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伦理意义
2007-10-01 18:57阅读：
家庭伦理的解构和民间经验叙事
--浅论余华《在细雨中呼喊》
邓毅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2
摘要：长期以来学界对余华的作品《在细雨中呼喊》的分析均关注于：“对少年时代的全部心里揭示”，通过从心里学的角度来理解余华创作的心理动机和文本价值。本文旨在从几组基本的家庭伦理关系的梳理揭露出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大冲突的背景下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消解与复归。并在心理分析的基础之上展示作家民间经验叙事倾向里构筑的中国农村世俗生活风情，研究作家如何在民间经验叙事层面上展开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颠覆。
关键词：家庭伦理 民间经验叙事 颠覆与复归
Family Ethics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civil experience Narrative
-- On Yu Hua 'in the drizzling rain shouting'
DENG YI
Chinese Literature China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
637002
Abstract : Yu Hua of scholars for a long time
the work 'in the drizzling rain shouting' the analysis were
interested in : 'The right age to reveal all their hearts' from the
heart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 of motivatio
n and text value. This paper aims to several basic ethical family
relationship carding exposed in the 1990s in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cultural confli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ditional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revert to the digestion.
Psychological analysis and the basis of demonstrated experience in
civil writers trying to create narrative trend in China's rural
areas secular custom, Study how the writer experiences in civil
narrative level fo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ethic
subversion.
Keywords : Family Ethics, civil experience narrative ,subversion
and Reversion
詹姆斯乔伊斯基金会在给余华的颂奖词中写道“你的中篇和短篇小说反映了现代主义的多个侧面，它们体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并把这种有关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回归到最基本最朴实的自然界……你的作品则反映了自然实体的生存状态，它们既不是圣洁的，也不是耸人听闻般的，它们只不过是一种类似于天气般的存在，一种存在于宇宙当中的原始经验……而你，一位中国作家赋予21世纪的生活以道学的精神，由此带来一种全新的神野……①我觉得这段话对《在细雨中呼喊》也有是合适的，他将人物复杂的心理与人性在广阔的民间经验叙事中回归于最为朴素自然的家庭伦理中来，回归于对农村生活细节的展示，回归于对中国农民那充满苦难的生存的凸显。他自始至终都在描写人对于土地的依恋；对于命运的顺从；对于死亡的惊悸与颤栗。
作家的创作无非在三个基本的维度上展开：现实、历史、心理。作为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变具有了与现实的距离。写作就是一种抵达，抵达内心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在《在细雨中呼喊》中就是对童年心理的隐喻和显现。从一开始文本就展示出有外在的“黑暗”朝向内心的“战栗”。
“一九六五年的一个夜晚，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带有时间维度的开头就是对童年心理一个简单而直接的切入。对童年时代心理的揭示在一个广阔的中国农村民间经验叙事中展开，对农村世俗生活的描绘，对农民生存境遇的显露，对中国家庭伦理的反逆和颠覆，与一个少年关于黑夜、孤独、家庭、友情等，最原初的蒙昧体验纠葛在一起汇成孤独呼喊下心灵的独白。而本文主要通过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梳理来展开研究。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中总强调的是充满温情慈爱的亲情。父慈子孝是封建家庭的一个主要标准，也是中国文学中常表达的主题。在纂写苦难历程的当代文学中，人的苦难总是伴随家庭成员的共同承担。对苦难的共同承担中展现出家庭中朴素温馨的爱。在《细雨》中我们可以有显然的看见一个因为生活所迫而远离了自己的家庭的孩子孤独的冷眼旁观，在他的眼中世俗中国农村家庭伦理关系不可避免地走了崩溃。《细雨》中构筑的家庭关系中有几组伦理关系很耐人寻味：叙述者（我）与父亲-孙广才、父亲孙广才与祖父、父亲----母亲、叙述者（我）与孙光平孙光明兄弟。写得颇为戏谑和心痛的是祖父在每次吃饭时绞尽脑汁的使自己免于挨饿，于是他想方设法陷害弟弟。从而让我感觉到祖父生命中不为人知的阴暗的一面。从此由在家庭中共同和相似的命运和边缘化建立起来的我对祖父温情和依恋破碎了，对家庭最后一丝幻想都不存在了。余华实现了对父子家庭的完全解构。吴琼在《父与子-20世纪80，90年代一个文化主体回溯》中谈道“父亲这一称呼所代表的再也不只是家庭内部的角色和身份，而是表明了一种社会权力，一种法与秩序，一种力量与权威。家庭内部父与子的紧张关系无形中也就隐喻了文化或社会发展中上一代权威与下一代子民之间紧张关系，父亲，父法这一概念当然地就成了权威、秩序、传统，历史的符号所指。”②然而在余华笔下父亲的形象并为如传统的父权文化下形成权威和秩序，反而我们透过作家的笔触看见的是父亲暴虐，委琐，粗鄙。父亲孙广才后来将自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十足无赖是具有深刻心理意识和社会文化表征的。在文本中余华也给了我们一个合理的内在逻辑表述：天性中的流氓气-对于作为禁忌的“性”的肆无忌惮的要求和表达（孙广才和“母亲”在长凳上的做爱，孙广才对下乡来的干部的调侃……）如果说是这还只是世俗农村中具有的原生质的生命活力的话，那么后来在不能从儿子孙光明的死获得任何的名誉和物质的好处，反而因此被送进监狱，孙广才堕落成十足的无赖。成为孙家和寡妇家之间的财产运输员。不论是先前的对于父亲蛮横委琐还是后来的无赖流氓的形象，对于少年时代的“我”来说都是缺席的。“我”由于受父亲和兄弟们的厌恶而不断地自己我边缘化，游离于家庭之外旁观父亲一幕幕闹剧。从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节”来观照，完成了一次另类的弑父。在整个少年时期的心理体验和精神磨练当中父亲孙广才从来没有过一个值得尊敬的心理位置，“父亲的不在场”（吴琼语）③是从文化隐喻层面上对强大的父权文化意识的反抗和最为彻底的消解。“父与子”一对家庭伦理中最为基本的关系的解构在某中意义上来讲是主体自我实现和觉醒，从这我们可窥见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创作中对于民间叙事经验和历史的关注，有一种标准潜藏。
(一) 父与子
父子关系是家庭伦理关系中最为基本最为核心的，它表明对一种纲常的认同也是家庭伦理秩序井然有序的外在显现。作品中涉及两对父子关系即祖父孙有元与父亲孙广才，父亲与“我”（我的两个兄弟）。从这两对父子关系建立整个家庭伦理秩序。
从文本的叙述展开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叙述者“我”与整个家庭的伦理关系是处于“游离”和自我边缘化的状态。“我”对家庭的游离是通过一种非伦理亲情的行为所造就的，即通过本身就是反伦理的行为来实现。（家庭抛弃亲子，将年仅六岁的“我”送给没有子女的军官王立强。）那么“我”后来对家庭伦理关系和伦理亲情的复归又受到了巨大的障碍和排斥。在弟弟孙光明的突然死亡使我感到了家庭对一个回到家的不速之客的拒斥，对血缘亲情的依恋和哀悼面临的可能是无情的伤害。文中这样写道我对弟弟死亡的心理过程“我完全可以遵循常理跑到河边，可我担心自己的行为让家人和村里人认为是幸灾乐祸，这样的时刻我只能选择远远离开。那天晚上我半夜才回到家中，天黑以后我就来到河边……刚刚吞没了我的弟弟的河流丝毫没有改变一如既往的平静。叙述背后隐藏着对血缘亲情伦理复归的依恋和冲动。
然而父亲孙广才对我的厌恶和漠视，他认为我是个突然到来的“要吃穷他的人”。由此在精神上父亲的权威天然的“不在场”，这使我能够自如地状写父亲的堕落卑琐与无赖，从而实现在道德层面上对父子伦理关系解构后的自我原宥。于是读者看到了一个忤逆的儿子对年迈父亲的虐待（孙广才与孙有元父子），看到了一个父亲将丧子之痛变成了对名利的焦灼期待。
作品对父子伦理的颠覆主要是通过孙有元与孙广才父子之间的来完成的，在“我与父亲孙广才之间又形成了一个历史的循环，展示出作家对民间经验的审视。
尽管祖父孙有元年轻的时候是如何精明强干，如何继承他的父亲的“具有浪漫艺术家气质和农民的实惠”，他的浪漫的冒险和不拘一格的富有创意举动（孙有元造桥的豪举，从国民党枪林弹雨中的逃跑，将自己的父亲的遗体向当铺典当换取给母亲治病的钱，荒唐的短暂行医生涯后带着母亲巧妙的奔逃……）实现了我(孙光林)对年轻时祖父的传奇般的想象。然而在他风烛残年的时候的一个清晨不幸地在拾柴的山崖上摔坏了腰后他就只能卑微而小心翼翼地生活在儿子粗暴的咆哮当中。他的温顺和卑谦在家庭里显得可有可无，“像一把被抛弃的破旧椅子以无声的状态等待着火的光临”。失去了劳动力使孙有元在家中变成了累赘。当孙广才背着满脸死灰的孙有元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孙广才没有想到的是对身遭不幸的父亲的怜悯和孝顺，他喃喃自语“我就怕家里有人生病，完了，这下损失大啦！多一个人吃饭少一个人干活，一进一出可是两个人哪！”④
从此孙有元开始了在两个儿子家轮流“就食”的生活。这一幕是中国农村特有的图景，孝道在民间的经验中常常表现为对父母生活（食物）的供养，这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底线。晚年的孙有元唯一活着的理由是为了“吃饭”，他极其谦卑地面对自己的儿子甚至是孙子。余华对孙有元的“吃饭”写的颇让人心酸：“我唯唯诺诺的祖父在家中的日子里总是设法使自己消失，他长久地坐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无声无息的消磨着他所剩无几的生命，而当吃饭的时他却像闪电一样迅速出现，往往把我们兄弟三人吓一跳”。⑤“在父亲虚张声势的骂声里我的祖父低垂头颅一副担惊受怕的模样，可他吃饭的速度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手上的筷子在夹菜时一伸一缩的迅速令人吃惊。孙广才的训斥他充耳不闻，仿佛将其当作美味佳肴，直到他手中的碗筷被夺走，他才被迫停止。那时的孙有元依然低着头眼睛执著地盯着桌子上的饭菜”。⑥
在晚年孙有元屈辱生活中作家揭示了一个农村民间经验的历史：早已被颠覆了的父子伦理秩序。失去劳动力，失去对家庭的贡献，成为吃闲饭的家庭累赘之后被家庭无情地抛弃，同时也失去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支柱。对于一个浸泡着贫穷与苦难并几十年来谦卑地生活在妻子对自己曾经有过的短暂富贵的回忆中的农民来讲；他所有的依仗就是自己的劳动力。当这一切失去的时候他就失去了生命中所有的自尊和骄傲，失去了在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中的“家长”角色
。他这一角色已经被身强力壮，成为家庭支柱的儿子孙广才替代了。这是民间历史叙述中一个长期典型的心理积淀。于是作为人子的孙广才可以心安理得地训斥给自己蒙受了“大损失“的父亲。值得关注的是这在中国民间历史中似乎已经合理存在的人伦的扭曲变成了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体验，这里蕴涵着一种深刻的悲剧意味：在物质生存的压力下传统父子秩序崩溃了，人性中的美德滑向了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
但是传统的伦理秩序依然有着它强大的惯性，人性中依然有着对正常伦理关系的复归倾向。正如吴琼所言：“但是父亲所代表的伦理道德秩序却深藏与民族的记忆的深处，一度被遗忘在黑暗角落的父亲一旦出场，变会变本加厉地要求偿还，便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看重自己的权威和威严……”于是饱受屈辱的孙有元有了自己无声的反抗：他以自己的微笑和温顺打败了孙广才的暴虐。“当他体力逐渐丧失的同时，内心的力气却成长起来，风烛残年的孙有元再次显示了他年轻时的聪明才智。”他若无其事地诬陷是幼年口呆的孙子孙光明打碎了碗，并极力怂恿懵懂无知的他锯掉了高高的饭桌的四条腿，以此复儿子孙广才的虐待。在临死前的一段时期他用渎神的方式（让村民将菩萨放到屋外淋雨的行为）进行着对颠覆了的父子伦理秩序的反叛。以自己带有“神秘气息和现实的实在性”的死亡与对亲子的诅咒（孙有元故意打破母亲递给他的饭碗，然后一副罪该万死的模样连声说：“我不该把碗打破，我不该把碗打破，这碗是要传代的呀！”）在最后的时光中祖父以反伦理的行为实现了父子伦理秩序的复归，重新确立了作为一个父亲全部的尊严和权威。这时孙广才惊恐的发现“他娘的，他不怕我啦！”
孙有元的诅咒让多年以后孙广才体验到被在被颠覆的伦理关系中凄凉的处境：当他第二次因调戏儿媳被大儿子孙光平提着菜刀追着砍的时候惊恐的叫喊：“儿子，我是你爹”。“你只有一个爹，杀了就没有啦”！他的喊叫并没有唤起儿子对于血缘伦理的认同，此时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天理昭昭报应不爽。祖父孙有元“那碗是要传代”的诅咒实现了。家庭关系中父子伦理秩序的颠覆与复归的双重变奏在人性中显露出可怕的狰狞。
(二) 母爱
如“父亲的缺席”一样，“母爱”在“我”的成长中也是隐匿的。她对于一个在家庭中不断地自我边缘化和疏理的孩子关爱的缺失，使得“母亲”的形象在“我“心里失去了伦理中的温情。在文本中对她常常透露出一种嫌厌来。
她对于小儿子孙光明的死“表现了一个正常人的悲哀”，我觉得这叙述的背后暗含了某种嘲讽。母亲的形象和行为符合传统伦理文化中对其角色的定位；她对丈夫毫无原则的顺从，对祖父应有的宽容，对孩子（孙光平、孙光明兄弟）的疼爱都正常家庭伦理关系中母亲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个规规矩矩恪守本分的女人。然而在面对无赖的丈夫公然爬上寡妇的雕花木床后，依然在被窝里接纳了他。只有在弥留之际才爆发了对丈夫行为了愤概和对寡妇全部的怨恨。当她在丈夫的争夺战中被身强力壮的的寡妇压在身下的耻辱化成对死去的孙光明无限的追忆和依赖，她始终陶醉于在“自留地”风波中一家人团结共御外敌的场景中。可是丈夫的无情背叛，小儿子夭折，大儿子也偷偷地摸上了寡妇床上后，这个可怜的女人立刻感到家庭无可避免地崩溃。在遗恨中孤独的死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她死后那个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无赖丈夫却每天深夜不由自主地来到她的墓前哭诉悔恨。寡妇用性的解放得到了孙广才的追随，而她却以自己天性中的柔弱和顺从赢得了孙广才还残留的一丝真情。从文化层面来理解“母亲”，她是在夫权体制下人格和自我价值的萎缩。但也算得是在在颠覆的家庭伦理秩序中一个常态的存在，是对传统伦理的自持。
（三）兄弟
童年时代和兄弟们的共同生活是人生中十分重要的阶段，它表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最原初的与他人相处的体验。在一个强调以血缘远近来衡量关系的亲疏的封建社会，兄弟之情在伦理道德说教中成为超越两性之爱、夫妻之情。俗语有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抛弃妻子就像掉一件衣服那样容易，而兄弟就像是自己的手足不可分割。然而在现实生活层面上，却是兄弟之间无情的争斗和相互厮杀。他们的争斗既涉及到形而下的物质家庭财富的争夺，又涉及到对形而上的对家庭父母之爱的争夺。“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缝，兄弟二人不相融。”人的出生从生理角度上就是一个厮杀的过程，人性中天生的孕育对手足伦理的悖逆。
当孙光林从孙荡王立强家回到已经变得陌生的南门时却遭到了自己兄弟的排斥，兄弟间的排斥比父母的的冷漠更家令他痛苦。孩子们欢快的嬉戏中寻找的是人的天性中的某种归属感，借此来消解个体的孤独，孩子和老人是最怕孤独的群体。做为孩子王的孙广平带着弟弟孙光明和其他众多的孩子在村中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东奔西跑的时候,他们不回想到在一旁有一双羡慕的眼神。并在多年之后温情回忆中重组自己的印象时有的只是南门黑夜时的战栗、穿风衣的男子、蜘蛛网下的尸体，在所有关于南门的温暖的标记没有兄弟们的身影。他们是在血缘上最亲近的，在童年岁月里最疏远的人。
文本中对年长的哥哥孙光平和年幼的弟弟孙光明的回忆包含了一种自我想像和实现的心理隐秘。人都有渴望被敬仰同时又是渴望有敬仰偶像，渴望施与保护又渴望被保护的矛盾、复杂的心里纠葛。
从心理和文化隐喻上讲：“我”的哥哥和弟弟只是象征了人生成长过程中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孙光平象征着对成人世界的向往，正是他让“我”体验到一种被人追随和仰慕（被村里的小孩子们）。当他在水井边大胆去摸同村女青年冯玉青并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对此惴惴不安，他试图努力地接近自己在城市里的同学来逃避让他感到沉闷的家庭，他以近乎“心灵出走”的方式完成了对家庭伦理的反叛。他成功地使自己受到家人和全村人的尊敬，他们“以一种穷人对于富人的虔敬”来接待他的城里的同学。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毕业之后孙光平遭到了他城里同学的抛弃。正是在这时孙光平才走进了我的世界，他和我一同体验到一个崩溃的家庭中苦闷。在“我”顺利考上北京的大学，孙光平送我到车站时我表示要还他偷偷帮我垫付的报名费时，他的脸上有着明显的伤痛。他没有想到对儿时兄弟之间的不愉快的记忆依然地留在我心中。同时他明显地意识到我将对这个家庭和兄弟之情彻底的抛弃。
对于弟弟孙光明而言，由于他的“不小心走出了时间”的消失使在我心中永远地定格。余华对孙光明死亡的描述又有了前期创作中不一样的体验：在前期的作品中描绘死亡仅仅是一种生理意义的消失，是极端形而下的。“死亡”来临前可怕的预兆，他的死亡观有一种宿命的色彩。他们被命定的劫数推向死亡里，在鲜活的生命中隐含着死亡的幽暗腐朽气息，他总是在他的人物的生命中最为欢畅和狂妄的时候让死亡猝然来临。在《细雨》中描写的死亡全然不同，它有着形而上的神性显现（祖父的死）和与时间纠缠不清。死亡是时间的伫立和定格，将生者和死者隔离，
死者走出时间身体被埋葬而“生者继续走动”，换而言之死亡仅仅是生者和死者对与时间的分离。余华完成了前期创作中对死亡主题的另一种颠覆：死亡从形而下的生理层次到形而上的对时间的出位。作家形成了对生命的另外的解读方式：生命是生存本身的搏斗，最终一个生命吞没另一个生命。
孙光明的死亡在文本中完成了对家庭伦理关系最后的解构。当无赖的孙广才和一心想要出人头地的哥哥孙光平将丧子之痛与手足之情很快地消解在“对城里干部的来到”和对“北京”的想象时。作为家庭伦理秩序中的一个伦理符号的孙光明的命运。已失去了他的价值和意义，他如走出于时间一样，走出了伦理秩序中的定位，这是唯一的命运。
(四)结束
《细雨》作为余华前期重要的代表作，我个人觉得很多研究者之所以给它打上先锋小说的标示除了与余华对小说语言、结构、人物个性心里开掘等方面有关，也与他在创作中的一种反传统有关，他总在颠覆既定的话语、思维和逻辑。优秀的作家恰恰是对人生和时代之关系有着独到的发现。余华发现中国人家庭伦理关系如近百多年来的政治和社会历史一样陷入不断地颠覆与复归的循环当中，没有劲头，只不过后来者及其报复越来越残酷。作家的使命只是在于发现，他无力挽回也不能找到出路。正如作品中主人公孙光林一样最后无可奈何地发现他记忆中的“南门”其实早已改变了很多。
注释：
①余华.余华作品集[M].南海出版公司，2005,11(1)：p3
②吴琼.父与子—20世纪80、90年代一个文化主题的回溯[J] .东方丛刊，1991，（1）：p57.
③吴琼.父与子—20世纪80、90年代一个文化主题的回溯[J].东方丛刊，1991，（1）： P58.
④余华.在细雨中呼喊[M].余华作品集.南海出版公司，2005，11（1）p410.
⑤余华.在细雨中呼喊[M].余华作品集.南海出版公司，2005，11（1）p412.
⑥余华.在细雨中呼喊[M].余华作品集.南海出版公司，2005，11（1）p412.
参考文献：
[1] 洪治纲.余华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1.
[2] 孟悦 .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潮 [M].人民出版社2006，9.
[3] 南帆.冲突的文学[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4]吴义勤、王金胜等，余华研究资料[M].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5（1）.
[5] 吴义勤.日常经验的再现[J]. 余华研究资料[M].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