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我的硕土论文中的一个章节。蕴含着恩师教诲和鼓励，我与琦君老师的一段“忘年交”。现贴此文，遥寄远在天国的恩师和琦君先生！
新浪博客
情观、伦理观。琦君笔下的母亲是旧式大家庭中处于主妇与弃妇之间的中国传统母亲。这位母亲，与冰心笔下的母亲有同有异，同属于贤妻良母型，都温柔、博爱，只是忍辱负重、含辛茹苦，更具普遍性。琦君的母亲始终是“善”和“忍”的化身，更具宗教意味。琦君十分感念夏老师对她的文学启蒙和言传身教，尤其是她一直铭记夏老师的一句赠词：“留予他年说梦痕，一花一木耐温存。”并由此而萌发、发展了她那颗“温厚的爱心”，以温柔敦厚的胸怀，见人生人情，见物生物情，写下许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优美篇章。琦君热爱自己的故乡。她并不刻意描绘家乡风光，却着意描绘家乡的风俗礼仪和奇人轶事，再现江南的风土人情。因而，她笔下的乡土生活富有田园诗情趣和民俗色彩，保存了农业社会古朴的民风和淳厚的人情。当然，现代生活促使人性的异化和生活的忙碌，常使琦君怀念悠闲而人情味十足的农业社会。她以“今之古人”自居、自傲，处处以中国人传统的眼光去品评现实人生和异国风情，调侃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怪诞现象。
琦君偏爱“烟愁”一词所暗示的美学境界，觉得“淡淡的哀愁”，像轻烟似的，萦绕着，也散开了。“那不象征虚无缥缈，更不象征幻灭，却给我一种踏踏实实的，永恒的美的感受”①。她的散文就刻意营造一个“烟愁”世界，呈现出淡雅、婉约、温柔、娴静的美学风韵。从美学意义上说，“风格是语言的表现形态，一部分被表现者心理特征所决定，一部分则被表现的内容和意图所决定”②。这就是说“风格”的形成与个性气质和题材旨趣密切相关，是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相契合的产物。因此，考察琦君散文的“烟愁”风貌，必须进一步探讨她的情感世界和艺术个性。
所谓“烟愁”首先指的是“淡淡的哀愁”，即浅愁。琦君散文善感工愁，却很少涉及强烈激扬的情感领域，大多抒写思乡怀旧、伤逝感时的缕缕情愫。她从事散文创作之际，已度过“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少阶段，也尝过丧母的巨痛，流亡的苦楚，对人生的甜酸苦辣已有深切的体验，已能“化痛苦为信念，转烦恼为菩提”，以一颗温存的心来体味“生涯中的一花一木，一喜一悲”③。她“深感这个世界的暴戾已经够多”，认为应通过文学“多多渲染祥和美丽的一面，以作弥补”④，“即使描绘惨剧与黑暗面到了入木三分，其用心应当为唤起人类的同情心，爱心”⑤。因此，她的种种愁绪，正如杨牧所说的，“永远是无害的浅愁，不是伤人的哀叹”⑥，恰似“无边丝雨细如愁”，既撩人心肠又慰情怡性。
然而，最能说明她文字风格的是她散文本身，在《髻》一文中，作者以形传神，通过白描母亲的面容、眼神的变化，显示母亲内心的忧伤和悲苦，并通过旁观者“我”的观感强化了母亲那难言的苦衷，“我已懂得，一把小小黄杨木梳，再也理不清母亲心中的愁绪。因为在走廊的那一边，不时飘来父亲和姨娘琅琅的笑语声”，母亲剪去稀疏的头发，“又何尝剪去满怀的愁绪呢”!这就使得客观上作家所揭示的母亲被抛弃的愁绪与作家的直觉，尤其是与母女在患难中相依相知的那份情缘，融为一体，显得格外沉郁悲凉。她并不恣意宣泄伤感哀怨，只用具象的勾勒和巧妙的暗喻，就把理不清、剪不断的缕缕愁绪写得活灵活现。而《下雨天，真好》一文，作家缘情写境，以景寓情：用松树皮碎片拼成的“听雨楼”三个字，雨丝洒落琉璃瓦的叮咚声，风雨中飘出父亲的吟诗声，越来越低，终于听不见了……这些由联想和“淅沥沥的雨声”，连缀而成的画面，便构成一种破碎、凄冷、孤寂、淡远的情境，呈现而出的是骨肉间生离死别之凄苦，聚散两依依之惆怅。
于平淡中注入深沉，在字里行间流淌着一种无处不在的浅愁，“记曩昔的亲人，写海外的友谊，都因这份浅愁而更深沉”⑾，是琦君行文的一大特色。她是以“时时体验人情，观察物态，对人要有佛家怜悯心肠，不得着一分憎恨”的态度，以一派温情脉脉的笔墨去描述渐行渐远的“人”和“风景”，使她的散文富有诗情而不至于滥情。康·巴乌斯托夫认为：“最好的风格，首先是分寸感”。琦君是一个在创作中很能掌握情感分寸的作家，她以来不会像长江大河一样把自己的感情倾泻在作品中，也不会冷峻地将情感压抑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她总是将丰富的感情化作一丝缥缈的愁绪，不着痕迹地流露在她的作品中。
琦君散文追求蕴藉之美，她说：“诗词主蕴藉，文章亦须蕴藉，蕴藉的文章，可以见得深厚的性情，所谓‘文如其人’。”⑿她善于运用自描手法，勾勒细节和场景，让形象显示一切，而不直说什么。在《髻》一文中，她只是透过一双孩子的眼睛来观察父亲纳妾导致母亲内心的痛苦，母亲才过30岁，却梳个乡下老太婆的“鲍鱼头”，“姨娘看了只是抿嘴儿笑，父亲就直皱眉头”，而姨娘的头式各式各样，“衬托着姨娘细洁的肌肤，袅袅婷婷的水蛇腰儿，越发引得父亲笑眯了眼”。有时“母亲和姨娘就在走廊前背对背同时梳头。只听姨娘和刘嫂有说有笑，这边母亲只是闭目养神”。这些细致入微的描绘，都是些画龙点睛之笔，通过对比、渲染，将母亲的愁怨和自甘淡泊的无奈，经由一双天真无邪孩子的眼睛得以展示。
琦君散文常露一些似有似无的“哲理”，或在结尾透出“亮色”，以节制她的哀愁，很有古人“卒章显其志”的风味。而这些“哲理”并不在于阐述什么道理，而是一种漫不经心的“议论”，像自言自语似的，娓娓道来，往往是琦君一时灵感突发而产生的人生感悟。《老树与小菌》一文中将自己与古木、小菌一比，“我究竟已来到这个世界，遭逢过苦难，也享受过幸福。快乐过，也悲伤过。生命无论多么短暂，都要珍惜而无须怨尤。就像小菌似的在老树下发放异采，然后安心地萎谢”。在《髻》和《鲜牛奶的故事》中，她对使母亲抑郁终生的姨娘非但无怨恨之心，甚至与她相依为命，就基于“人生并不是为享受，却是要有更多的给予；并不是嫉恨剥夺他人的快乐，仍是要以温厚与同情换取与别人同样的快乐”的思想。显然，琦君的哲理感悟，不仅化感伤为含蓄，还能化戾气为祥和，抵达情理中和的境界。
琦君散文还善于活用诗词名句和音韵节奏。她时常“援引一句古典诗词，以蒙太奇的声形交错，化解几乎逾越限度的忧伤”，使她的散文有一种独特的词韵。《时间·时间》一文以“青山本是伤心地，白骨曾为上冢人”，“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倾去来今”来表达现代人被时间“杀戳”的悲哀，十分凝炼、含蓄，结尾援引恩师名诗“不愁折尽平生福，但愿虔修来世闲”以化释惜时的感伤。有时，她还于文章和每一段或末尾，着意嵌入古典佳句和先哲的警语，与文中所抒发的情怀十分合拍，创造出一种诗的意境，如《西湖忆旧》一文中“居近湖滨归钓迟”写父女钓鱼取乐，父亲随口吟诗：“不钓浮名不钓愁，轻舟细雨六桥舟。”“我”马上接着打油道：“归来莫笑空空桶，酒满清樽月满楼。”由于文中加入一些名句和打油诗，行文就显得饶有情趣、生气盎然。全文引用了不少古诗词，十个小标题都是琅琅上口的诗句，将诗词美与琦君笔下所描绘的西湖美融为一炉，给人以“风景是家乡的美”的感觉，从而引发一股淡淡的、悠远的乡愁。
此外，琦君散文并不拘泥于“烟愁”风格，还有其委婉多姿、发展变化的一面。在她的抒情文中，幽默时而如星光点点，乍隐或现，时而如繁花似锦，俯拾即是。她写童年生活的散文，特别是写外公的故事，包括她为人母而写的教子篇，文字大多具有口语化的特点，并模仿孩童的口吻，穿插一些可爱的“儿语”，又巧用象声词和叠字，笔墨轻松幽默，活泼而富有童趣。而在《启蒙师》、《鲜牛奶的故事》中，以白描手法勾勒一位“垂手而立，呼吸迫促而低微，手心冒着汗”的胆小女孩，她的幽默又化作含泪的笑，笑中有许多无奈，泪光与笑影相交织，正象征着五味杂陈的人生。她抒写夫妇情的篇什：《“三如堂”主人》、《(我的另一半)补叙》、《与我同车》等，则妙趣横生，幽默调侃，自我解嘲，字里行间洋溢着相濡以沫的夫妻情。不仅如此，在《我们的水晶宫》一文，她将早年生活在台湾，寄居司法大楼底层潮湿的、由浴室改造的小间，却豁达、幽默地称之为“水晶宫”。她自称“干女儿满天下”，却受到祖丽孩子的拒绝，她非但不生气，反称其为“非干孙”，认为比“非肥皂”、“非小说”有意思多了(《亲爱的非干孙》)。幽默之中洋溢着达观、开朗的性格，充盈着舒心的欢笑，展示其风格多姿的一面。
琦君的一些记游、写景，或抒写现实况味的杂文琐语，以及读书札记，则多具古朴文风，其特点是古语与白话相杂，句子排列讲求对偶、排比，句法也留意于工整中求变化，读来抑场顿挫，余音绕梁，颇有女词人之雅致。琦君散文极少单纯写景，即便写景也只是作为抒写故土乡情的一种背景，一个衬托，但却有风光的“点染”。如《西湖忆旧》，她在描写湖边公园、刘庄别墅，苏白公堤、雷峰塔、岳王坟、灵隐寺、十八溪等湖山秀色的同时，穿插介绍了古人传说、历史掌故、地理知识、动植物常识和当地的历史变迁与人事变化，以及当年湖上泛舟、雨中垂钓、圆荷滴露、入寺、登塔、题诗作画，尽观游玩的情趣，并抒发追念往昔的感慨，甚至在写景与写人中又对比了在台湾的生活感受，如此等等，写得摇曳多姿，酣畅淋漓，不愧为“大家闺秀”之手笔。
就琦君的怀旧散文来说，不论是抒写童年，还是怀乡思亲，随着年岁的增长，时空的差距与心境的日益敦厚，先前的离愁别恨与人生的无奈，经由时空的洗涤和心灵的孕育，化作一缕缕浅淡的“烟雾”，她就隔着这一层“雾”看“过去”，所有的一切都充满温馨与美丽，散发着岁月的淡远与醇酒的淳厚，给我们留下无穷的回味与遐想。
①琦君:《留予他年说梦痕》，台湾洪范书店1980年版。
②威克纳格：《诗学·修辞学·风格论》
③琦君:《三更有梦书当枕》
④琦君:《细说从头》，见《钱塘江畔》，台湾尔雅出版社1980年版。
⑤琦君:《悲剧与惨剧》，见《泪珠与珍珠》，中国友谊出版社1991年版。
⑥⑾杨牧：《留予他年说梦痕·序》，台湾洪范书店1980年版。
⑦白先勇：《弃妇吟》，见《桔子红了》，台湾洪范书店1991年版。
⑧见《朱光潜美学论集》（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7年版。
⑨郑明娳：《谈琦君散文》，见《琦君的世界》。
⑩罗家伦：《琦君〈菁姐〉》，见《琦君的世界》。
⑿琦君:《漫谈创作》，见《琦君小品》，台湾三民书局1960年版.
琦君偏爱“烟愁”一词所暗示的美学境界，觉得“淡淡的哀愁”，像轻烟似的，萦绕着，也散开了。“那不象征虚无缥缈，更不象征幻灭，却给我一种踏踏实实的，永恒的美的感受”①。她的散文就刻意营造一个“烟愁”世界，呈现出淡雅、婉约、温柔、娴静的美学风韵。从美学意义上说，“风格是语言的表现形态，一部分被表现者心理特征所决定，一部分则被表现的内容和意图所决定”②。这就是说“风格”的形成与个性气质和题材旨趣密切相关，是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相契合的产物。因此，考察琦君散文的“烟愁”风貌，必须进一步探讨她的情感世界和艺术个性。
所谓“烟愁”首先指的是“淡淡的哀愁”，即浅愁。琦君散文善感工愁，却很少涉及强烈激扬的情感领域，大多抒写思乡怀旧、伤逝感时的缕缕情愫。她从事散文创作之际，已度过“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少阶段，也尝过丧母的巨痛，流亡的苦楚，对人生的甜酸苦辣已有深切的体验，已能“化痛苦为信念，转烦恼为菩提”，以一颗温存的心来体味“生涯中的一花一木，一喜一悲”③。她“深感这个世界的暴戾已经够多”，认为应通过文学“多多渲染祥和美丽的一面，以作弥补”④，“即使描绘惨剧与黑暗面到了入木三分，其用心应当为唤起人类的同情心，爱心”⑤。因此，她的种种愁绪，正如杨牧所说的，“永远是无害的浅愁，不是伤人的哀叹”⑥，恰似“无边丝雨细如愁”，既撩人心肠又慰情怡性。
然而，最能说明她文字风格的是她散文本身，在《髻》一文中，作者以形传神，通过白描母亲的面容、眼神的变化，显示母亲内心的忧伤和悲苦，并通过旁观者“我”的观感强化了母亲那难言的苦衷，“我已懂得，一把小小黄杨木梳，再也理不清母亲心中的愁绪。因为在走廊的那一边，不时飘来父亲和姨娘琅琅的笑语声”，母亲剪去稀疏的头发，“又何尝剪去满怀的愁绪呢”!这就使得客观上作家所揭示的母亲被抛弃的愁绪与作家的直觉，尤其是与母女在患难中相依相知的那份情缘，融为一体，显得格外沉郁悲凉。她并不恣意宣泄伤感哀怨，只用具象的勾勒和巧妙的暗喻，就把理不清、剪不断的缕缕愁绪写得活灵活现。而《下雨天，真好》一文，作家缘情写境，以景寓情：用松树皮碎片拼成的“听雨楼”三个字，雨丝洒落琉璃瓦的叮咚声，风雨中飘出父亲的吟诗声，越来越低，终于听不见了……这些由联想和“淅沥沥的雨声”，连缀而成的画面，便构成一种破碎、凄冷、孤寂、淡远的情境，呈现而出的是骨肉间生离死别之凄苦，聚散两依依之惆怅。
于平淡中注入深沉，在字里行间流淌着一种无处不在的浅愁，“记曩昔的亲人，写海外的友谊，都因这份浅愁而更深沉”⑾，是琦君行文的一大特色。她是以“时时体验人情，观察物态，对人要有佛家怜悯心肠，不得着一分憎恨”的态度，以一派温情脉脉的笔墨去描述渐行渐远的“人”和“风景”，使她的散文富有诗情而不至于滥情。康·巴乌斯托夫认为：“最好的风格，首先是分寸感”。琦君是一个在创作中很能掌握情感分寸的作家，她以来不会像长江大河一样把自己的感情倾泻在作品中，也不会冷峻地将情感压抑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她总是将丰富的感情化作一丝缥缈的愁绪，不着痕迹地流露在她的作品中。
琦君散文追求蕴藉之美，她说：“诗词主蕴藉，文章亦须蕴藉，蕴藉的文章，可以见得深厚的性情，所谓‘文如其人’。”⑿她善于运用自描手法，勾勒细节和场景，让形象显示一切，而不直说什么。在《髻》一文中，她只是透过一双孩子的眼睛来观察父亲纳妾导致母亲内心的痛苦，母亲才过30岁，却梳个乡下老太婆的“鲍鱼头”，“姨娘看了只是抿嘴儿笑，父亲就直皱眉头”，而姨娘的头式各式各样，“衬托着姨娘细洁的肌肤，袅袅婷婷的水蛇腰儿，越发引得父亲笑眯了眼”。有时“母亲和姨娘就在走廊前背对背同时梳头。只听姨娘和刘嫂有说有笑，这边母亲只是闭目养神”。这些细致入微的描绘，都是些画龙点睛之笔，通过对比、渲染，将母亲的愁怨和自甘淡泊的无奈，经由一双天真无邪孩子的眼睛得以展示。
琦君散文常露一些似有似无的“哲理”，或在结尾透出“亮色”，以节制她的哀愁，很有古人“卒章显其志”的风味。而这些“哲理”并不在于阐述什么道理，而是一种漫不经心的“议论”，像自言自语似的，娓娓道来，往往是琦君一时灵感突发而产生的人生感悟。《老树与小菌》一文中将自己与古木、小菌一比，“我究竟已来到这个世界，遭逢过苦难，也享受过幸福。快乐过，也悲伤过。生命无论多么短暂，都要珍惜而无须怨尤。就像小菌似的在老树下发放异采，然后安心地萎谢”。在《髻》和《鲜牛奶的故事》中，她对使母亲抑郁终生的姨娘非但无怨恨之心，甚至与她相依为命，就基于“人生并不是为享受，却是要有更多的给予；并不是嫉恨剥夺他人的快乐，仍是要以温厚与同情换取与别人同样的快乐”的思想。显然，琦君的哲理感悟，不仅化感伤为含蓄，还能化戾气为祥和，抵达情理中和的境界。
琦君散文还善于活用诗词名句和音韵节奏。她时常“援引一句古典诗词，以蒙太奇的声形交错，化解几乎逾越限度的忧伤”，使她的散文有一种独特的词韵。《时间·时间》一文以“青山本是伤心地，白骨曾为上冢人”，“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倾去来今”来表达现代人被时间“杀戳”的悲哀，十分凝炼、含蓄，结尾援引恩师名诗“不愁折尽平生福，但愿虔修来世闲”以化释惜时的感伤。有时，她还于文章和每一段或末尾，着意嵌入古典佳句和先哲的警语，与文中所抒发的情怀十分合拍，创造出一种诗的意境，如《西湖忆旧》一文中“居近湖滨归钓迟”写父女钓鱼取乐，父亲随口吟诗：“不钓浮名不钓愁，轻舟细雨六桥舟。”“我”马上接着打油道：“归来莫笑空空桶，酒满清樽月满楼。”由于文中加入一些名句和打油诗，行文就显得饶有情趣、生气盎然。全文引用了不少古诗词，十个小标题都是琅琅上口的诗句，将诗词美与琦君笔下所描绘的西湖美融为一炉，给人以“风景是家乡的美”的感觉，从而引发一股淡淡的、悠远的乡愁。
此外，琦君散文并不拘泥于“烟愁”风格，还有其委婉多姿、发展变化的一面。在她的抒情文中，幽默时而如星光点点，乍隐或现，时而如繁花似锦，俯拾即是。她写童年生活的散文，特别是写外公的故事，包括她为人母而写的教子篇，文字大多具有口语化的特点，并模仿孩童的口吻，穿插一些可爱的“儿语”，又巧用象声词和叠字，笔墨轻松幽默，活泼而富有童趣。而在《启蒙师》、《鲜牛奶的故事》中，以白描手法勾勒一位“垂手而立，呼吸迫促而低微，手心冒着汗”的胆小女孩，她的幽默又化作含泪的笑，笑中有许多无奈，泪光与笑影相交织，正象征着五味杂陈的人生。她抒写夫妇情的篇什：《“三如堂”主人》、《(我的另一半)补叙》、《与我同车》等，则妙趣横生，幽默调侃，自我解嘲，字里行间洋溢着相濡以沫的夫妻情。不仅如此，在《我们的水晶宫》一文，她将早年生活在台湾，寄居司法大楼底层潮湿的、由浴室改造的小间，却豁达、幽默地称之为“水晶宫”。她自称“干女儿满天下”，却受到祖丽孩子的拒绝，她非但不生气，反称其为“非干孙”，认为比“非肥皂”、“非小说”有意思多了(《亲爱的非干孙》)。幽默之中洋溢着达观、开朗的性格，充盈着舒心的欢笑，展示其风格多姿的一面。
琦君的一些记游、写景，或抒写现实况味的杂文琐语，以及读书札记，则多具古朴文风，其特点是古语与白话相杂，句子排列讲求对偶、排比，句法也留意于工整中求变化，读来抑场顿挫，余音绕梁，颇有女词人之雅致。琦君散文极少单纯写景，即便写景也只是作为抒写故土乡情的一种背景，一个衬托，但却有风光的“点染”。如《西湖忆旧》，她在描写湖边公园、刘庄别墅，苏白公堤、雷峰塔、岳王坟、灵隐寺、十八溪等湖山秀色的同时，穿插介绍了古人传说、历史掌故、地理知识、动植物常识和当地的历史变迁与人事变化，以及当年湖上泛舟、雨中垂钓、圆荷滴露、入寺、登塔、题诗作画，尽观游玩的情趣，并抒发追念往昔的感慨，甚至在写景与写人中又对比了在台湾的生活感受，如此等等，写得摇曳多姿，酣畅淋漓，不愧为“大家闺秀”之手笔。
就琦君的怀旧散文来说，不论是抒写童年，还是怀乡思亲，随着年岁的增长，时空的差距与心境的日益敦厚，先前的离愁别恨与人生的无奈，经由时空的洗涤和心灵的孕育，化作一缕缕浅淡的“烟雾”，她就隔着这一层“雾”看“过去”，所有的一切都充满温馨与美丽，散发着岁月的淡远与醇酒的淳厚，给我们留下无穷的回味与遐想。
①琦君:《留予他年说梦痕》，台湾洪范书店1980年版。
②威克纳格：《诗学·修辞学·风格论》
③琦君:《三更有梦书当枕》
④琦君:《细说从头》，见《钱塘江畔》，台湾尔雅出版社1980年版。
⑤琦君:《悲剧与惨剧》，见《泪珠与珍珠》，中国友谊出版社1991年版。
⑥⑾杨牧：《留予他年说梦痕·序》，台湾洪范书店1980年版。
⑦白先勇：《弃妇吟》，见《桔子红了》，台湾洪范书店1991年版。
⑧见《朱光潜美学论集》（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7年版。
⑨郑明娳：《谈琦君散文》，见《琦君的世界》。
⑩罗家伦：《琦君〈菁姐〉》，见《琦君的世界》。
⑿琦君:《漫谈创作》，见《琦君小品》，台湾三民书局196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