心一直伴随着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说韩信趋利并不过分。“靖难之役”胜利后，明成祖朱棣论功行赏，功绩第一的姚广孝却什么都不要。《明史》记载：“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又说：“以所赐金帛散宗族乡人。”姚广孝其人，前半生碌碌无为，临老鼓动朱棣造反，功成之后却毫无所求，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他的奋斗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反观韩信，对于他事汉后的种种行为，绝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更在于自己对利益的渴求。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馀城，将军将数万众，岁馀乃下赵五十馀，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从其计，遂渡河。”郦食其说降了齐王，但韩信却为了争功，不惜耗费士兵的性命而自主攻齐，最后还导致郦食其被烹杀，其为人之无义实在令人毛骨悚然，功利之心在此已有所显现。而之后，他又在刘邦危难之时借口“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要挟刘邦封自己为“假齐王”，其利欲熏心，已昭然若揭。
至此，韩信已然不再是当年那个简简单单的有志青年了。他的志向，一再地驱动着他的贪欲，同时也一步步将自己推向死亡。
在韩信最后的那段岁月里，无论事情如何发展，他始终保持着自己那颗趋利的心，至死也放不下自身的利益。
平心而论，刘邦对于韩信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作为统兵大将，前有拥兵挟主之过，后有图谋叛逆之嫌，放到哪朝哪代都逃不过一死，而刘邦却只是把韩信降为淮阴侯，可谓皇恩浩荡。
然而韩信却一直对自己所受的待遇不满，天天发感叹抱怨，“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及至最后临被杀时，还放言：“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这是一句耐人寻味的话。韩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终于道明了自己的心迹，他后悔自己当年没有听蒯通的话自立为王。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如果给他再来一次的机会，韩信就会采纳蒯通的进言，自立为王，背叛刘邦。
当年不肯背叛是以为刘邦会满足他对利益的欲望，也不想背上叛主的恶名。作为既得利益者（受封齐王），谁愿意拿荣华富贵下赌注去叛变？而一旦知道刘邦不会满足他的利益，韩信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背叛，因为在他眼里，自己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所谓忠诚无非只是个价码。
一个贪图私利、不忠不义的人，就其品性，实在不值得追捧和学习。反观后来的岳飞，虽然被冤杀，但自始至终却毫无反意，更无一丝后悔，只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字来表达自己的忠贞！
岳飞固然是愚忠，但不管怎样，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员大将，岳飞不谋私利、一心为公的品性值得肯定，更值得学习。
“胯下之辱”值得我们传诵和学习的关键之处，在于那份受辱的勇气，以及后来为了让自己不再受辱而不断进取的精神，而不在于对韩信其人的膜拜。其间体现的是“忍辱负重”的真谛，而不该是向往某位历史人物的声名。
然而两千多年的畸形膜拜，导致了后世一系列丑恶现象的发生。明末清初之际，洪承畴之流，假惺惺地拒降，无非是沽名钓誉，最后仅仅因为皇太极一番微不足道的作秀，就感念恩德，投降叛国。史载：“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难道明朝的高官厚禄不算是皇恩，崇祯为其举办隆重葬礼（明朝以为洪承畴战死）不算是洪恩浩荡？
如此这般折腾，无非是先赚取忠君报国的名声，接着摆出感念皇太极恩德的姿态，搞得自己忍辱屈服，深受感召投降了敌国。
一切只为自己的私利！岂不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时，无数生灵涂炭，却没有哪位负重之人出面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他们要的只是名利双收，怎会因天下大义舍生为民？
无耻至极！我只能这样去看、这样来说。
而时光流转到现今，我们现代人对于“胯下之辱”的认识，以及对“忍辱负重”的概念，需要分清其具体情况和真实含义。我们所要学习的是那种隐忍的勇气和不屈、奋进的精神，而绝不是对某一个人的盲目崇拜，从而扭曲了人性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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