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狱中题壁》“两昆仑”考
2007-12-05 12:52阅读：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以思想激进名于当时，诉诸文字，最显于世的，文有《仁学》，诗则有《狱中题壁》一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如果说《仁学》是谭嗣同戊戌变法思想的起源，1《狱中题壁》一诗即是其变法思想的总结。然而这首诗一经出现，就引起很大争议，诗中“两昆仑”一词指的是谁，众说纷纭。
最早对这首诗的“两昆仑”做出解释的是梁启超，他在《饮冰室诗话》中说：“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指侠客‘大刀’王五。”2又在《谭嗣同传》中说谭嗣同写这首诗“盖念南海也”。3但据忘机的说法，梁启超的解释还有一种，忘机在《谭嗣同疑诗之谜》一文中说：
“……谭诗中所谓之两昆仑，无疑为指死者与行者，以程婴期任公，以杵臼自任，文义甚明。且任公告我，亦如此说。近见有若干不经的解释，以昆仑为豪奴，来暗射王五与另一太监，然与去留肝胆之上文，不相连贯，实则昆仑为中国之发祥地，两昆仑者，两位堂堂之中国人也。”4
那么这“两昆仑”又是指谭嗣同和梁启超了。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两昆仑”是指王五和胡七，二人和谭嗣同所练之拳属于“昆仑派”。5
今时最流行的观点，认为“两昆仑”分别为唐才常和王五。李泽厚就指出：“谭嗣同绝命诗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寄希望于一文一武。据梁启超的解释，文
指康有为，武指大刀王五。这和谭嗣同说袁世凯宫廷政变一样，象征性得表现了既希望和平改良又不得不诉诸武力流血这种深刻的思想矛盾。唐才常恰好以自己的现实活动外化了谭嗣同思想的这种内在矛盾，并不是康有为，也不是王五，而是唐才常，成了谭嗣同上述思想遗嘱的忠实执行者。”6
笔者以为以上几种解释均缺乏十足的证据，都存在疑点。梁启超所谓“两昆仑”一指王五，而另一指南海，首先在逻辑上就行不通。谭诗“去留”之意明显，但当时嗣同连康有为生死如何都不知道，何有“去留”之说。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出了当时的情形：
“余是夕宿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讬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7
梁启超之所以硬要把康有为拉上去，是因为当时发表《谭嗣同》传时，即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公元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出于政治需要，康有为“去者”的地位和作用要凸显出来，一来为继续对抗后党，二来为排斥革命党（按：复生《仁学》始刊于《清议报》，时即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书出，排满革命之士遍相引以为据，则复生了然成革命党矣。）
那么既然“两昆仑”不是梁启超的这种解释，是不是另外一种，即忘机所说的“谭嗣同和梁启超”呢？从诗的上下文来看，“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指谭嗣同坐以待捕，“引颈而已”；而下句“去留肝胆两昆仑”，显然有了一个转折，是把将来以期“去留”的“两昆仑”。所以“两昆仑”中并不包括谭嗣同本人。
陶菊隐的观点认为“两昆仑”是王五和胡七，借胡七的口说三人练的功夫属于“昆仑派”。但这只能解释“昆仑”一词，却不能解释“去留”二字意义，至多只能解释“留”意，而胡七“访谈录”可信度不高，有很多疑点，如：
“王五比我年轻，是我介绍给他的。介绍的动机，是因为 谭先生向我学锏、太极拳、形意拳和双刀。”
“我认为双刀不及单刀好：第一，单刀易学易精；第二，单刀用处比双刀多；第三，单刀便于取携，谭先生以为然。”8
胡七讲谭嗣同向王五学单刀，而且是他介绍的。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说：“王五为幽燕大侠，以保镖为业，其势力范围，北及山海关，南及清江浦，生平以锄强扶弱为事。浏阳少年尝从之学剑术，以道义相期许。”嗣同是否向王五学单刀，至少梁启超并不知道，也只是胡七一家之言，而且在谭嗣同的书札中并未言及胡七和所谓“昆仑派”。在谭嗣同给胡理臣、罗升二仆的心中说：“尔等不必见面，必须王五爷花钱方能；惟王五爷能进来。”9也未言及胡七。倘若胡七是嗣同相期许的“两昆仑”之一，断不可能不留下只言片语。
“两昆仑”也不可能是胡理臣、罗升二仆，解释为谭嗣同用的是唐传奇“昆仑奴磨勒”的典故，虽也能解释“昆仑”一词，谭嗣同在以前的书中也确实提到过“昆仑奴”10，“去留”之意也有。（按：复生罹难后，胡、罗二仆，一人去湖北向复生的父亲谭继洵报信，另一人留在北京做料理善后工作。）但是以谭嗣同当时与二仆的关系，“尔等满怀忠爱，可嘉之至”11，以此辞推之，嗣同与二仆的关系断无这种“肝胆相照”的同道志士的层面。
至于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王五、唐才常”说，看似圆满，而且从谭嗣同思想中寻根究竟，这种思路是对的。但李泽厚显然是把唐才常的后事证嗣同的前诗乐。唐才常自力军起义是可能受了“刎颈之交”罹难，变法失败的影响，其起义失败，遇难前有诗曰：“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但能不能说是执行谭嗣同“思想遗嘱”，尚待商榷，况且此“故友”是否是具体指谭嗣同一人还是泛指也待考证。在谭嗣同、唐才常共同署名的《上欧阳中鹄书》12种说：“才常横人也，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蟣蝨千万分之一不若。”一纵一横，虽二人都有“无死畏”之志，但是本质是不同的。所以唐才常的死只能说是他自己思想延续的结果，说不上是谭嗣同思想的“内在矛盾的外化”。
那么“两昆仑”到底指的是谁呢？笔者认为是王五和梁启超。诗中“去留”之意并不是忘机所认为的是“行者与死者”，从“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两句诗合起来看，倒确实有“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的意思。“我自横刀向天笑”讲的就是梁启超所谓“酬圣主”的，但最后一句“两昆仑”是别有所指。“留者”为大刀王五，是帮助嗣同“善后”的，并不是指到菜市口收尸，而是去救光绪。梁启超在
《谭嗣同传》中说：“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说的就是大刀王五。除了大刀王五是谭嗣同在狱中最信任，也是唯一能接近他的人外（按：嗣同在给二仆的信中说：“惟王五爷方能进来。”诚其系狱时，王五是唯一能接近嗣同，并为其办事的人。）另外也和谭嗣同的任侠气质有关。在《仁学》一书中就说：“故华人慎勿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按：陈涉，秦时人，二世元年七月，与吴叔屯大泽乡，迫于形势，率隶众揭竿反秦，后自立为王，号为张楚，见《史记·陈涉世家第十八》。杨玄感，隋时人，袭父爵封楚国公，见炀帝荒糜祸国，起兵反隋。事败，不受人戮辱，教其弟积善杀之，见《隋书·第三十五卷》），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13所以谭嗣同系狱之时，能为他戊戌北上变法作一个完结的最好人选即是“侠气总萌芽”的大刀王五（按：嗣同有《赠舞人诗》是写给大刀王五的：“二十年来好身手，于今侠气总萌芽。终葵入道首殊钝，浑脱观君剑欲花。太一神名书五夜，无双廉影第三车。冶城片土萧闲甚，容得干将与莫邪。快马轻刀曾遇我，长安道上老拳工。粗枝大叶英雄佛，带水拖泥富贵穷。归些游从三岛外，忽然走入众狙中。散官奉职真无状，输汝江湖卖舞容。”之语，足见嗣同与王五的交情及推崇。）“去者”是梁启超，而不是唐才常。实际上唐才常做的事和王五是同一件事。一八九八年九月，唐才常受嗣同之邀赴京助其办理新政事宜，到了武汉，就传来戊戌政变和嗣同遇害的消息。唐才常想联络哥老会，去救光绪。所以，唐才常最多也只能在“留”的层面上。“去者”只能是梁启超，正如梁氏在《谭嗣同传》中写的，“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谭嗣同在狱中给梁启超的绝笔信中说：“卓如未死，以此书付之，卓如其必不辜负嗣同、皇上也。”１４所以谭嗣同确实对梁启超是有所讬的，而且嗣同系狱前后与其接触最多的就是王五和梁启超。“昆仑”的解释也不是什么“昆仑派”、“昆仑奴”，而是为了形容“去留”二者的人格高大以及肩负任务之重。
从谭嗣同的思想，成诗的情境和诗作本身看，谭诗中的“两昆仑”似指的就是王五和梁启超了。
注：
１：《任学》写于谭候补南京之时，时年三十一岁，而他把三十岁以前写的书称为“旧学”，以后便不复事此。所以如今讲谭嗣同的思想，主要还是要从《仁学》开始。
２：见《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饮冰室诗话》（节选）
３、７、９、１１、１２、１３、１４，俱出于《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 编，中华书局
４：原见一九五六年四月香港《天文台》第九十六号，转引自李敖《“两昆仑”考》，《李敖大全集２》
５、８见陶菊隐《新语林》“去留肝胆两昆仑”篇，转引自《文史春秋》，１９９４年０２期
６：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谭嗣同思想研究》
１０：见《谭嗣同全集·石菊影庐笔识》五十七条：“友人邹沅帆撰《西征纪程》，谓希玛纳雅山及昆仑，精确可信。希玛纳雅山在印度北，唐人呼印度人为昆仑奴，亦一证也。”
