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雪梅：学衡之音——读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

2015-11-16 21:18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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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品内容
梅光迪，字迪生、觐庄，安徽宣城（今南陵县奚滩镇西梅村）人，是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1922年1月，梅光迪与东南大学教授刘伯明、吴宓、胡先啸等人创办《学衡》杂志，他是学衡派的创始人之一。
《评提倡新文化者》发表于杂志《学衡》的创刊号上，是学衡派观点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这篇文章全面抨击了新文化运动提倡者。
文章的开头犀利而直接，梅光迪认为国人数十年间引进欧西文化的速度很惊人，但是其功效与速度却是成反比。他认为国人在工商制造方面是学习西方所得甚多的方面，但想要引进政治、法律、教育、哲理、文学、美术等，需要考虑西方的历史和国民秉性，很难做出深刻的理解，引进的过程应该谨慎。他在开头写了这样一段话：“其言教育哲理文学美术。号为“新文化运动”者。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为有识者所诟病。惟其难也。”认为新文化运动者工于自饰，巧于语言上的周旋。开头就剑指“新文化运动”，将新文化运动完全贬低，语言犀利而逻辑性极强。
梅光迪在接下来的内容里，分成四点详细批评了新文化运动者。他说：1、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2、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3、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4、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

br>首先，梅光迪认为新文化运动者是一群诡辩家。他认为文学表现形式不同，可能各有所长，不能简单混淆、代替，他们可能有并存的价值，怎么能够尽弃其他形式而独尊白话。文中提到文学革命者说他们的宗旨在发挥个性，而他们又反对别人写文言，抹杀别人个性的存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所提的个性是有失偏颇的。
其次，梅光迪认为新文化运动者是一群模仿家。梅光迪指出，新文化运动者所称道的、在国人面前所“创造”的理论，不过是一些欧美的流行学说，其中一些甚至是几十年前提出的，今天看起来已经错漏百出，无人过问。新文化运动者以“创造”自傲，嘲笑国人“模仿”，斥其为古人的奴隶。但是他们自己却模仿西方，模仿西人只能得到一些糟粕，而国人模仿古人常常能得其神髓。
再次，梅光迪认为新文化运动者是一群功名之士。他认为现在所谓的学问家对学问没有研究透彻，写出来的作品都是“投机之作”，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为了夸耀自己的“才学”，所写的文章作品不配被称为真正的“学问”。
最后，梅光迪认为新文化运动者都是一群政客。他认为新文化运动者们利用群众心里，人性弱点，利用青少年心理幼稚、智识浅薄、情感激烈的特点来达到其功名利誉之野心，反而牺牲了全国少年的学业和道德，可恨又狡猾。
在文章的结尾，梅光迪提到，在当今社会，新文化的确是要发展的，但他认为“吾之文化既如此。必有可发扬光大。久远不可磨灭者在”，不应该完全推到自己的文化，用别人的文化取代本土文化。而今现在的新文化运动者。是一群政客、诡辩家与功名之士，他们拿伪欧西文化来鼓动少年，已经衰象毕露。，他们的失败结局，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全文有理有据，代表了学衡派的主要观点：即新文化运动者所提倡的彻底废除国学，是错误和愚蠢的。对于西方的观点和理论，要批判引进，在继承我们本土文化和国粹的基础上，再结合西方先进的理论文化，才是文学发展的明智之路。

二、学衡派和其背景
梅光迪与胡适颇有交情，他在留美期间就对胡适及《新青年》的激进行为表示过不满。梅光迪在美国主持编辑《留美学生月报》市，就先后发表三篇文章，明确反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做法，与胡适的主张截然相反。回国后，梅光迪拒绝了胡适的邀请，不愿意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任教，而是到了东南大学，集合一批志同道合之人，组织《学衡》杂志。
《评提倡新文化者》发表于学衡派的创刊上，文章言词尖刻、无情，几近谩骂、诋毁。这篇文章就代表了学衡派的主要立场，即反对新文化运动者们偏激的做法，反对新文化运动。
学衡派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对于国学则主张）以切实之功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煮其旨要，以见吾国文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则主张）博取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致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
而在学衡派看来，新文化运动的做法是愚蠢不堪的。他们抨击新文化运动的主张，对新文化全盘反传统的一系列激进做法表示强烈的反对。他们严厉指责新文化阵营发起的文学革命以及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阵营进行了一系列的相互论争。
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是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抨击的开始，从此开始的抨击也引起了新文化阵营的反击。胡适称《学衡》为“学骂”，鲁迅于1922年作《估<</font>学衡>》一文批评学衡派不过是一群假古董的聚集地。
学衡派以“不偏不倚”标榜自身，实际上就说明了这个学派的中正立场。学衡派不排斥西方文化，而且其思想资源来自与西方文化，亦不反对中国文化需要变革；更不反对现代民主制度与现代化的西方生活方式，只不过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与中国文化变革的思想与五四新文化的思路不同。

三、个人观点
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将新文化运动批判的一文不值，言语冷峭、刻薄、犀利。他提到的四点理由看起来有理有据，实际上经不起推敲，有失偏颇。这篇文章既有其正确的观点，也有错误的评判。
梅光迪对于旧文化，是保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一点值得肯定。新文化阵营将旧文化一棍子打死，的确是有失妥当。他认为文言和白话各有所长，可以并存。这种对待文化态度在如今看来，客观公正，是对新文化阵营激进态度的矫正。但新文化阵营将文言说成“死文学”，是为了完全推到“旧传统”，然后才能“除旧迎新”，这种激进的态度实际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加快了社会、文化进步的进程。梅光迪的论点在当时是不被新青年阵营的人认可的，甚至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攻击批判。
梅光迪在作品中将新文学阵营贬斥得一文不值。他认为提倡新文化运动者诡辩、模仿、贪图功名、是一群政客，这些批判未免太过苛刻。
提倡新文化运动者的新青年们，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封建传统，重建社会秩序，启蒙和解放国民的思想。在引进西方的观点时，有些观点的确是照搬过来，但梅光迪讽刺新文学的理论出发点，来自于他老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模仿。有模仿才有创新，创新离不开对旧有理论的继承，二者不可能完全割裂开，梅光迪的“模仿说”太过片面。新文学阵营的人们为新文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功绩不可磨灭。梅光迪的论点是从学术角度出发，但新文化运动者们的目的是为了用思想变革指引政治变革，二者所走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主张自然也就不同。
总的来说，梅光迪的观点有合理性，比如对传统文学的筛选，对教育育人的追求等，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的这种“中庸平和”的态度并不适宜时代发展。学衡派与新文化的论争，实际上是因为对传统文学的看法而引起的，二者并没有本质冲突，学衡派也主张新文化，但他们希望新文化的发展能够循序渐进、走一条缓慢发展之路。时代的剧烈动荡下，需要激烈的思想变革，才能实现革新和进步。学衡派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占优势，自然也得不到多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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